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薛永武

编者按：作为学者，他谦逊好学，严谨专注，墨挥巨浪，涉猎领域广泛；作为师者，他擅长人才开发、文化创意和企业策划，率先进行了“情商点名法”的教改实验，创立了“山型人才”培养模式。从教30年如一日，既教书又育人，他曾掷地有声地提出“为师当如火炬”，并以满腔的热情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美誉不断地增添荣耀。他遵从《老子》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他，厚德载物，容纳百川。他就是本期的封面人物——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薛永武教授。

薛永武，男，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人才学家、人才美学的重要开创者。1983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留校任教，先后赴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深造，师从文艺理论家杜书瀛和金元浦先生，获文学博士学位。历任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兼文学研究所所长和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会刊《现代语文》杂志主编。2005年作为人才引进，调入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出版专著与主编的著作9部，合著10部，发表文章百余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经济参考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杂志及全国200多家网站转载或评价、介绍其科研成果。1999年获国家人事部全国人事科研成果二等奖；荣获中国人才学三十年贡献奖。兼任中国人才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人才研究会特邀研究员。

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者”）：薛院长，您好！很荣幸采访您。中国海洋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以海洋和水产学科为特色的综合大学，而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为其增添了浓郁的文艺气息，请您谈谈学院的教学模式与学科优势。

薛永武：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成立于2007年，由文学院与新闻传播学院合并而成。学院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在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中国海洋大学校园曾有过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老舍、陆侃如、冯沅君等著名学者、作家云集的人文学科的两度辉煌。著名作家王蒙先生2002年4月受聘于中国海洋大学，担任顾问、教授、文学院院长，现为名誉院长。王蒙先生为我校弘扬人文传统提供了新的设想和思路，使海大在探索高等教育模式的灵活性、多样化方面，创出了特色，推进了我院在课程体系和本科教学方面的改革。我院逐步形成了如下教学模式：

第一，实施名家引领战略。实施名家引领战略主要做了这些工作：首先是开设“名家课程”。学院在每个学期都邀请海内外著名学者来学院集中授课，使学生接受一流的教育。该课程自设立以来已有严家炎、童庆炳、何西来、徐通锵、朱虹、舒乙、金元浦、陶东风、高旭东、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香港著名学者黄维梁等著名学者开设“名家课程”。其次是举办“名家讲座”。学院邀请余光中、白先勇、叶嘉莹、何西来、柳鸣九、袁行霈、冯其庸、李希凡、成中英、华克生、托洛普采夫、金圣华、胡芝凤等近百位海内外著名学者、作家和艺术家来海大举办“名家讲座”。目前，“名家讲座”已经成为海大的一个重要品牌。然后是邀请著名作家驻校写作。学校建设了作家楼，邀请王蒙等一批著名作家定期来海大作家楼创作。自2002年以来，我校聘请了王蒙先生为首席驻校作家，先后聘请了毕淑敏、余华、迟子建、张炜、尤凤伟、莫言、王海、郑愁予、严力、贾平凹等当代著名作家、诗人为驻校作家。

第二，注重在学科交叉融合中培养复合型的创新人才。我院设置专业较多，师资力量比较雄厚，根据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要，注重在学科交叉融合中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根据学校 “通识为体，专业为用”的理念，鼓励学生跨专业选修相关课程，注重引导学生在学习中对不同学科进行交叉渗透融合，不断培养自己优化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引导学生进行生涯设计，鼓励学生多元化发展。学院学科优势主要有：海洋历史文化、儿童文学、王蒙研究、汉字符号学、文化产业、人才美学、民间文学、《乐记》和辞赋研究等特色显著，处于国内领先或显著地位。

第三，注重培养具有新媒体素养和实践能力的新闻传媒人才。学院依托青岛市的新闻传媒机构，建立了多个教学实践基地，不断提高学生掌握现代新媒体的能力，在新闻媒体实践中培养学生的新闻传媒能力。为此，学院主要采取了措施：一是选派骨干教师到新闻媒体机构挂职，一方面把新闻媒体知识应用与新闻媒体实践相结合，一方面通过挂职进一步了解新闻媒体的现状，丰富新闻媒体的实践经验，为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奠定基础。二是请新闻媒体的记者、主持人、编辑等人到学院授课，与教师联合培养学生。三是除了安排新闻传播类的常规课程以外，还特别注意增设新媒体方面的课程，如网络新闻、媒介经营与管理、跨文化传播（双语授课）等。

记者：您从事跨学科教学与科研30多年，能简要地介绍一下跨学科教学吗？

薛永武：我大学学的是中文，大学毕业留校后根据本科、硕士和博士人才培养的急需，讲授了文学理论、西方文论、文学方法论、西方现代文艺思潮、西方美学、美学、古代诗文、文艺美学研究、中国现当代文论、领导科学与艺术、人才开发学、人力资源管理、文化产业人才开发、人生哲学、人才美学、行政法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课程。这些课程涉及多个一级学科，有相当大的难度，没有多学科的学术积累是无法做到的。但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进行跨学科的教学有两大好处：一是有利于促进教师自身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的优化与完善，有利于教师发现不同学科之间直接和间接的联系，从而打通各门学科的联系，掌握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二是对于学生来说，教师在进行跨学科教学的过程中，能引领学生融会贯通，掌握比较完整的知识体系，而不是彼此缺乏联系的各门课程。

记者：您能否结合文学与新闻传播学教育实践，浅谈一下“情商点名法”？

薛永武：情商点名法即教师上课前点名的时候，学生不是回答“到”，而是回答1～10之间的一个数字。具体来说，教师点名前与与学生进行沟通，要求学生把自己情绪状态的高低用相应的数字表达出来。“1”代表情绪低，精神萎靡，处于最差的心理状态，“10”代表情绪高，精神饱满，处于最佳的心理状态。由“1”到“10”，情商依次升高。情商点名法的好处有两点：一是有利于学生对自己的情商进行认知与积极调控；二是有利于教师及时了解学生的情商状态，因材施教。我曾经在十多年前在一个班级试验了一学期，取得了比较满意的试验效果，学生的情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普遍的提高。

记者：您著有《人才开发学》一书，并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设了“人才开发学”通识课，您能简单谈谈如何进行人才开发吗？

薛永武：从宏观上看，人才开发可分为四个大的层面：第一，国家的政策性开发，即国家通过各种人事人才政策，促进人才开发；第二，用人单位的岗位实践性开发，即用人单位对本单位员工的使用与开发；第三，家庭和学校的培养性开发，即家庭对孩子的教育和各类学校对学生的培养；第四，人才的自我开发，即每个人注重自我管理和自我激励。前三种开发是外在的；最后一种是内在的，前三种开发只有通过人才的自我开发才能实现，而自我开发要求人才开发的动力来自个人生命的拓展。就我个人而言，我研究人才学近三十年，一是注重把人才学所涉及的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运用于我的教书育人之中。在我分管教学和担任院长期间，我把人才开发的理念贯彻于教学管理、教学改革和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考试内容、形式等多个方面；运用于师资队伍建设，包括师资稳定、师资培养和人才引进等方面，学院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

2006年，我在全国高校率先开设《人才开发学》通识课，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全面开发潜能和优化知识、能力结构提供理论的指导，引导大学生走上正确的成才之路。

第一，我讲授《人才开发学》，注重把人才的自主开发放在突出的重要地位，从理论上引导大学生树立自我管理、自我开发的主体意识。在教材体系上，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是“人才的自律性开发”，下编是“人才的他律性开发”。采用这种安排，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成才意识，培养学生勇于为自己的行为和未来负责，克服怨天尤人、过分依赖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消极态度。

第二，《人才开发学》采用系统的理论整合法，从精神健康、生物全息律、管理学、美学等诸多角度，阐释人才开发问题，从心理上解决大学生渴望成才而又深感困惑的矛盾，指导大学生树立全新的大学习观、大人才观；为大学生进行生涯设计和缓解就业压力，提供理论支持。

第三，《人才开发学》采用名人案例启迪学生的心智。《人才开发学》把古今中外的名人作为大学生的一面镜子，引导大学生自我参照和自我对比，取长补短，开启心智。教材以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为案例：康德大学毕业后先后在三个家庭当过9年家庭教师，黑格尔在三个家庭当过6年家庭教师，以此引导学生积极面对压力和挑战，学会忍受寂寞和孤独，在沉潜中修身养性，坚持走人才可持续开发的道路。

第四，《人才开发学》引导学生按照我创立的“山型人才”的模式，对生涯进行科学的设计，树立人才开发的“马拉松”意识，力戒浮躁，克服急功近利的人生态度，用崇高理想激励学生的人才开发。

第五，《人才开发学》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注重对学生的“软开发”，采用“原野模式”的视野，提出了“鸽子模式”，对学生进行开放式开发，把培养学生千里马的开拓性与老黄牛的坚韧性和谐统一起来。所谓“软开发”，指引导学生正确认识高校办学困难和社会现实，激活学生内在生命活力，进而挖掘并激活大学生成才的内在动力。

记者：您在论著中提出“人是最重要的文化形态”，那么您认为当下“人”在自我修养与文化传播中承担了怎样的角色？

薛永武：毫无疑问，人是最重要的文化形态。可以设想，比如在各种教育中，各种教材虽然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教材是什么呢？显然是人，因为人是活教材，无论是正面教材还是反面教材。在教育中，教师是最重要的文化形态，教师的言传身教本身就蕴含特定的文化内容。“言传”，传达的是知识和思想；“身教”，传达的是行为文化。在艺术领域，演员即使在艺术表演中扮演了一个真善美的艺术形象，但如果这个演员在现实中的作为是假恶丑，那么观众就不会相信你的艺术表演。所以，每个人的自我修养本身就传播着特定的内容，而每个人又是最重要的文化传播者，代表着特定群体、特定区域、特定民族和特定国家的文化形象。目前，我国在发展文化事业和实施文化强国战略过程中，恰恰最需要对人的维度的关注，因此，应该鼓励和引导每个社会成员不断加强自我的文化修养，才能真正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

记者：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您认为在这一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的机遇与挑战是什么？

薛永武：目前，我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确实存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态势，但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挑战甚至要大于机遇。就机遇而言，一方面，党和政府已经认识到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性，正在采取有效措施鼓励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客观上为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全国近些年文化产业园与文化企业迅速崛起，又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平台。但是，我们目前的挑战是很严峻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第一，我们缺乏高端文化创意人才，尤其是缺乏具有复合型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的复合型文化创意人才；第二，我们还缺乏有效的激励文化创意的政策和人文环境；第三，缺乏完善的培养文化创意人才的教育机制；第四，政府和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短期行为，片面追求文化创意的经济效益，客观上必然影响文化创意的先进性、科学性和审美性。第五，缺乏文化创意的国际视野。第六，缺乏高素质的文化企业家。近些年一部分房地产商纷纷投入文化产业园的建设，他们有的真想发展文化产业，但有的企业家主要是为了圈地而“挂羊头卖狗肉”，仍然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而不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即使一批真想发展文化产业的企业家，由于他们不懂得文化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而采取用一般商品生产的方式研发文化商品，难以取得理想的愿景，甚至事与愿违。（作者简介：张园，女，今传媒杂志社编辑，主要从事传媒理论和实践研究；李凯波，男，今传媒杂志社编辑，主要从事传媒理论和实践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