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想让你写一篇好的文章” 

去年9月，笔者应邀到上海参加一个学术交流活动，有幸见到《新闻记者》杂志的几位朋友，并承赠《中国传媒业的观察家与思想者》一书。这是他们为纪念创刊30年，从杂志发表的众多文章中选取46篇汇编而成的。这些篇目都体现出浓厚的历史气息与时代印记，特别是通过每篇后面所附的刊发时间，更能体味到近三十年中国新闻史之演进轨迹。比如《寂寞的作家在寂寞中离去》，就是如此。这篇以新华社记者郭玲春为对象的访谈，刊发于《新闻记者》1989年第1期。

1988年5月10日，著名作家沈从文在北京辞世。其时正在台北的聂华苓很快就获悉消息，随后连夜写成哀悼文章，11日就在《联合时报》发表了。主标题是《与自然融合的人回归自然了》，副题是《台北旅次惊闻沈从文先生辞世》。随后美国、香港等地的报纸也陆续有了专题新闻。而国内的情况又如何呢?以具有风向标意义的《人民日报》为例，直到19日才刊出郭玲春采写的新华社电讯《杰出作家沈从文告别亲友读者》。而此时，台北《中国时报》以及从美国向北京的越洋电话早就打到沈从文家里，采访了沈先生夫人张兆和。

可以说，这一役，国内新闻界特别是新华社输得很惨，也很憋屈。即如郭玲春在访谈中所说，这里的确“有工作上的疏忽”。作为当事人，她更坦承，自己也有些责任。因为她知道消息时，已是沈先生去世两天后。还不是从正规渠道传来的，而是一位记者听别人传说后转告她的。得到消息后，“新华社按分工隶属的做法，先要讨论这个新闻的归口问题”。而沈先生既是作家又是历史研究工作者，究竟属那个组负责，不好明确。后经商量，决定由她们这组负责。郭玲春认为，沈老去世三天以后再发消息，意思不大。因而提出等到告别仪式时，发一则比较详细的报道。

没想到隔天《人民日报海外版》就发了一则沈先生去世的简讯，这是中新社记者采写的。总编室的负责人来动员，要郭玲春也发一条简讯。郭认为，新华社的消息发在中新社之后，没意思，还是坚持告别会后再发。后来她解释说，当时的想法“只是从技术性的角度”着眼，而没有太多考虑沈先生这位著名作家在国内外的影响。

当然，更重要的，或许还是“观念的问题”，特别是“只看官衔的作风”。国内一些人做事情，往往不是看这个人的学术成果有多大，而是看这个人的头衔。沈先生是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历史研究所就按研究员的规格处理丧事。而研究员去世，一般是不发新闻的，因此，他们没通知新闻单位，也没通知与沈先生有关的其他单位。沈先生还是中国作协的顾问。他去世后，郭玲春到作协开会，当时作协不知道情况，也没说起这件事。这样阴差阳错的，新华社就落在了后头。所以郭玲春说：“我们得到的是落后的消息，发新闻也落后于国外的同行，实在羞于启齿。”

老报人赵超构因此写了《迟发的讣闻》，质疑此等“秘不发丧”的做法；巴金也著文表达疑惑：“人们究竟在等待什么？”自从沈先生夫人张兆和的电报中得知噩耗后，连着几天，巴金默默地翻看北京、上海的报纸，希望从中能得到更多消息，但是没有。又过了几天，才看到郭玲春写的沈从文追悼会的统发稿，他还发现很多报纸连这个稿子都不用。巴金愤而写成《怀念从文》一文。对于讣告何以迟迟不来，他深感纳闷：“人们究竟在等待什么？我始终想不明白，难道是首长没有表态，记者不知道报道应当用什么规格?有人说：‘可能是文学史上的地位没有排定，找不到适当的头衔和职称吧。’又有人说：‘现在需要搞活经济，谁关心一个作家的生死存亡，你的笔就能把生产搞上去？！’ 我无法回答。”

而对于他熟悉的郭玲春，巴金也不禁发出这样的责问：“我认识郭玲春，却不理解她为什么这样吝惜自己的笔墨。难道不知道这位热爱人民的善良作家的最后，牵动着全世界多少读者的心？！这个人究竟是好是病，是死是活，他不可能像轻烟散去，未必我得到的噩耗是在梦中？！”

后来，巴金才知道错怪了郭玲春。所以郭玲春后来去上海，和朋友一道儿去看巴金时，巴金见面的第一句话是：“郭玲春，难为你了。”随后又拍了拍她的手说：“抱歉，抱歉。我是想让你写一篇好的文章。”

（作者为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