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利的传播学研究及其思想价值【2】

三、库利传播思想中的民主期盼

库利对民主抱有坚定的信念，对美国社会借助于传播实现真正的民主抱有坚定的信心，他对传播问题的研究始终没有脱离如何实现民主的基本视角。柯林斯评价说，库利的社会学思想包含着相互关联的四个维度，他的方法是有机体式的，他的观点是进化论式的，他对前景的展望是道德式的和进步式的，他的理想是民主的。[10]这样的评价同样适合库利的传播思想。

实现民主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公众在精神上的联合以及自觉参与到公共政治生活之中。美国思想传统的根基是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主要源于洛克等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自然权利学说。由于追求绝对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加之美国历史上社会组织管理的松散性特点，美国社会原子化的特征十分明显，美国人被认为特别不适合结成公共社区以及精神共同体。作为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的库利敏锐地洞见到美国社会的原子化倾向对美国未来民主发展的威胁，他创立镜中自我和首属群体理论是要表明一个事实：自我的形成离不开他人，离不开与社会的互动；社会生活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以及实现社会民主的必由之路。库利说：“自我与社会是共生的，有关自我与社会相互分离，自我与社会相互独立的概念是一种幻觉。”[11]他的首属群体和次级群体理论是镜中自我理论在具体社会关系之中的放大版和升级版，库利正是通过这一后来的理论版本在具体的家庭环境、社区关系中研究了人与人之间如何互相影响，自我人格如何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相互生成。库利正是通过自己对日常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分析发现了一个不可知的世界，创立了真正美国本土化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并发现了一个前人未曾注意到的传播问题领域，同时也让人们从中看到了民主的希望。

库利一再声称，人们之间的想象是可靠的社会现实，此举遭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误解甚至批评。库利的学说被许多人说成是超验论，彼德斯干脆说库利是一位唯心主义者，他不无讥笑地说库利的学说是一种企图使思想完全脱离肉体的学说，“库利拒绝斯宾塞和赫胥黎的唯物主义，他把社会化为一个布满哈哈镜的大厅，或者把社会化为一个没有肉体流动的符号场所”[12]。然而，这一切指责并非公正，库利所言人们之间的想象并非脱离现实的想象，这些想象乃是他人和社会加诸每个个体身上的事实，这一事实在库利那里被表述为“镜中自我”，在米德那里被表述为“主我”和“宾我”，在弗洛伊德那里被表述为“自我”“本我”和“超我”，所有这些理论的逻辑起点都是把人置于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之中，去研究人格的形成以及人的社会化过程，去研究这些人格特征是否能够满足民主社会的需要。库利与19世纪后期美国社会成长起来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在哲学上信奉的是实用主义，他拒绝承认绝对真理和绝对理性，拒绝承认各种先验的人性假设，他认为人性只能存在于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之中，偏离这一基本逻辑社会的理论才是超验论和唯心主义理论。

库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美国社会大转型的时代，这些转型包括：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由民主草创期向民主完善期的转变；由车载马驮的原始运输通信时代向以火车、机械、电报、电子技术支持的现代运输通信时代的转变。在这样一个时代，美国社会面临的紧迫问题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密切合作，社会行为的协调规范，美国人精神生活的重组和重建，精神共同体的培育更成为一项紧迫任务。对于这一大背景的性质以及与美国传播研究起源之间的关系，詹姆斯·凯瑞的观点极富启发意义。凯瑞认为美国是一个缺乏共享精神文化遗产的国家，尤其是在西部边疆地区情况更是如此；新的社会秩序不可能通过继承或在不经意间获得，它们只能通过众人的努力，苦心经营，创造一种共同文化，并付诸社会体制而建立起来。这样的共享情感、共享文化和共享社区可以通过讨论、辩论、协商、传播来组织和实现，至少在19世纪的美国传播是社区创建和维系的活跃力量。凯瑞认为，在这样一个时代没有个人的位置，自由并不是一种解除个人羁绊，从而让人独处的消极东西；一句话，自由首先要求获得公民以及公民生活之类的体制化的东西，它同时还要求获得更精致的文化创造物，如行为模式、演讲风格、演说模式、社会控制方式以及投票选举等。杜威也很好地阐明了这一观点，他说：“社会不仅仅由于传递、传播而存在；从根本上来说，社会存在于传递和传播之中。”[13]

库利的传播研究以及他对传播与民主关系问题的思考发生在这样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中。库利对传播问题的探讨没有止于镜中自我、首属群体这些最基本的社会关系领域，他还将这种探讨延伸到“大人生”（The Great Life）、“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大共同体”（The Great Community）这类主题之中。在库利看来，“大人生”是指包括道德、伦理、信仰、文化、价值等在内的精神存在，它对于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必不可少。就像他看待社会和个人一样，他也将“大人生”视为一个过程，它贯穿于人的出生、成长、死亡整个过程之中；音乐、诗歌、书籍、阅读、思考、写作等都是“大人生”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们渗透到“大人生”中。库利是一个进步主义者，但是他认为进步是不确定的，进步只是一个过程，进步的获得要靠每一个人的努力，对于“大人生”的追求正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对于“大人生”的追求旨在实现社会认同，最终，“共同体、国家以及人的联合体统统融入到这一大人生之中”[14]。库利认为传播在“大人生”以及“大共同体”的创建过程中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正是借助于传播人们才可能结成社会关系和精神共同体。

库利的“大人生”其实是19世纪美国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广泛信奉的“大共同体”概念的另一种表述。“大共同体”（The Great Community）概念最早源自19世纪英国社会学家沃拉斯，他用这一概念指称那些在规模和复杂性等方面远超过传统社会的都市化社会。对于历史进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更大、更复杂社会现象的关注贯穿于欧洲知识分子的思考传统之中。例如斯宾塞有关尚武社会与工业社会的比较，滕尼斯关于共同体与社会的思考，凯尔迪姆关于机械化社会与有机体社会的思考，西默尔关于小镇与大都市的比较。在这些比较中，前者往往代表着其社会稳定性建立在成员和思想相似基础上的小单位，如家庭、乡村、部落等等。后者则代表着其成员和思想相似较少的大型单位，如城市、大都市等。在这些大型单位中，工业化力量已经开始出现。[4]17-18

19世纪美国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借鉴了这一思想传播，他们也用“大社会”“大共同体”之类的概念来观察和研究一个正在转型期间的美国社会。匡特（Quandt）在《从小镇到共同体》一书中列举了九位这样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他们是鼓吹进步主义改革的记者和演说家威廉·爱伦·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都市改革家和作家弗雷德·豪（Fredric Howe），赫尔会所（Hull House）的创办者简·亚当斯（Jane Addams），政治理论家以及波士顿市政改革家玛丽·帕克·福雷特（Mary Parker Follett），哲学家杜威（John Dewe），哲学家罗伊斯（Josiah Royce），美国现代社会之父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库利也名列其中。这些进步知识分子不仅仅是美国社会大转型的观察者和研究者，他们本身也经历和见证了这一大转型。他们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出身于美国的小城镇，最终来到大城市谋求职业发展；他们寄希望于一个大共同体的出现，这个大共同体实际上就是传统社会崩溃之后美国人共同生活的一个新的精神家园；他们都在思考美国未来的民主如何更好地生存于这个新的共同体的精神家园之中；通过对共同体的思考，这些进步主义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发现了传播。他们相信美国未来民主生存的重要条件之一是一个新共同体的出现，传播技术的发展是促成新共同体出现的重要手段。杜威认为新的传播技术带来了社会革命，“那些地方社区毫无例外地发现他们的事务已经被那些遥远的、隐形的组织所决定，后者的影响范围如此广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新的人类关系时代已经到来”。他声称：“由蒸汽机和电气化创造的‘大社会’可能是一个社会，但是它不是共同体；那个建立在新的人际关系和人类行为模式基础上的共同体是现代生活中的一个突出事实。”[15]

对于技术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共同体与传播之间的关系，匡特的总结非常精辟，他认为杜威和库利那个时代的进步主义知识分子都相信连接社会的共享价值源于态度和思想的自由表达、自由交换；传播的力量能够将人们的精神协作转换成为建立在身份认同和价值共享基础上的共同体；传播技术的发展可以造就这样的共同体。[4]23从这一点来看，杜威和库利等人先于英尼斯以及麦克卢汉，开启了传播技术主义的思想源头。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全球新闻与传播学院。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3FXW001）

注 释：

①根据Glenn Jacobs的说法，库利在1890年美国经济学学会举办的学术会议上认识了吉丁斯和沃德，此后与他们保持了几年通信，1894年库利就吉丁斯为他草拟的博士论题进行了答辩并获得博士学位。见Glenn Jacobs:Charles Horton Cooley:Imagining Social Reality，University of Massacbusetts Press，Amherst and Boston，2006，p.8-10。但是这一说法似乎不成立，因为库利显然是在密歇根大学获得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但是1894年吉丁斯和沃德都就职于哥伦比亚大学。

参考文献：

[1]汉诺·哈特.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M].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7。

[2]Wilbur Schramm: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A Personal Memoir，Edited By Steven H.Chaffe and Everett M.Rogers，Thousand Oaks/London/New Delhi，Sage Publications，Inc，1997.

[3]Peter Simonson:Refiguring Mass Communication:A Histor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Urbana，Chicago，and Springfield，2010.

[4]Jeanb.Quandt:From the Small Town to the Great Community:The Social Thought of Progressive lntellectuals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New Brunswick，New Jersey，1970.

[5]Glenn Jacobs:Charles Horton Cooley:Imagining Social Reality，University of Massacbusetts Press，Amherst and Boston，2006，p.112.

[6]Chaeles Horton Cooley:Social Organization， ransaction Publications，New Brunswick，New Jersey，1983,p.61.

[7]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第三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242.

[8]Chaeles Horton Cooley:Social Process，Southern Illinois Oress，1966，p.28.

[9]James W.Carey:The Chicago School and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Edited By Everette E.Dennis and Ellen Wartella:Americ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The Remembered Histor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Mahwah，New Jersey，1996，p.35.

[10]兰德尔·柯林斯，迈克尔·马科夫斯基.发现社会之旅：西方社会思想述评[M].中华书局，2006：264.

[11]Cooley:Social Organization，Transaction Publications，New Brunswick，New Jersey，1983,p.5.

[12]John Durham Peters:Speaking into the Air: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 and London，1999，P.184-188.

[13]Edited by Everette E.Dennis and Ellen Wartella:Americ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The Remembered History，Mahwah，New Jersery，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1996，p.32.

[14]Chaeles Horton Cooley:Social Process，Southern Illinois Oress，1966，p.420.

[15]John Dewey:The Public and Its Problems，Henry Holt and Company，Copyrightrenewed by，1954，by Mrs John Dewey，p.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