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的生成：都市类报纸时评公共性之实现

摘 要：近年来中国都市类报纸的时评方兴未艾，在这“热”的背后，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及都市类报纸的新闻时评“讲时效性选题缺乏判断”、“追求眼球效应忽视理性思考”、“一味夸夸奇谈而不讲专业深度”。本文主要从常识的生成与公共性的角度，对当今的都市类报纸的时评进行研究。

关键词：时评；常识；公共性

1999年底，《中国青年报》的言论版“青年话题”诞生，尽管《中国青年报》并不属于都市报，但是“青年话题”的诞生之所以屡屡被称为启动都市报评论话语实践的标志性事件，“如果说《青年话题》是都市报评论起步的诱因，那么促使这个诱因的意义无限放大的动力则是都市报‘主流化’战略的提出。 ‘主流化’就是要扩大都市报的影响力，作为能够反思社会、提供建议、针砭时弊的媒体评论来说，当然是提高媒介影响力的重要形式之[1]” 2002年3月4日，《南方都市报》在全国都市报中率先开办社论版，同样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这一举动不仅实现了时评观念的革新，也最终将都市报评论引向繁荣，尤其是《南方都市报》利用时评作为迈向主流化的策略成功运用，使得都市类报纸在市场经济效应和社会效益找到了平衡点，在南方都市报时评成功的效应下，各地的报纸都纷纷创办时评版面，如《江南都市报》的“江南时评”，《楚天都市报》的“望图生议”、《广州日报》的“今日时评”等。到了2008年，《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中国青年报》不约而同地或增扩言论版，或增加刊期，或创办“评论周刊”，言论版的竞争更趋火热[1]。

从中可以看出市场逻辑依然是重要的推动力，主流化跟市场在逻辑上并不是对立关系，报纸要获得好的经济效应，就必须占有市场，但如果报纸“唯利是图”的话，就没法塑造报纸良好的声誉和公信力，最终也无法实现经济效益。

一、都市类报纸时评与公共性

在论述都市类报纸时评与公共性的关系之前，我们先要仔细区分公共性与公共领域这两个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甚至在一些文章中这两者是不分的，但实际上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公共性为何会生成，首先就人们不是孤立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在一个公共的空间里，那么必然就存着共同的问题；其次在公共空间里人们对共同的问题发表意见，进行协商，这种表达需要一个公开化的交流平台，因此说达成公共性便要具备两个要素：公共性的问题和公开化的平台，哈贝马斯认为大众媒体创造了个体非强制表达公共意见的条件，并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总之，‘公共性’是人们通过在公共领域内的协商和谈判，产生的具有理性和批判精神的共识，其目标是实现和增进公共场域内的公共利益”[2]。公共性的标志为理性和批判精神共识的达成，归宿点是为了促进公共利益为目标。

在市场经济中诞生的都市类报纸，以及在以争取高端市场和长远利益为目标的“主流化”转型中，都市报评论所担负的责任是彰显“主流化”所包含的价值形态。“《南方都市报》的评论选题充分地体现了这些观念，大多数的评论选题都可以归结到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报社认为只有这样的取向才可以反映报纸的主流化转型诉求，而广大读者也从这些取向中感受到报纸为公众利益说话的姿态以及为公众意见提供平台的努力”[3]。

所以我们不能否认市场经济对都市类报纸公共性的重要作用，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一起书面信息都是有价的；很显然扩大销量，可以增加效益。由于这个原因，一部分现成的信息材料被定期翻印，匿名发表—这样，它们就获得了公共性” [4]。但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对公共性具有负面的影响，我们还是先回到“主流化”这个关键词来，《南方都市报》提出的主流概念实质上是要“针对主流社会、锁定主流人群、吸引主流读者”，其动因在于：“只有针对主流读者，才能吸纳主流广告”[3]，而主流市场、主流人群、主流读者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就是高端读者。因此这个主流的诉求具有强烈的功利性。 这种对高端读者的追求，实质上是对底层人群的忽视，这就与关注弱势群体的理念有了差距。然而社会的共识的达成，不能漠视弱势群体的呼声，公共性的落脚点还是公共利益，正如前面所述，公共性的达成需要理性和批判精神建立共识，这种共识达成的过程是通过意见的交流，报纸在实现意见交流的功能，有其特性，报纸是一种大众化产品，不是对抽象价值观的严密的逻辑演绎，若不与常识相结合则无法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