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与政治的纠葛：民国时期中国女性烫发的媒介呈现

涂鸣华

2014年07月14日15:40 来源：新闻爱好者手机看新闻

一、缘起

近代以来，中国女性的服饰不是单纯的时尚和审美问题，而是同政治纠葛在一起，无论是剪发、烫发、染发还是旗袍，都同特定的政治运动和取向密切相关，身体成为政治和时尚纠葛在一起控制的场域。用米歇尔·福柯的论断来形容就是，“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志，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1]。本文以烫发为例，通过分析民国时期的大众媒体这一时尚的叙事策略，来研究其内在所蕴含的逻辑和权力关系。

二、烫发成为时尚

烫发是源自西方的发型塑造技术，从原理上烫发被定义为打开角质蛋白的二硫键的组合、改组然后关闭等的过程。[2]但通俗的理解，就是通过物理和化学的方法改变头发形状的技术，它包括电钳烫、化学烫、负离子烫和生物烫等。[3]古埃及人最早使用烫发的技术，但保持时间太短。1905年，德国人发明了碱液洗头烘干烫发的技术，卷发的时间延长，被称为是Permanent Wave。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从军的女护士不舍得剪短头发又嫌其太长麻烦，就发明了用碱和蒸汽使头发卷曲的技术，但若是蒸汽调节不当会使头发烤焦。随后电烫法发明，并在20世纪30年代不断改进，成为当时时尚女性发型的首选。[4]

近代以来，上海在吸纳外来文化的速度和广度上一直走在中国乃至亚洲的前列。烫发在欧洲流行不久，便于1925年传入中国，白俄当时收费30大洋挂牌烫发[5]，欧洲电烫技术刚发明便已经传入上海，1928年上海的杂志上已经刊载了当时欧洲最新的烫发机[6]，并成为当时上海的风尚，时人就认为“摩登女士以卷发为美”[7]，20世纪30年代初，画报上就有不少烫发女子的照片刊登，如《时事新画》上的《女子盛行烫发式样繁多图为刘连丽女士所喜用之大波浪纹痕者》[8]《烫发式样不同之清心女校学生李宏铎女士（右）与薛德明女士（左）》[9]等。

平常烫发流行的场景，可借用时人的文学记载，某人陪着太太去烫发，见到理发厅里，“除了白衣服的理发师外，都是花枝招展的女人，已经有八只粉头，分嵌在左右的镜子里，忙着的在烫发，还有六位姑娘却坐着，静静地等那空缺”[10]。在作者的描述里，烫发的女人一直没有间断，甚至还有60多岁的老太太也来烫头染发。到了40年代，烫发之风已经遍及民国官场，抗战胜利后的南京，“似乎上自一品夫人，下至大姐娘姨，无不卷发如云，好像大家的头发天生都是如此”[11]942。以至于不烫头的职业女性，就会被认为是异类，有个初入记者行业的女性，讲述了自己因为发型所受到的排挤：“那些女记者们个个打扮得一枝花样自不必说，头发当然也个个都是烫了然后卷得比堆花奶油蛋糕上的花还要精细。我这副粗衣直发的样子，和她们碰头时不免颇受鄙视。尤其是那没烫过的直发。不很熟的同业见面，看到我的头发，总似乎红红的小嘴会撇一撇。”[11]942

三、烫发作为时尚

有学者认为时尚的出现离不开几个要素——闲暇的时光、社会的变迁、大众媒体的兴起以及时尚的意识[12]。随着社会的开放和女性教育的普及，使得大量职业女性抛头露面进入社会，“商号中雇用女职员的潮流已风起云涌，如先施、永安、新新三大公司现都雇用女职员，代男性”[13]。其他一般的职位，如律师、新闻记者、银行职员等都在此时期陆续向女性开放。这样使得妇女有了经济收入和闲暇时光可以进行审美追求。而社会的变迁，使得中国女性的自主性和自我人格得到苏醒，而经济地位的提升又使得女性有了摆脱依附地位的可能。

布罗代尔认为，如果社会处在稳定停止的状态，那么服饰的变革也不会太大，唯有社会秩序急速变动时，穿着才会发生变化。[14]烫发的出现恰好是上海的现代化转型时期。20世纪30年代被称为民国的黄金十年，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社会财富急剧增加，但同时内患外忧又不断困扰着中国民众，社会处在多元文化冲突融合的阶段。

而电影等大众媒体的兴起，使得时尚能够得以迅速流行和传播。1926年左右，上海女星王汉伦在菲律宾耗费120大洋烫了一个头，这是目前找到的最早的关于中国明星烫头的记录，以下是报道的原文：“还记得醉心欧化的女星王汉伦七八年前在菲律宾烫一个发，烫费一百二十元，这种骇人的价值，怎能不使人咋舌，此种费用，除了一班要人之妻妾，其次恐怕只有女明星了。”[15]而另一篇关于当红影星胡蝶的报道，今天看起来似乎是篇为理发师打广告的软文，不过其中也透露出烫发作为时尚的信息：“胡蝶在去年，我还听得她每次在白玫瑰电烫，今年大概对于收入方面，比较稍为丰富一些，把这一笔费用转移到比白玫瑰更考究的外人所创设的理发店里，同时很严厉地找着了一个中国烫发师……电烫一次以后，可使永久不曾回复原状，但是胡蝶为着美的观念，因此在每一星期总要到这家外国理发店去修理一下。”[16]不仅胡蝶等大牌明星如此，就是一般的影星也是以烫发为时髦。当时的《玲珑》杂志写道：“1933年的时髦装束里，第一样不可免的是将头发烫成Permanent Wave，女星拍戏时，更非烫发不成了。”[17]另外的人也写过：“女星的头发，可谓十之九系经过电烫的，否则何足以示漂亮。”[15]所以当时的理发厅，都以能烫好莱坞影星的发型为荣，当时的女影星，即使是拍摄农村题材，也不忘烫一下头。

而时尚意识指的是社会大众对时尚现象的总体认识和评价，以及对各种具体流行事物的敏感与介意程度。[18]时尚被称为是一场社会的竞赛，分为领潮者和模仿者，而早期的时尚传播被称为是“凡勃伦—齐美尔模式”，即自上而下的渗透，社会的进步赋予较低阶层更快地模仿较高阶层。[19]烫发的流行正是遵循从好莱坞到上海滩再到沿海，从上流社会再到中产，甚至渗透到下层的模式。烫发最早流行于高收入阶层，时人曾经做过这样的比对：“在几年前，烫发的风气，尚未大盛，加之价钱太贵，所以妇女们除了舞女、交际花、电影明星等，为获得男子们的喜爱而烫发之外，其余的可说是绝无仅有、寥若晨星。”[20]50-51开烫发风气之先的往往是高收入，同时又游离于中国传统观念之外的女性阶层。但不久后，“但是到了现在，却大大不对了，一般摩登女郎差不多就把烫发当为趋时求美的唯一条件，与脂粉、旗袍、高跟皮鞋等同列入重要的化妆课程中，而且如今理发店多了，价钱也便宜了，所以不论公馆中的姨太太，学校里的女学生，堂子里的妓女，马路边的‘野鸡’，以及娘姨阿妈、丫头大姐等，谁都有资格踏进理发店去，花费四角大洋，把头发烫成各种花样”[20]50-51。随着技术的进步，烫发流行于整个社会阶层。

烫发对于摩登上海的女性而言，还有其他的价值，它的出现是女性消费主义思潮兴起的标志，女性作为现代社会独立的群体在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崛起。日本学者江上幸子将中国近代以来主流媒体建构的民族国家妇女形象分为五个阶段：一、贤妻良母；二、“娜拉”时期；三、职业妇女时期；四、摩登女郎时期；五、劳动妇女时期。[21]而其中烫发的出现正是职业妇女向摩登女郎转变的时期。而女性的烫发，头一次不再像天足和剪发一样，成为男权政治争夺的战场，被赋予家国振兴的使命，它成为女性自我展现的舞台，它象征着脱离了男性控制的解放，尽管只是消费主义的解放，但在小小的领地和空间，却获得了自足的地位。而烫头因为既可以保持女性的特征又不必频繁地剪头，为女性提供了不为服饰所累的更多的闲暇时间。

四、烫发作为原罪

民国时期曾以摩登女郎为假想敌，归纳出八不主义，“所谓八不主义，就是不涂胭脂不抹粉，不画眉毛不烫发，不着高跟鞋不赤脚，不学跳舞不打牌”[22]。反之，我们可以将胭脂、抹粉、画眉、烫发、高跟鞋、赤脚、跳舞、打牌等称作摩登时髦女性媒介标签。在民国时期，女性的烫发在很多媒体的话语建构里，被称为是罪恶的渊薮。具体而言，对烫发的非难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崇洋媚外的思想；二、有违于传统的道德；三、浪费和奢侈；四、不符合健康、审美观念。这样的非难不仅诉诸口头，还转化为实际行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于1934年推出了新生活运动，主要的要点有四点：“（1）禁止行路吸烟；（2）衣冠必须整齐；（3）取缔妇女烫发；（4）提倡服用国货。”[20]50-51烫发同提倡经济民族主义这样的国计民生大计并列成为政府的工作重点。

就第一点而言，烫发被称为是来自外国的舶来品，因此被称为是外国人挖空心思挣中国人钱的工具，“那碧眼黄发的洋鬼子，最会迎合我们中国人的心理，挖空心思，想出千奇百怪的新鲜花样，来吸收中国人的金钱，在那顶上功夫的剪发一层上，也会别出心裁，最早不过钳子烫发，现在又普遍着电气烫发”[15]，这些被上海滩迅速接纳的技术被称为是奇巧淫技，不过是为了吸收中国人的钱财。

传统的道德认为女性应当内敛而不事张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而摩登女性烫头露面出现在公共场合则被认为是不道德的放荡行为。当时的《妇女共鸣》杂志有人发文称摩登女子为“娼妓的蔓延”，而新兴的出头露面的职业是“公开的变形的供男子玩弄的娼妓”[23]，女性将自己打扮得美一点，不过是为了取悦男人而已，“她们自己还不知道难看，兀自在人前炫来耀去，搔首弄姿，做出种种丑态，真也不怕恶心[20]50-51”。在这样普遍的社会心理下，烫发就成了不守妇道者悬挂着的显眼标签。而且最早的烫发者往往是歌女、交际花和影星，这些当时并不为社会所认可的人群，更是加深了道学家们的警惕和戒备。而后正常的职业女性烫发，也被戴上了有色眼镜，“姊姊做了女职员后头上烫发，面涂香粉和胭脂，旗袍四尺长，装两个假的奶奶，脚上穿长筒丝袜和高跟皮鞋，做出的形状妖妖怪怪。”[24]这是当时一幅漫画的题词，一旦工作抛头露面，女性就会变成妖怪。

烫发进入中国之初，价格昂贵，所以对其非难的另一原因就是浪费大量的钱财。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对于烫发的攻击，也主要从这个方面着手。如宋美龄在接受记者访谈时，就提到“务使我国妇女能崇尚朴素，保持固有之美德，所谓改革蓬发烫发者，其真意不外乎此”[25]。其他的公文里也会将烫发同奢侈联系在一起，如当时的新闻里，经常有如下表述：“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前为革除妇女界之奢侈习俗，以厉行新生活起见，会议决定二月一日起，取缔妇女烫发。”[26]“又湘省新运促进会，鉴于市民生活，日尚奢侈，即烫发一项，动辄耗洋三四元不等，至少亦须五角以上，尤以妇女为甚。际兹提倡新运高潮中，对于该项靡费，实深有违新生活之原则。”对烫发的攻击者认为这个习惯花费的钱财，也许可以转移用来做更多有益的举动。“而且烫发这笔开销，算起来也很可观，以有用的金钱，还是派有益的用场的好。”[27]

习惯了发髻的不少中国人，对烫发在审美上并不认同，有人觉得女子的美在于天然而不是修饰，有人写道：“如女子美，在于自然，因修饰而得来的美，反而会遮掩她们原来的美，上海社会上一般将头发烫得乱蓬蓬的，‘摩登狗儿’活像一个‘鬼王’，真是难看。”[27]将烫发形容为“鬼王”，也有人把烫发形容为“狮子”，“本来烫发的目的，是为了求美观，现在把头发烫得七弯八曲，上松下蓬，简直像一只蓬毛狮子，我真不知道它美在哪里”[20]。除去在审美上的不认同，另有人则因为早期烫发技术的原因，有女性因为烫发导致事故甚至死亡，有杂志记载着，“有时候烫得一个不得法，不是打翻火酒炉子，便是触了电，甚至于连性命都送掉，这真是啥犯着呢”[20]，因此为了安全的原因攻击烫发。

五、沉重的烫发

在政局动荡的现代中国，烫发这样的审美行为被赋予了过多的政治含义，日本学者江上幸子认为烫发作为“摩登女郎”被非难的象征之一，是烫发的形象特征不能满足当时人的民族国家想象，也不符合传统的家庭观念。这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女性所独自承担的负荷。在“女性是祸水”的传统观念下，形成了“天下兴亡，烫发有责”的荒唐叙事。如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于1934年推出新生活运动，宋美龄响应丈夫的号召，在接受采访时，称“蒋委员长前以妇女在国家社会家庭中所居之地位极为重要，所负之责任亦极重大，而今年以来我国妇女颇多以趋时尚为荣，以致生活行动多浪漫不羁，影响国家民族复兴之前途极为巨大，深觉有彻底改革之必要”[25]。仿佛把女性头发剪掉，民族就能够振兴一般。还有作者将中国问题都归结于女性不做“八不主义”中的八件事，“确实是妇女堕落的总原因，也是中国贫困的致命伤”[22]52。

而认为烫发是奢侈的观点，并没有注意到，当时烫发的价格逐渐下降的事实，最早烫发确实会让“穷措大”咋舌，如胡蝶烫次发的钱相当于他人一年的房租。但是随着理发馆不断增加，后来价格下降到普通百姓也能够承受，“当电烫起初的时候，烫一次头，需大洋六十元，我……电烫现在已经卖不起价钱了，贵的每次十二元，普通的只有八元，比较从前打上一个倒一折”[15]。而到更后来，烫头只需要几角钱，但对其的攻击却没有停止。

民国时对烫发的禁止，很大程度上出于蒋介石个人的癖好，“闻蒋委员长以妇女散发或烫发，不但不美观，且有害健康，已手谕行营拟定禁令”[28]。并将其上升为整个政府的行动，这样剪掉烫发就成为政府力量的展示，被当局美化为国家团结的象征，如某学校在剪掉女生的烫发以后，就这样写道：“此次剪发，一经公告，全校服从，这种守纪律之精神，用之学校则校兴，用之国家则国强，能如此，外人讥国人不能守纪律之耻辱，至此不攻自破矣。”[29]

六、结论

烫发这一发饰进入中国以后，在民国社会里，摩登女子以其为荣，并带动社会上其他女性效仿。但同时又引发大众媒体和政治权力对其的干涉，两者僵持中，政治获得了话语权的胜利，但烫发仍留在女性的头上，新生活运动高峰时，山东省政府主政者韩复榘见有摩登女郎姨太太卷发者，辄捉入衙门剃光，然后放出。此项命令发出之后，一时一般卷发女生及妇女，皆不敢离闺门半步，但是最后的结果，大街上的摩登女郎仍不见减少，烫头者还是随处可见，“而市上烫发的女子，仍旧触目皆是”。有意思的是一则史料的记载，反映了政治和时尚之间也有彼此妥协的一面，武汉的舞女们为了生活不得不在抗战的氛围下依然烫头，但她们想出了两全其美的方法，将前额烫成飞机头，这被说成象征着中国的飞机对抗着日军。[30]这样政治和时尚终于在女人的头发上成功握手言和。

（作者为东华大学人文学院传播系讲师）

[本文为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时尚文化传播的价值导向研究”（11YJA86002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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