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社一些年轻同事问我能否总结一些“采访的艺术”,传授一些“如何提问”的经验?
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叫《逃离克隆岛》,里面的主角克隆人林肯·6E被称为“爱提问先生”,爱提问是他的天性,因为,提问意味着在思考,思想是人类的全部尊严,而(克隆的)机器可以做到人类做的一切,除了提问。
“提问”如此重要,但面对不同的新闻选题,不同的采访对象,不同的情境状态,不同的记者去提问,情况千差万别,只能提供一些“私人经验”。
采访的核心在提问,提问的首要在好奇。
2012年,《商业周刊》中文版第17期的封面专题就是《采访的艺术》 ,当时新京报总编辑王跃春看到后,自费购了几十册送给采编同事。杂志封面如是解释:“用饱含智慧和触及灵魂的对话,对抗140字的碎片世界。记者要做他们最擅行的事情:让陌生人敞开心扉。”总结得很到位。我认为,“让陌生人敞开心扉”,做得最好的是著名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这在她的《风云人物采访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可以说,是提问,成就了法拉奇,成就了阮次山,成就了柴静,成就了杨澜等名记者。
采访的核心在提问,提问的关键在勇气。
2014年春节前后,我受邀为新京报小记者训练营的学员授课。课堂上,我提到了几个问题: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这些问题是否该提问?不少学生都回答说不能提问,理由是“很敏感”。事实上,这是法拉奇专访邓小平时的提问,都曾公开发表,并被收进《邓小平文选》。或许这是法拉奇与普通记者的区别所在。作为一次成功的采访,除了邓小平的胆识与智慧,首先是记者能否有勇气提出这些问题,如果法拉奇也感到“敏感”,此次采访必然会逊色很多。
采访的核心在提问,提问的重点在方法。
2003年,时任时代公司总编辑的诺曼·珀尔斯廷说,当我还是一个记者新丁的时候,编辑就告诉我:“蠢问题只有一个,就是你没问的那个。”
不管是个人的职业训练,还是采访过程,我更侧重作为“方法”的提问。我在去年的专栏文章《自我训练:职业素养的成长路径》中 有过介绍,我的“自我训练”的方法之一,是大学时代,每到周三晚上,跑到图书馆,浏览近一周的报纸杂志,然后坐下来,摊开一张A4纸,预测周四见报的《南方周末》的内容。其实就是对自己的“提问”,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假如我是总编辑,该如何安排本期报纸各个叠次的选题,头版头条做什么题目,等。
假如我是部门主管,本周哪些领域的事件需要关注,比如时局、经济、副刊、评论等,安排哪个记者去采访更合适,等。
假如我是记者,会如何思考这个选题,该到哪些地方,采访哪些对象,如何谋篇布局,等。
在方法论层面,我比较推崇美国学者达莱尔·哈夫在《统计数字会撒谎》中的方法。他提出了防止“数字撒谎”的“五个提问”:谁说的——他是如何知道的——是否遗漏了什么——是否偷换了概念——资料是否有意义。
对了,几年前,易中天曾被卷入“毒舌门”事件,起因就是因为“提问”。他做客某电视台科教频道《非常网络》节目时,不愿配合“愚蠢的问题”,一再拒绝回答问题,还称要办个主持人培训班。现场的两位主持人几度被噎到无语,相当尴尬。节目播出时,编导并没有剪去易中天发飙的段落,“问题很愚蠢”、“领导很弱智”等话都呈现在观众面前,一时间引发众多争议。
可见,“提问”本身,不仅仅是“艺术”,更是“技术”。在本质上,好的提问意味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批判之思维。
(作者为新京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