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论给社会治理带来的挑战

【摘要】随着交通、通信和传媒等技术的迅猛发展，整个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液态化的社会，人类原有的社会结构、组织模式和思想观念正在不断地被溶解、重构。在中国，网络作为先进的传媒技术和传播平台，正在成为当代最重要的社会溶剂，网络中生成的社会舆论正在给社会治理带来巨大的挑战，如扩大信息鸿沟、伤害社会诚信、侵犯公民权益、酿成群众司法等。社会管理机构只有很好地应对这些问题，才能引导公众建设和维护一个良好的、和谐的社会环境。

【关键词】网络；公共舆论；社会治理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ount Bauman）在世纪之交提出了“流动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的概念。他在2000年出版的专著《流动的现代性》中指出：人类原有的坚固的、沉重的、形状明确的金字塔式的社会，正在向动荡不安、流动易变的液态社会转变。液态社会的主要特征是生产方式的流动性、思维方式的碎片化和行为方式的失范化。液态社会终结了地理和空间的意义，动摇了单一、稳定的中心权威，时间和速度成为权力的新标志。随着交通、通信和传媒等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进入了液态化最快的时期，人类原有的社会结构、组织模式和思想观念正在不断被溶解、重构。在中国，网络作为先进的传媒技术和传播平台，正在成为当代最重要的社会溶剂。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新媒体的使用也不例外。新媒体一方面提高了人类智慧，扩大了公众的表达自由，提高了公民参政议政的直接性；另一方面也冲击了传统伦理道德，催生了不少新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我国网络舆论经常来势汹汹，“对于政府来说，这里成了‘最危险的地方’，有着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强大力量”[1]。网络舆论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演变成舆论冲突和社会行动，最终给社会和谐带来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当前，网络舆论已经给社会治理带来巨大的挑战，社会管理机构只有很好地应对这些问题，才能引导公众建设和维护一个良好的、和谐的社会环境。

一、网络既让人类进入信息过剩的时代，也让人类社会面临信息鸿沟不断拉大的问题

在普通人的观念中，传媒发展必然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程度，缩小各个阶层之间的差距，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社会平等。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李普曼认为贸易、交通状况影响人们的交往频率，个人的交往范围、社交圈受其收入的影响。那些地位较高、收入良好的人，他们会支出一定的收入用以克服交流的障碍。当他们了解了更多已经发生的事实时，他们的观念将会更加先进，因此他们会在较长时间内获得更好的收入。而那些目光短浅、自我放纵的人，不会在交往中投资，只会在养尊处优中耗掉人生。1970年美国学者蒂奇诺（Tichenor）等人明确提出了知识鸿沟的概念。他们通过实证研究指出：知识在不同阶层之间分布不同，高阶层的人因为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够比较迅速地获取媒介传递的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高低阶层间的知识差距不断拉大，最终形成所谓的信息富人（information-rich）和信息穷人（information-poor）。信息富人和信息穷人之间的信息差距就是知识鸿沟（knowledge gap）。蒂奇诺认为，除了接触媒介和学习知识的经济条件外，造成知识鸿沟扩大的因素还有：传播技能上的差异，已有知识储备的差异，社交范围的差异，对信息进行选择性接触、理解和记忆方面的差异，大众媒介的差异等。[2]

现代传媒是在市场化的环境中运作的，公众自身的社会地位、收入状况、教育水平直接影响着他们接触、理解信息的效果。网络给世界带来了极其丰富的信息，但是不同社会阶层接触、使用信息也是极端不平等的。西方学者曾将媒体信息比喻成乱石场（quarry）中成堆的碎石（the masses of a stone），这些石头可以成为教堂的建筑材料（the making of a cathedral），但媒体只是呈现它们，并不真正用它们去建设一座教堂。也就是说，媒体每天提供的是世界变动的杂乱无章的信息，这些信息可以让公众去认识世界的本质，但媒体不能也无法帮助公众去认识世界，认识世界的责任还是由学者或受众自己去承担。那些基层群众虽然生活在资讯高度发达的时代，但是他们接触信息的机会依然有限，即使他们得到了信息，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去选择、理解信息。在中国社会，那些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农民工，他们和媒体世界相隔遥远，唯有手机成为他们沟通和娱乐的重要工具。夜晚来临，他们用手机和遥远的妻儿对话，用手机播放的音乐打发寂寥的夜晚……对他们来说，民主、自由、平等是些很陌生的词汇。而在中上阶层，人们利用现代资讯享受全球化盛宴，在资本市场上进行惊心动魄的资本博弈，在虚拟空间内探讨国家民主化的路径，等等。可以说，新媒体不但没有消除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信息鸿沟，而且还有将原有信息沟扩大的趋势。如何尽可能地缩小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信息沟，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工作。

二、网络空间内信息的失真、造假，给网络诚信、社会诚信带来巨大的伤害

和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没有严密的采编部门，没有严格的采编分离制度。很多网站其实并不直接参与信息的采集，而是通过提供信息平台和技术服务，对已有的信息进行编辑、加工，从而获取信息的附加值。新媒体的信息来源主要分为两大块：一是传统媒体生产的内容，二是公众自己生产的内容。“公众自己去生产内容”是新媒体的最大特色，也是最大问题。新媒体的管理者大多是技术官僚，他们有着强烈的市场意识和技术嗅觉，但是普遍缺乏新闻专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新媒体是技术、资本和市场催生的，它本能地将经济效益作为第一追求，编辑和广告几乎时时纠缠在一起。那些辛勤给网站提供信息的“公民记者”，他们同样没有记者的专业精神和职业素养，很多网络事件不是由某个或某几个网民报道的，而是通过集体劳动集成的。公民记者通常没有意识、没有精力，更没有能力去核实新闻来源，网络事件通常不是真实事实的集成，而是局部事实和公众想象的混合物。网络语言通常是调侃的、夸张的，对事实多有误读和歪曲，人们按照公平和正义的想象建构起来的事实，往往在真实性、准确性和可靠性方面饱受质疑。网络表面上给人的感觉是匿名发布，因此，一些人自感在网络中可以逃避社会监督和道德约束，他们通常将网络作为发泄私愤和不满的工具。

前面不断提到网络是在商业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网络的商业原则其实是对新闻精神的最大伤害。随着人类生活快速网络化，社会利益快速向网络延伸，传统社会中的各种犯罪行为都在虚拟空间内找到了成长的土壤，网络病毒、网络盗版、网络赌博、金融诈骗等，已经极大地伤害了社会诚信，破坏了社会秩序。近年来，网络公关公司、网络水军异常活跃，他们以合法或非法的方式，不断绑架社会舆论制造所谓的“一夜成名”的神话。网络水军是受雇于网络公关公司，为他人发帖、回帖造势的网络公关人员。因为发帖、回帖需要成千上万的人共同完成，所以人们将那些临时征集来的发帖人称为网络水军。“‘网络水军’背后有三级利益链：最高级是负责派活、发工资的网络公关公司；次级是组织管理人手、协调工作任务的网络‘包工头’；由一些网络闲散人员组成的庞大‘水军’群则在链条底端‘干实事儿’。”[3]网络水军往往占据道德高地，抓住人性的弱点制造热门话题，煽动公众情绪，绑架社会舆论。“‘网络水军’的形成有两大主推因素：一是心态链条，当前部分人对社会的认识有所偏颇，特别是有逆反心理、容易冲动的年轻人很容易被卷入‘网络水军’的漩涡；二是经济链条，网络公关公司为黑心钱做昧心事，还有一些社会传播机构把‘网络水军’发的帖子当成新闻传播，以谋求点击率和经济利益。”[3]受西方消费社会的影响，目前社会上一些人爱慕虚荣，期望通过走捷径来谋求意外的成功。于是，网络公关公司和网络水军就抓住这些人的心理，以各种出格的方式滥用媒体、绑架舆论，挥霍网民的正义和良知。芙蓉姐姐、流氓燕、郭美美等都是通过踩踏道德底线走进公众视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