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新闻传播理论本土化创新路径

“本土化”自西方传播学理论舶来之初，就是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尽管该问题有着多元的语境和价值取向，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就是如何通过对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的引介来促进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的创新，从而在世界传播研究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笔者认为，作为交叉和综合性学科的新闻传播学，在理论创新上必须结合三方面要素：社会科学理论的普适性、新闻传播学科的特殊性和新闻传播实践的情境性。我们在本土化过程中过多地受到媒介中心主义的局限，而忽视了向上寻找普适性的社会哲学理论和向下结合我国新闻传播实践的社会情境。

理论创新三要素：以受众研究为例

受众研究一直是新闻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而在西方传播学进入中国的四十多年间，成果最丰富的也正是受众研究。①进入新媒体时代后，受众实践的全新特点也给理论创新提供了机遇。而从实际情况看，原有的两大研究阵营美国经验主义学派和欧洲批判主义学派表现迥异。一方面，批判主义学派在新媒体时代如鱼得水，而经验主义阵营却踯躅不前，仍然在用传统的诸如“使用与满足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等来解释受众在新媒体时代的参与动机等问题。这种差异局面的出现，可以促使我们对学科理论发展的动因问题做出深层次的思考。

新闻传播学作为交叉和公共性学科的内在属性，已经被学界广泛认同。施拉姆曾说，传播学就是一个十字路口上的学科。②从西方受众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每一次飞跃的背后都少不了社会学、心理学或是文学等其他学科的助力。因此，我们发现媒介素养理论中的“素养”概念其实发轫于文学领域；而媒介实践范式所借用的实践理论在社会哲学领域中早已是老生常谈。同样，对于经验主义理论来说，他们所关注的受众“认知状态”其实就是心理学的核心概念。这些为传播学所借用的理论或概念，都具有本体意义上的普适性特征。换句话说，它们大都可以用来解释超越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情境的人类行为特征和社会秩序。这些理论成为同样关注社会行动者（受众）和社会秩序（传播体制）的新闻传播学重要的理论源泉。

然而，过分依赖普适性的社会科学理论，也容易使得新闻传播学科丧失学科自身的独特性和内在品质。受众研究的经验主义学派所依仗的诸多心理学范式，以个体主义的方法论来研究人类的认知和心理状态，并预测人们的行为模式。实质上，这样一种理论范式从概念到框架都可以而且已经原封不动地被运用于很多其他学科领域，例如消费社会学、环境发展学等。于是，我们可以在很多心理学权威学术期刊中看到很多用新闻传播现象作为例证的相关研究，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是“为我所用”而是“为他人做嫁衣”了。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近年来普遍为学界所诟病的“媒介中心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存在的合理性，关键是“度”的把握问题。因为新闻传播自身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内在的规律和逻辑也是在理论创新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在这一点上，受众研究的批判学派由于关注点在于受众媒介接受和使用行为的外在变化，因此在理论创新上也具有了先天的优势。例如，近年来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日益平民化，受众的媒介实践行为开始变得越来越丰富。于是，媒介研究开始尝试将社会学领域中的实践理论引入媒介实践研究。③④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学者注意到了媒介实践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已经被广泛地融入其他各种社会实践之中，因而具有了一种“中介”(mediation)的特征。因此，在媒介实践参与这一环节上，相关研究的发现对“实践参与”这一社会实践论的理论空白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最终形成了媒介实践论自身独特的研究路径。⑤⑥

除了普适性社会科学理论和新闻传播学科特殊性的联姻之外，媒介实践的情境性也是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源动力。这种情境性指的是新闻传播实践所处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在这一点上，受众研究的经验主义阵营由于过多地向内寻找超自然属性的心理认知参数，就忽略了媒介实践外在的社会情境因素。因此，他们对于新媒体时代媒介实践特征和外在情境的变化只能视而不见，循环往复地在抽象的心理认知领域和机械的个体主义方法论中转圈子。而批判主义学派则不然，他们的研究取向和理论创新深受具体的社会情境影响。实际上，在英国最先兴起的媒介素养理论和研究，就和政府所大力推行的媒介素养教育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再比如，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区隔”和“惯习”理论，也是以上世纪80年代法国社会阶级构成特点为背景和土壤而诞生的一种“地方性”色彩较强的理论。

马克思·韦伯曾经说过，学术理论的创新目的是在于发现和解释客观世界和事实的规律。⑦具体到新闻传播领域，媒介文化研究学者约翰·塔洛克(John Tulloch)指出，媒介研究的理论创新必须和广阔的社会科学理论发生深刻和密切的联系。⑧同时，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写道，“任何一门学科理论的发展必须既具有和其他学科的联系性，同时又具有学科自身的独立性”。⑨而英国媒介研究学者尼克·库德瑞(Nick Couldry)则更激进地认为，媒介理论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并没有自身独立的价值，除非该理论能够针对媒介实践的现实特征提出有针对性的实证研究问题。于是，我们发现这些针对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的思路和框架，在受众研究理论的转型过程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印证。也就是说，作为交叉学科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创新，应当是在综合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和新闻传播学科自身特性的基础上，以服务具体社会情境下的新闻传播为转移的一种“求真”的科学活动。

媒介中心主义的缺憾：普适性与情境性

如果说新闻传播理论创新路径已经在西方受众研究理论新媒体时代的华丽转身中得到了印证，那么对照我们自身的受众研究理论创新，还存在哪些误区或不足呢？

我们多年来所倡导的本土化运动可能在理论的源头上就出现了偏差，也就是说我们到底应该将什么理论进行本土化。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新闻传播学理论的译介工作成果甚为丰硕。“借船出海”的理论创新路径，也一直是本土化话语的一种内在的自觉意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本土化的视野问题上我们多多少少固步自封地囿于“媒介中心主义”。也就是说，我们过多地将眼光集中在新闻传播学领域，而忽视了更具有本体认识意义的社会科学理论对新闻传播理论创新的作用。这种局限性造成的结果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寻觅一星半点的本土新闻传播现象，以削足适履的方式为西方理论充当注脚，而忽视了我国新闻传播实践自身的丰富性和特殊性。

当然，也有一些研究确实在尝试使用社会学、心理学相关理论来研究我国的媒介现象，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需要注意到媒介实践的情境性问题。比如，我们一些媒介研究的相关著说中经常出现布尔迪厄或是吉登斯。⑩⑾但我们也需要用批判的眼光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布尔迪厄和吉登斯社会学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取向，比如布尔迪厄的阶级区隔论和吉登斯的以规则和资源为转移的现代性社会秩序理论，又有多少能够适应或解释当前我国新闻传播的政治文化环境呢？由于媒介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我们在本土化过程中只注重解释或服务本土的媒介实践，却对我国媒介实践身后的社会情境考虑甚少。这不但有损于新闻传播学科的公共品质，而且也使得我们的本土化研究犯了机械主义的认识论错误。因此，目前看来，无论是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还是普适性的社会科学理论，在本土化的过程中都给我国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创新带来了一个内在冲突。而造成这一冲突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对所谓的“本土情境”或“中国经验”认识不够。而这些“本土情境”和“中国经验”，应当从社会改革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特点、历史与文化的差异乃至深层次的东西方哲学取向等方面着眼。

总之，对于新闻传播学科的特殊性，我们应当秉持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不过分局限于新闻传播狭小的圈子，但也不能忽视媒介实践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向上寻找新闻传播学科的理论源头，向下落脚于我国新闻传播的社会情境，在此基础之上结合新闻传播的学科理论体系和实践特征去进行我国新闻传播的理论创新。本土化下一步的重心，应当是关注西方传播学理论创新背后所透射出的普适性理论、学科框架和传播实践情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不是简单停留在理论的译介和套用上。这种互动关系实际上正是孕育西方新闻传播学理论的土壤，也必将给我国新闻传播理论创新路径的探索带来重要借鉴。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讲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媒体研究博士）

注释：

①徐耀魁：《大众传播新论》，苏州出版社，2005年版

②【美】威尔伯·施拉姆著，何道宽译： 《传播学概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③ Couldry,N.(2004).Theorizing media as practice,Social Semiotics, 14(2)

④王宜燕: 《阅听人研究实践理论转向初探》，《新闻学研究》，2012年10月

⑤Postill,J.(2010).Introduction: Theorising media and practice.In Theorising media and practice,edited by B.Bruchler and J. Postill.New York:Berghahn Books.

⑥顾洁： 《YouTube用户能动性：媒介实践论的角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4年版

⑦【德】马克斯·韦伯著，冯克利译:《学术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⑧Tulloch,J.(2000).Watching television audiences.London:Arnold

⑨Kuhn,T.(1970).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p75.

⑩黄时进：《论科学传播受众的网络时代特征——基于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的视角》，《学术界》，2008年2月

⑾王辰瑶：《结构性制约：对网络时代日常新闻生产的考察》，《国际新闻界》，201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