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校报工作了19年”
1960年,邱沛篁从四川大学中文系提前毕业,被分配到了四川大学校报担任记者、编辑。“我是提前毕业的,我们那一届的本科学制改为五年,因为上一届还是四年学制,所以到我们四年级的时候就出现了没有毕业生的情况。而学校那时候又需要干部,所以就选择了一些优秀的本科生提前毕业。这在我们那时被称为‘吃青’。”邱沛篁接着说,“我们当时不兴个人选择,是学校决定把我留下来的。当时提前毕业的包括我一共有三个学生,我留在了学校党委宣传部,另外一位同学到了成都日报,还有一位同学去了省文联。”
就这样,21岁的邱沛篁开始了真正的职业采编人生,从1960年留任到1979年调离,校报工作的经历为他其后的学术生涯做了重要的铺垫。“我在校报工作了19年,校报可以说成了我另一个更加丰富的大学校与课堂。第一,在校报编辑工作中,我深刻地学习与体会到从事新闻工作坚持党性原则、真实性原则的重要性;第二,在校报采访工作中,我有幸采访了校内外许多著名学者、专家、教授和普通师生员工,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第三,在校报工作中,我们还承担了对外报道和宣传川大的任务,在校党委宣传部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对外报道组,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四川日报》《成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从而得到了更多的新闻业务学习机会;第四,校报工作使我与党委宣传部、校报编辑部的同志们结下了深厚情谊;第五,我们成立了学生通讯组、采访组、秘书组等,让学生为办好校报做贡献的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写作能力和社会工作能力。”
实际上,19年的校报经历,带给邱沛篁的还远远不止这些,娴熟的采写经验与频繁的业界往来其实更深层次地打开了邱沛篁的工作理念与思路,并对他日后的新闻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他所言,“这19年的采写经验对我搞新闻教育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为什么后来川大的新闻教育模式改革能够先后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这与我在这19年的新闻实践中积累了经验,跟业界、政界都建立了很自然、很友好的关系有关”。
不仅如此,在调离校报转为一名新闻专业教师之后,邱沛篁依旧保持着记者的本色。“1981年,四川大学新闻专业正式开课,我主讲新闻采访课,当了老师我也不忘自己还是记者,并把新闻实践看作是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新闻教育工作不断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内容与途径。”邱沛篁继续说道,“1979年7月,我有幸在北京采访了著名作家茅盾,发表了通讯《手浇桃李千行绿》。1980年8月至1981年7月,我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进修学习期间,7次登门到著名作家巴金家里采访,发表了《金秋时节访巴金》《巴金谈文明》《三访巴金谈体会》等专访与文章。1981年6月,我又受《文学报》委托专程到广州采访了著名作家秦牧,发表了《花城访秦牧》的通讯。”不仅如此,唐弢、牛群、魏明伦、倪萍、谢晋等文学艺术界的名人都曾接受过邱沛篁的专访,在他的实践生涯中,这些经历已然传为佳话。
同时,在各种教学、科研活动中,只要有机会,邱沛篁就会把自己亲历的事情、见闻、故事采写并报道出来,先后发表了《二进中南海》《聚会新华社》《眉山新貌》《莫斯科掠影》《澳大利亚见闻》等文章。他说:“正是在这些难得的新闻实践活动中,我从被采访者身上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知识和素材,从许许多多的地方和事件中受到宝贵的文化熏陶与感染,并得到终身受益的教育与鼓舞,进一步尝到了新闻实践的甜头。”
对新闻工作的热爱,让邱沛篁有着乐此不疲的劲头与动力,在教师与记者的双重身份中游刃有余地行走。丰厚的新闻采写经历,又让邱沛篁充满了乐于分享的自信与激情,在勤勉与钻研的工作风格中开拓探索,不止步、不守旧。毫无疑问,这种积极实干的精神既受益于他的过去,也将施益于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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