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与造神：中国歌唱类选秀节目的创新逻辑

摘 要：自《超级女声》开启了中国电视节目的“选秀”时代以来，歌唱类选秀节目风风火火走过了近10年，其中出现了许多成功的节目案例。从早期盛行的“草根”选秀到新兴的明星真人秀，歌唱类选秀节目似乎有种独特的“魔力”总能吸引观众的眼球。本文以《超级女声》《中国好声音》和《我是歌手》三档节目为例，从“祛魅”与“造神”的二元分立与融合来解析中国歌唱类选秀节目的创新逻辑，以期对该类节目的创新与发展有所启示。

关键词：祛魅；造神；歌唱类选秀节目；创新逻辑

自《超级女声》起，歌唱类选秀节目便成为各大电视台群雄争霸的主战场。《快乐男声》《我型我秀》《绝对唱响》《加油好男儿》《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全能星战》《中国梦之声》《中国好歌曲》……选秀的喧嚣从未停歇。纵观中国歌唱类选秀节目的发展轨迹，无论其节目形态如何变换，“祛魅”和“造神” 始终是这类节目创新的主要逻辑。

一、祛魅：草根的“秀场”

“祛魅”（Disenchantment）一词源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是指“摈除作为达到拯救的手法的魔力”，“把魔力（magic）从世界中排除出去”，并“使世界理性化”的过程或行为运动[1]。通俗来讲，“祛魅”是对于科学和知识的神秘性、神圣性、魅惑力的消解，引申之，也指主体在文化态度上对于崇高、典范、儒雅、宏大叙事、元话语的能指疑虑或表征确认。

在《超级女声》诞生之前，观众能看到的歌唱类选秀节目多是像“青歌赛”这一类的以专业竞赛为目的的“才艺展示”节目。参赛选手都是由各大省级电视台选送的高水平专业歌手，不少人在当地已经颇有名气；决定选手们比赛名次的评委多是国内知名的作曲家、歌唱家；节目的各个环节都经过精心设计与安排，呈现给观众的是没有半点瑕疵的“完美”状态；观众仰望电视上的这些专业人士，唯有感叹于歌手们的精湛技艺。而《超级女声》使观众们惊奇地发现：“原来我也可以参与到电视节目中来！” 让每一个女生“想唱就唱”，成就草根的梦想，成为了《超级女声》的最大创新逻辑。这种逻辑首先体现在选手的参赛机会上。《超级女声》实行无门槛的海选，不问出身，不问来由，任何想参加比赛的女生只需要填一张报名表、无需任何费用就可以参加“海选”。在这样的逻辑之下，参赛选手和评委们的原始状态被放大并推到了前台，真实且笑料迭出，与以往“完美”呈现的“才艺展示”形成鲜明对比，带给观众强烈的真实感和新鲜感，极大地激发了观众的收视兴趣。《超级女声》的“祛魅”还体现在规则设置上。观众可以报名成为“大众评审”到比赛现场给选手投票，场外观众可以通过短信投票选出“超女”。无论是“大众评审”还是短信投票的场外观众，这些普通人替代了原本那些高高在上的专业评委，成为左右比赛结果的决定性力量。“全民投票”这种方式成为激发观众参与节目和与节目互动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正是这个环节的出现让观众有了表达自己声音和权利的通道，从被动走向主动，从没有独立意志走向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空间。当然，观众参与的新模式虽然给《超级女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活力，但也带来了这个节目本身难以承受的额外重量。

在《超级女声》节目中，观众看到和自己一样平凡的人登上了电视舞台，原先电视信息的接受者在这里成为了电视内容的传播者；原先只能在电视的“魔弹”前应声而倒的观众，如今成为了手握大权的终极评审；原先以电视媒体为中心的传播模式变成“去中心”的传受互动模式；电视所扮演的角色也从“教育引导”转变为社会生活的“自我观照”。《超级女声》完成了对中国歌唱类节目的“祛魅”，从而开启了中国歌唱类节目的“选秀时代”。

二、造神：草根的“逆袭”

“在传媒时代，媒体首当其冲地成为制造和传播流行共识与流行神话的机构。[2]”《超级女声》的成功昭示着平民文化的崛起，像李宇春这样的“平民英雄”不但是当时中国公众的认同对象，也是中国公众所渴望更多出现的类型，她们代表了公众认同的价值观、审美、生活方式、奋斗经验或者是成长历程。

因此，歌唱类选秀节目在“祛魅”以后，紧接而来的是一场场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中国好声音》可谓是其中的集大成者。《中国好声音》没有“海选”的内容，出现在观众面前的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具备较高能力与水平、能够一鸣惊人的歌手，可谓是草根中的精英。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是因为经过之前选秀节目的洗礼以及网络环境中草根的泛滥，使得观众对草根选秀节目早已审美疲劳，草根的原始状态已经不再能令观众兴奋。因此，《中国好声音》选择了“民间高手”，这些看似和普通人一样、却拥有高超歌唱水平的参赛选手也的确令观众眼前一亮。

其次，《中国好声音》的“造神”运动极力渲染选手的草根形象。来参加比赛的有美甲店老板、路边摊主、北漂、全职妈妈、单亲爸爸、家里开小饭馆的“90后”……这些日常化的身份标签，不仅增进了节目的贴近性，引发了观众的情感共鸣，更重要的是，这使得“美妙声音”与“草根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凸显了选手们平凡外表下的不平凡，从而加大了节目的张力，增强了节目的话题性。节目组要求选手以日常化的装扮出现在舞台上，因此观众看到了穿着短裤、拖鞋的男选手，看到了赤着脚唱歌的农家姑娘；在盲选阶段，节目组也没有为选手提供炫目的灯光、华美的布景，这些朴实的“设计”恰恰烘托了选手的“草根”形象。

第三，《中国好声音》强化了“梦想”和“励志”的元素。《超级女声》是一次全民狂欢，无论是参赛选手还是观众都陶醉于“想唱就唱”的自我表达，忙碌于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到节目中来，无暇顾及节目更深层面的意义。而《中国好声音》的节目定位则比较纯粹——寻找好声音、回归“纯音乐”，打造了真诚、温暖、向上、励志的节目氛围，强化了参赛者对于音乐梦想的执着与追求。参赛者在节目舞台上也不仅仅是唱歌，还有如个人经历、梦想、追求等个人化表达，让观众看到了选手在唱歌之外的更多内容，丰满了他们“追梦人”的形象。“梦想”和“励志”元素的强化，既迎合了主流文化，也同时吸引着社会精英和普通老百姓的眼球，在获得高收视和高收益的同时，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认可，更被广电总局表扬为“关照现实和注重品质”。

第四，草根的“逆袭”成为《中国好声音》的一大亮点。参赛选手一开始处于弱势地位，面临的是导师盲选的考验，而一旦获得两位及两位以上的导师转身，选手的地位则瞬间改变——从原先的被挑选到挑选导师。而导师们为了争抢自己心仪的选手，各尽所能讨好选手，甚至互相掐架、调侃。《中国好声音》给观众们送上的是灰姑娘式的童话，以四位大牌明星导师为代表的“高富帅”们为灰姑娘争风吃醋，然后灰姑娘选择了一个“高富帅”，并在其帮助下华丽变身。节目竭力渲染选手的“草根”形象，也增强了“逆袭”成功的戏剧冲突感。草根的“逆袭”，迎合了大多数观众渴望获得成功、改变自己地位的心理，参赛选手成为观众的自我投射，在现实当中很难实现的愿望在选手们身上得以实现，获得了极大的心理满足。

《中国好声音》把“造神”运用到极致：在对选手进行“造神”的过程中，先极力渲染他们的平凡与普通，为的是在他们“逆袭”成功以后更加凸显他们的不平凡；明星导师们呈现了观众难得一见的状态，在这个貌似“祛魅”的过程中，实则在把他们重构为“神”，因为无论参赛选手唱得有多好，生杀大权仍然掌握在明星导师手里，他们决定了选手的去留，能留下来的选手还要接受明星导师的培训和指导。

三、在祛魅中造神：界限的消弭

“祛魅”与“造神”看似对立，二者的融合与共生却成为当下中国流行文化的突出特征。在祛魅中造神，也成为歌唱类选秀节目创新的逻辑起点。诞生于2013年的《我是歌手》则是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

《我是歌手》是湖南卫视引进韩国节目模式打造的一档“实力歌手巅峰对决音乐秀”，参赛的选手都是已经成名的歌手，有的甚至是巨星级的人物。通过成名歌手对不同歌曲的演绎来展现熟悉而有趣“新鲜感”，《我是歌手》在2013年先声夺人、收视一路飘红，2014年第二季《我是歌手》延续了上一季的火爆。相较之下《中国达人秀》《我爱记歌词》这些老派选秀节目则显得“垂垂老矣”。

戈夫曼的拟剧理论指出：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大的舞台，由不同的生活场景组成，每一个舞台都有前台表演区域，这个区域是希望大家看到并且会努力表演好的，公开性强；另一个区域就是后台区域，这个区域就是用来休息或做其它不想被大家知道或看到的事情的区域，隐私性强；这两个区域通常是被严格把持而不能随便逾越的[3]。在《我是歌手》中，从歌手到达电视台开始到排练，再到赛前赛后的采访，以及乐评人的点评，都充分展现在观众面前。无论是歌手上台前的紧张状态，还是他们在后台互相调侃、鼓励，都让观众看到这些明星作为普通人的一面。前台与后台的界限被逐渐消弭，观众不仅欣赏歌手们的前台表演还津津乐道他们背后的故事，为节目制造了更多的话题，为观众创造了更多参与的空间。前台与后台的弥合，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使明星们褪去了“神”的光环，尤其是后台所展现的明星状态，通过电视媒体的选择性传播，让观众看到了明星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情感和生活。但是，在这个“祛魅”的过程中，也完成了对他们的“神”的重构。在炫目的舞美、顶级的音响效果的衬托下，这些已然是明星的歌手们展示出令观众叹为观止、由衷折服的明星气质和歌唱技能；一位被埋没多年的实力唱将通过《我是歌手》节目达到了个人事业的巅峰；更有不少二线明星通过参加《我是歌手》极大提升了自己的知名度，迅速跻身一线明星行列。《我是歌手》在“祛魅”的过程中实现了“造神”，既让观众看到明星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也充分展示了他们不普通的、明星的一面，为观众创造了新的兴奋点。

选秀节目万变不离其宗，“祛魅”和“造神”既二元分立又相互融合，任何一档取得高收视、高评价的选秀节目也必定在两者的共谋中找到平衡点，在“祛魅”的过程中实现“造神”，在“造神”的同时又不断“祛魅”。两者的博弈和勾连，成为吸引观众眼球的重要因素。

（作者系：南京邮电大学 传媒与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1] (德)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上海:三联书店,1987.

[2] 仲富兰.大众传媒:流行文化的合谋者[J].社会观察,2006(4).

[3] (美)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