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者的文化担当——访上海大学新闻理论研究中心主任郝雨

 编者按：上海大学新闻研究中心主要以新闻理论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新闻舆论监督、新闻体制改革及新媒体发展变革等为研究方向。多年来，中心秉承理性、科学的研究理念，开展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使得中心团队成员在理论素养、专业素养、知识素养、文化素养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担任中心主任的是多年热衷于新闻传播研究的郝雨教授，近几年，郝教授集中于新媒体时代民族文化传承的研究，以及中国媒介批评学原创体系建设，新媒体时代人文精神重建与弘扬。同时不断将研究成果运用到社会实践当中，并从中获取新的知识和方法，探寻新的传播规律。近期，本刊记者有幸采访了郝雨主任，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他作为现代文化学者，所独具的现世文化担当与特有的人文情怀。 

郝雨，男，原名郝一民，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大学新闻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副会长，文化批评专栏作家。自1987年以来，先后在《现代传播》、《当代传播》、《新闻记者》、《今传媒》及《中国传媒报告》、《二十一世纪》（香港）、《联合文学》（台湾）等海内外数十家核心期刊发表新闻传播学论文百余篇，其中数十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研究》等核心期刊转载；出版专著十余部；主持教育部、上海市社科项目多项；曾获河北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专家提名奖、河北省新闻一等奖、上海市社会科学年会优秀论文奖等奖项。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郝教授您好！很荣幸能采访到您。我们知道，您原来的专业研究方向是现当代文学，后来转为新闻传播研究，请您谈谈如何实现了这一过渡转型？

郝雨：很高兴接受贵刊的采访。是的，我原本的专业是现当代文学，我也从事过文艺理论和美学方面的研究。我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始于我大学毕业以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2000年以后，后来，研究方向转到新闻传播。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正值国内的传学发展兴盛期，我没能亲历和参与这一最活跃阶段。但是，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无论是早期的现当代文学还是后来的新闻传播，都有其互融共通之处，在我出版的第三本专著《告别世纪》里，相关文学研究部分就采用了大量诸如符号学、叙事学、精神分析学的西方批评方法。另外，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政治经济学派等一些在传播学领域广泛应用的理论，在文学研究中，基本上都有借鉴和应用。所以，我从文学研究转到新闻研究领域，虽然算是半路出家，但也并非完全另起炉灶。

记者：请您谈谈您完成学科转型的最初阶段，也就是转入传播学理论思想研究的知识迁移过程。

郝雨：其实我转入传播学研究的这个过程，也很有意思。起初，我是想把传播学作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带入现当代文学研究，来借鉴应用的。我发现用传播学的相关理论来研究现代文学的生态现象、现当代的作家作品，很是奏效。于是，我开始了一个系列化的研究，就是从新文化运动初期到高潮的这十年，有很多值得研究的传播现象。在我早期的专著《中国现代文化的发生与传播》中，采用了一些传播学理论，来深入剖析新文化运动的发生、高潮和影响。研究了陈独秀、梁启超、鲁迅、郭沫若等一代文化先驱，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开辟以及中国现代传播思想、研究方法的影响等。此部专著还获得了上海市图书展前二十名的最佳图书入围奖。

记者：早在2001年，您完全转入新闻理论教学。请您谈谈这个时期您所从事的专业理论教材的编写过程。

郝雨：从2001年起，转入新闻理论教学，就开始了对新闻理论全面的了解与研究。研究初期，我搜集了大量国内外的理论教材，包括我国80年代最早的甘惜分版人大内部教材等大量基础教材、文献，以及学界的最新理论成果，经过两三年的努力，于2003年正式出版自己的新闻理论教材《新闻学概论》，但就现在看来，其基本的体系框架还是脉承了李良荣、童兵、邵培仁、黄旦等的教材内容，只是稍微做了思路编排的调整与改造。当然，这个教材编写的过程十分重要，尽量广泛地收集和研究先行著作的特点、优点，并且在书中一一如实地作了介绍和分析。这本书虽然写得很匆忙很粗糙，当时还是得到了童兵教授的肯定与支持，他为我写了书的序言:《以丰富的知识扶持理论创新》。通过这本书的编写，我不仅对于我国整个新闻理论的研究与教学状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而且，也从中认识到了国内专业教材出版的各种窘况，照搬陈旧，缺乏独立创新，特别是全球化进程及互联网、新媒体产生与发展，伴随新媒体的市场化、产业化进程，日益显现了教材理论与时代的脱节，我越来越意识到，应及时跳出传统思维框架的禁锢，开始尝试用新体例来重新编写教材。因此，出了这本书，并在几轮的课堂教学实践中使用过后，我又开始着手一部更加具有探索性的教材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