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的生成：都市类报纸时评公共性之实现【2】

二、都市类报纸时评公共性的达成：常识的建构

在西方哲学中常识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种是指感觉，但它不是视、听等外在的感觉，而是指一种内在的感觉，另外是指人们在日常行事中所具备的一种基本的理智、见识和判断能力等。从第二种常识的界定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常识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在政治等相关的公共性实践中起约束与规范作用的基本准则，另外一种则是与认识论密切相关即一种认识世界的能力与知识形态。在探讨公共性与常识的关系时，我们首先要弄清楚要认识常识、日常知识、科学知识以及理论的关系。“在概念中要区分常识与日常知识，日常知识内涵比常识要广，可以这样认为日常知识包括常识，常识只是其一部分”[5]。而常识与科学知识的关系来看，科学知识在其起源上与常识关系密切，其次当人类在建构科学知识之时，常识在其中起到了公理和方法的作用。但同时要指出的是常识与理论两者不是处在一个层面上，就拿常识解释与理论解释来比较常识解释呈现散点状，并不是系统化，而是就事论事；理论解释则不同，理论解释呈现系统性，理论里面所包含的各项定理是有机的勾连，对世界提供一个统一的解释，形成一个整体因此说“常识解释就事论事，而一种理论对各种现象的解释互相勾连，形成一个整体”[6]。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常识是散点状，随着科学的发展，常识与科学、理论分离，在这风险社会里，人们所面对的各种风险需要理论来解释，然理论解释如用抽象的言语来表达则效果欠佳，因此理论解释须用日常语言来陈述，使得理论内化为人们认识世界的能力。

作为都市类报纸的时评，是公共舆论表达的一种形式，时评的受众是公众，都市类报纸通过时评来到大公共性的塑造在具体操作上可以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一是时评的内容的选择上，都市类报纸的时评遵循维护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从自身角度来看，这种公共利益的取向是都市类报纸主流化转型诉求的重要途径，从读者角度来看又可以为公众提供表达意见和利益的平台。公共性价值的达成，还有赖于公民社会的形成，公民社会不同于以往那种依靠政府强制性的权威共同体，公民不同于以往的臣民，臣民并不是国家的主人，也不同于以往的人民概念，人民是个政治性概念，具有历史的特殊性，从“公民”这个词来说，它没有“人民”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是中性的，“公民”是单数，强调建立在自主性基础上的个人权利，公民社会的建构在中国是个现实的问题，在中国首先要启蒙的是公民意识，都市类报纸的时评在这社会转型期是不能缺位的，在时评的设置上主要是两种，一类是开辟读者来信版或栏目，让公众参与、让公众发言，其意义不仅在于加强了报纸与远置的良性互动更在于经过持续不断公众表达是民意得到凸显，第二类通过社论等方式利用固定的版面，达到公民意识的启蒙，都市类时评的价值就在于告诉人民公民社会的常识，并且能利用这些常识来理性思考。都市类报纸时评对公民常识的启蒙，并不是在抽象层面的逻辑愿意，而是通过议题的常识处理，将其内化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善恶、是非标准。

只有公民社会的常识、常情被大众所知道、认同、并内化为人们日常行为规范时，公民的意识才算形成。二是通过一种常识的话语来进行叙述，常识性的话语形态是从“这是从常人而非专家的视角出发而阐释的心理学形态。因此，常人关心的是生活的原则，而非普遍性的规律”[7]。科学性的话语虽然精密，但却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用这种话语作为时评的叙述方式，很难形成对话，最多只不过成了媒体的自白。因此都市类报纸的新闻时评在叙述时应该用常识性的话语的叙述角度，新闻时评不能只是作者的独白，而是想象与读者的对话，因此说常识性叙述的话语就是相对于那些抽象性、使用概念的专业语言而言，它更强调用生活经验、以通俗的话语来表达，体现一种平民的交往方式，而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话语，让平民能理解复杂的专业性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