三、新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
媒介是我们的经验世界变革的动因,是我们互动关系变化的动因,也是我们如何使用感知的动因——这里所谓感知是经过媒介延伸的感知[7]。 大众媒体对人们思想观念以及观点态度的形成与改变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是个体价值观念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传统媒体占据大众传播主流的时代,媒体在信息来源空间上的狭窄以及报道比例的失当时而有之。传统媒体我们可称为“城市媒体”,由于其大多为面向城市居民生活的晚报、都市报。真正为农民工所办,替农民工说话的媒体几乎没有,这种媒体报道的失衡使得农民工形象成为了一个固定的形象,称之为“刻板印象”,究其缘由,我想可以归结到以下这一方面:传统媒体过于追求新闻报道的真实、客观、公正,从一个旁观者的视角看待农民工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只能看到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各种负面、妖魔化的报道,用一句非常刻薄但却十分真实的话来讲“城市需要的是农民工廉价的劳动力,却不需要农民工参与城市生活”,在这种媒体报道造成的社会认知下,老一代农民工也很难会有更高的自我认知,他们成了单纯的城市工作参与者。
随着新媒体的广泛应用,这个问题也在逐渐被解决,新媒体的即时性、交互性使得信息资源超速流动,使得以传统媒体为主的“城市媒体”变成了真正的大众媒体,在具有客观、真实等特性的同时更具有了人性化的特点,其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报道也愈加丰富、多样。换句话说,新媒体在改变农民工在大众心目中的“刻板形象”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改变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知,虽然还是没有将新生代农民工视作城市生活的参与者,但仍具有巨大进步意义。
新媒体是指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媒体已然成为了社会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讲,它更是一个新型的、重要的社区融入方式。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主动接触新媒体、运用新媒体,新媒体使其能够更快地接受到城市文明的影响,使他们的价值观更加趋于城市同龄人。另一方面,新媒体也提高了他们的话语能力,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将自己的心理表达出来,从而得到更多关注。由于新媒体的迅猛发展,其对社会的影响不容小觑,它们更加客观正面地报道相关事实,从社会反响角度出发使越来越多的人们重新审视了农民工身份认同问题,并愿意给予尊重和帮助。
新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还体现在社会舆论这一方面。在社会舆论的引导和形成方面,媒体力量无疑是最重要的工具。反观传统媒体缺少群众参与和互动平台,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在这方面做的算是相对不错的。大众媒介所展现的并不是受众的规模,而是人人参与的事实。 自动化条件下的商品产业和娱乐产业的结构特征有共同之处,二者都接近于瞬息万里的信息条件。自动化不只影响生产,它还影响消费和市场机制的每一个阶段。因为在自动化电路中,消费者又成了生产者,他酷似马赛克形态电讯的读者。在读报的过程中,读者自己就在生产新闻,或者说读者自己就是他生产的新闻。由于网络数字化信息时代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百姓也能成为实时报道的自媒体,并且他们的报道更加直接、实时,虽然不可避免主观因素的加入,但为我们正视农民工群体起着不可忽视的舆论影响。同时,新媒体也不断增加与传统媒体的合作,给农民工群体提供更大更广的舞台,促进其良好社会形象的树立。如近年来流行的“草根文化”即说明了新媒体给农民工带来的身份认同的变化。通过网络视频走红的“旭日阳刚”组合,因为“煤球舞”走红的“煤球哥”李新义等等,他们都代表了农民工自强不息努力融入社会生活的积极向上的态度。另一方面,新媒体也逐渐将目光投向农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例如中央电视台综艺节目《星光大道》,它以“百姓自娱自乐”为宗旨,为大众提供了展现才艺的舞台,还有更加多种多样的电视节目都为农民工提供了诸多展示自己、实现自身理想的平台。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新媒体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变化。
并且我们可以将新旧媒体再做一次比较,传统媒体是通过社会精英的对话和独白来确定农民工形象的,农民工无法公开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新媒体中,避开了精英们的对话和独白,农民工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使得媒体对农民工的报道多样化。
新生代农民工学习运用新媒体就如同他们学会说普通话、改变自己的穿着打扮、更加关注社会政策、动态一样,是一种提高其自身身份认同的途径。新生代农民工比起老一辈农民工表现出更强烈的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他们渴望被认同,更加积极地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而新媒体以其形式丰富、互动性强、性价比高、推广方便等特点迎合了新生代农民工的需要,他们积极地运用新媒体,将新媒体作为他们了解城市生活的一种有效方式,也作为他们融入城市社会、展示自我的舞台。而新媒体反过来同样也通过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谋求更深刻、全面的社会反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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