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长振：从调查记者到街头小贩

4月17日，大河报记者朱长振的羊肉串店在郑州东区开业，这成了新闻圈里一个爆炸性事件。

朱长振的羊肉串店，取名“无冕之羊”。朱长振说，这有两层意思，一是为了彰显他自己养的真山羊的品质；二是暗示记者的尴尬处境，记者已由受人尊敬的“无冕之王”变成任人宰割的“无冕之羊”。

“我愿意做一辈子的调查记者。但为了生活，才不得不白天采访、晚上写稿、抽空烤串。”朱长振的话触到了很多记者心中的软处，新闻理想尚存，但现实令人无奈，这让越来越多的记者开始陷入“走还是不走”的矛盾中。

而无论走还是留，记者都将回到原点，要么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转型再战；要么更加奋力前行，寻求改变。但新闻不死，总还有理想尚存。

调查记者重操旧业卖肉串

“无冕之羊”羊肉串店开业，一早就聚集了各路人马。除了云集的吃货们，还有郑州各家媒体的记者，甚至还有从广州、北京、武汉赶来的记者。

“无冕之羊”羊肉串店装修简陋，只能放下10张桌子。一个小小的店面，引来各路吃客，这让隔壁的胡辣汤店老板震惊不已。而记者们都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店，吃的同时还不忘当服务员，给客人们端茶倒水。

现场，有人一边吃着羊肉串一边起哄问朱长振：“老朱，你写稿、卖串、写书，哪个最挣钱啊？”

“写书赚钱最干净，省劲；卖串最累最快乐。”朱长振回答说。

“这大家都知道，说干货！”有人依然不依不饶。

“说实话，还是卖串最挣钱。春节的时候，在天龙滑雪场烤串，一天能挣报社两个月的工资。你们知道，我两个月的工资也就4000元。”朱长振刚说完，在场的记者们瞬间无语了，开始大口吃肉，大口喝酒。

临走时，他们都坚持付了账，甚至连找零都不要了。“老朱，我不能为你甚至不能为自己做得更多，就用埋单支持你吧！”

与大多数记者不同的是，朱长振在成为记者之前，就是卖烤羊肉串的，这门当初为了生存而学的手艺，不仅帮助他实现了做一名记者的理想，如今又成了他坚守新闻理想的后盾，这或许是朱长振最令同行们羡慕的地方，既可以继续做自己喜欢的职业，又能不为五斗米而折腰。

“无冕之羊”羊肉串店，成了记者们吐槽的地方，记者再也不像以前一样因“同题竞争”而存有隔阂，而是聊起自己工作生活中的酸甜苦辣。

有记者带来酒，认识不认识的记者们围坐在一起，干上一杯，交换名片，吐露心声。一旁的朱长振很欣慰，他说：“当初我开店的目的，就是希望记者们能有个集结地，没事了一起聊聊新闻，吹吹牛，现在，这就是我要看到的。”

稿件，写在被羊油浸透的稿纸上

为什么想靠卖羊肉串来维持生计，而不是其他职业？朱长振说，20年前他就是夜市烤羊肉串的小贩，后来因为接触了一次记者，就萌生了记者梦。

1992年，24岁的朱长振正在平顶山的夜市烤着羊肉串，穿着沾满油腥的白大褂。高考失利后的朱长振下过煤窑，卖过床单，开过铁矿。生活的困窘，使得他不得不在夜市跟人学烤羊肉串，这一烤就是四年。

朱长振说，当年平顶山举办曲艺节，吸引了很多老外，高中学历的他转了几句英文卖他的羊肉串。这个事吸引了记者对他进行采访，并被刊登在平顶山晚报上，名为《会讲外语的个体户》。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记者这个行业”，20年后，46岁的朱长振坐在“无冕之羊”羊肉串店里回忆当时的情景，“那时候，我做梦都在想：哪一天也能像平顶山晚报的记者一样天天背个相机出去采访？”

夜市烤串的生活，使朱长振对底层市民生活有了更深刻的感悟，也奠定了多年后他做调查记者的报道基调和悲悯情怀。

当时在夜市上，常有工商人员白吃白喝，个体户们都有苦说不出，不愿忍气吞声的羊肉串摊贩朱长振“采访”了身边大量个体户，并以工商所白吃白喝一个体户2700元为由头，写了一篇题为《老个们有本难念的经》的稿件投给了平顶山晚报，第二天见报。这是平顶山市第一篇揭发工商人员的稿件。

这是朱长振的稿件第一次出现在报纸上，虽然署名只是通讯员。但初尝甜头的他，开始一边卖羊肉串，一边在夜市寻找素材写稿。朱长振说：“夜市有各色的市井新闻，稀奇古怪的事儿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只有高中文化程度的朱长振，并未进行过系统的新闻学习，卖羊肉串之余，常常瞒着妻子偷偷去图书馆借新闻类的书籍学习。“现在平顶山图书馆里新闻类的书籍里都还沾满了羊肉的膻味呢。”朱长振经常这样自嘲。

为了准备新鲜羊肉，朱长振每天凌晨四五点就起床去进货，收摊后，不论多晚，他都会拿出稿纸，记录所见所闻所感，然后骑着自行车，送到平顶山晚报的编辑部。那时候，负责审稿的编辑经常拿着稿纸说叨他：“你这稿子是写得不错，但为啥每次拿来的稿纸都是透明的呢？”编辑不知道，那些透明的稿纸是被羊油浸的，朱长振每次回到家，切完、串完羊肉后，就迫不及待地写稿，稿纸都被指头上的羊油浸成透明状了。

就这样，朱长振带着浸透了羊油的稿纸不停地往返于夜市和平顶山晚报编辑部之间，发的稿件也从一篇增加到了几十篇。就连当初被朱长振曝光过的平顶山工商一分局也相中了这个爱写稿的羊肉串商贩，把他纳入工商系统负责宣传。两年后，朱长振被借调到平顶山晚报做起了通讯员，身兼两职。

他笑着说：“那时候，是日子最好过的时候，工商局和平顶山晚报都给发工资，作为特约通讯员，每月报社还要按稿件给钱。”

但是，因为学历等原因，在平顶山晚报，朱长振跑了四年的热线新闻却一直不能转正，于是他决定离开妻儿，一个人背着铺盖转战到郑州打拼。

越来越深的孤独感

2002年，朱长振应聘考入城市早报。一年后，城市早报并入大河报，任职特稿部的朱长振，开始了记者生涯的黄金时期。

那个时候正好是中国新闻业的黄金时期。朱长振回忆，当时全国各地只要有大事，他和同行们都会第一时间奔赴现场，开县井喷、佘祥林冤案、广西民政局官员贩尸案、5·12汶川大地震……

在采访现场，朱长振结交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调查记者。一遇重大选题，他们都会相约而去。采访结束，发稿顺畅，心情高兴，往往还会聚在一起喝上一杯，再探讨下稿子。

在追求新闻的路上孜孜以求，终成记者，经历了中国深度报道的黄金年代，也颇有所成。作为记者，朱长振应该感到无憾了。

但他感到越来越孤独。他说，当初一起并肩作战的兄弟们，要么升迁离开新闻一线，要么彻底转行不做记者了。尤其是他去年参与芦山地震、聂树斌案等报道时，发现身边全是些年轻而又陌生的面孔。

朱长振认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除了年龄、薪酬、异地监督受限等综合因素外，更多的是因为调查记者面临的风险大，致使调查记者的路越走越窄，甚至举步维艰。

看到有的调查记者因为揭黑报道被迫离职，甚至被抓，身限囹圄，而报社却又缺乏相应的保护措施，朱长振开始对“调查记者”这个群体充满忧虑。他多次呼吁，新闻单位应多思考如何善待调查记者，吸引更多流浪在外的调查记者回归，培养更多有新闻理想、德才兼备的新人加入调查记者行列。而如何让调查记者能体面且有尊严地在新闻单位生存，这需要一种灵活且全新的机制来为他们保驾护航。

朱长振说他很幸运地经历了中国特稿最为辉煌的十年，“那个时候，给主编一个电话，我们就能迅速坐飞机去采访，领导也说了，只要能坐火箭的地方绝不坐飞机去。那时候发稿机制、报销机制也很灵活，一个月只用写两篇稿子，因此可以有很充足的时间好好做一篇深度报道，但现在不行了。”

2013年4月，朱长振待了十年的特稿部被撤并，原有的发稿机制和报销机制都已经改变，越来越多的记者已经不再愿意去外省出差。“这非常不利于特稿的发展。”对此，朱长振很焦虑。

儿子被恐吓无奈辍学去习武

记者除要自己担责外，还有报道本身所带来的风险，朱长振说他儿子初中就辍学去登封武校习武与此不无关系。

2005年，朱长振报道了三门峡检察官组织卖淫案，后来，该检察官被判处死刑。检察官的情人当时已经怀孕，她天天到报社堵朱长振，并怨恨地说，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让他看看是谁逼死了他的父亲。而就在那些天，经常有几名留着小平头的壮小伙儿暗地里“护送”朱长振上下班，并扬言已经跟踪了他上小学的儿子。

也就是从那时起，朱长振开始有意无意地给儿子“洗脑”，“有人强行拦你，你要绕道跑；若有人强行要抱你上车，一定要大声呼叫”。有一次，朱长振的儿子在上学途中被殴打并被恐吓后，他的妻子请了长假，搬张桌子到校陪读，每天与儿子一起听课、上下学……

但噩梦没有结束。

2009年2月，朱长振得到线索，有好多中国人被骗到缅甸迈扎央赌博并被关入水牢毒打，朱长振设法到迈扎央深入采访。稿子终于见报后，他却再次陷入无休无止的恐吓中。

同样被恐吓电话折腾得睡不着觉的儿子，索性爬起来给“最高人民法院的叔叔阿姨们”写了一封信。幼稚的儿子认为，这么严重的事儿也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才能管得了。

后来，朱长振把儿子送到登封塔沟武校练散打，让他首先学会保护自己，送儿子走那天，他的妻子满眼含泪地说，“你真就忍心让儿子从此告别学校吗？你拍着良心问问自己，儿子一步步走到今天，跟你和你所谓的新闻事业有没有关系？就一点不自责吗？”

转身做公益

为了规避风险，朱长振除了找寻一些积极向上的、正面的选题外，也把目光转向公益报道。除了在河南发起“免费午餐”之外，他又在河南偏僻山村建了7所“大河报免费书屋”，并且持续关注“抗战老兵”等。他说，这些稿件不仅没有太大风险，而且能帮助更多的人。

2012年3月，朱长振到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参加了“卓越记者驻校”项目。其间，朱长振除了听课、学习之外，还客串给学生们上了几节课。在讲到体验式报道时，他拿出了10多年间陪农民工回家过年的稿子，中国有近2亿外出务工者，他们只在每年春节返乡，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动人口。

后来，胡舒立院长提议成立一个“陪民工回家过年”工作坊，这个项目由张志安教授做理论指导，由朱长振做业务指导。经过层层筛选，来自大学城几所高校的10名学生最终成为此次“陪民工回家过年”的体验者，他们所选的陪同对象分别来自河南、重庆、海南等10个省份。春节期间，10个版的体验式报道在大河报陆续刊登，引来好评如潮。

2014年4月18日，朱长振的“无冕之羊”羊肉串店开业第二天，他就带着烤串炉和《无冕之羊》新书回到中山大学，在这里开了一个新书发布会。“中山大学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走进的大学。在这里的三个月，我学会了很多东西，也交到了很多良师益友。只有高中学历的我，对中大很有感情。”发布会现场，朱长振对同学们说。

开完发布会的第二天，朱长振又坐上了从广州去成都的火车，他要去映秀回访。自2008年5月，朱长振坚持每年回访映秀，并选择了十个失子家庭，为他们拍照，这些照片也出现在他的新书《无冕之羊》里，“我给他们每户家庭都带去了我的《无冕之羊》新书，里面有他们各自的照片，我不知道我还能在新闻一线撑多久，但我想，给这十户家庭每年拍一张合影的大事儿，一定要持续够十年，无论我做不做记者”。

羊肉串店承载了记者们的梦

开羊肉串店一月有余，朱长振说他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很多理想不灭的记者。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曾评价朱长振，说他是浓缩了中国新闻史的烤串小贩。中国十多年新闻业的缩影，从“黄金十年”到当前的困境，记者的境遇也跌宕起伏。

朱长振从记者到小贩的经历，的确体现了媒体记者尤其是调查记者的生存状态：有时候，冒着酷暑，一个人步行翻山采访一整天，只是为求证一个信源，在报纸上也就体现为一句话；有时候，当大家都返乡回家过年的时候，记者却踏上陪民工们回家的路，挤火车、坐马车、步行翻山，甚至遭遇大巴车翻车；为了写揭黑报道，自己和家人会受到生命威胁；由于长时间在外地采访，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之又少……

但在朱长振看来，从“无冕之王”到“无冕之羊”，是无奈，也是转机。而对于“无冕之羊”羊肉串店，朱长振也有着自己的想法。

朱长振在老家平顶山鲁山县的大山里圈了一块有水有山有草的地来养羊，他经营“无冕之羊”羊肉串店的“秘笈”就是货真价实。他不希望“无冕之羊”传递的只是记者们的无奈，还希望它至少是一家能“保真”的羊肉串店。

白天采访、晚上写稿、抽空烤串，这是已经46岁的朱长振独特的坚守，这或将成为转型中的中国新闻业一道独特的风景。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朱长振说他对自己究竟还能在调查一线撑多久心里也没底。但他说能多撑一天就多撑一天，只要在这个岗位上，每写一篇稿子，署上自己的名字，就要对得起名字前面的记者二字，至于经济上的损失，他会想办法通过自己开羊肉串店来弥补。

开店一个月间，朱长振说他见证了“无冕之羊”羊肉串店从无到有，也体会到创业的艰辛，更见证了记者云集店内开怀畅饮、互诉苦衷的场景。

这期间，曾有年轻记者因为看到朱长振的“悲凉”现状而下定决心离职。这让朱长振心存内疚：“我开店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大家看到记者有多落魄，而是希望大家能看到，记者也可以靠劳动靠双手过上富足的生活。开羊肉串店，真的是一件有趣好玩的事情，希望大家能看开一点儿！”

朱长振，1968年出生，河南鲁山人，大河报调查记者。他有着双重身份——街头烤羊肉串的小贩和体验式报道记者。15年间他与采访对象同吃住、同生活，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所写作品多次获奖，体验式报道“陪破烂王回家过年”、“漂行郑州三条河”、“南水北调徒步行”等在社会上引起反响。2013年他作为“走转改”优秀新闻记者获得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记协指导，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主办的“记者礼赞”铜雕奖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