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面前要多留个心眼儿

工作中常常碰到一种情况：记者兴冲冲发回来一篇报道，第二天见报了，麻烦却来了，采访对象找上门来要求更正，搞得记者灰头土脸，报社也十分被动。事实上，记者只不过“据实记录”而已。问题出在哪里？

我观察过一些案例，经常是因为记者采访时想当然、回避了问题，采访对象怎么说就怎么记，缺少质疑，记者以为这就是全部事实，以为找到了答案，但特定语境下的事实，往往翻个面看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在“事实”面前多留个心眼儿，多一点警觉，是新闻报道经得起推敲的前提。提问是新闻人的天职，也是逼近真相的途径。这个时代，问题重重，真相与假象如影相随，如何保证你看到或听到的就是真相而非假象？恐怕除了不停地发问，绕到你所获得的“事实”后面探个究竟，再难有什么高明的办法。

“问题意识”要求新闻人时刻保持思辨力和质疑精神，一事当前，首先问“这是真的吗”、“这样合理吗”

记得我刚入职时，与部门领导一起去北京市某区采访一个“举人文化节”活动。按理说，这只不过是一场活动，很多记者从做实习生开始就会参加无数类似的活动，大多数情况下，它就是个消息的素材。

当天去的媒体记者很多，既有中央级媒体，也有地方都市类媒体；既有报纸的，也有广播电视的。我后来检索其他媒体的报道发现，基本上都是“通稿”——“××举办举人文化节活动”。

我们的报道“不同寻常”，让主办方大为光火，后来中宣部的新闻阅评通过肯定我们的报道批评了这一活动，并抄送给了北京市委书记，主办方才佯装醒过，“感谢”我们的监督。

我们发表了一篇比较长的现场特写《这是在宣扬一种什么文化？》，还配发了署名评论。特写获得当年度的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当时的活动现场确实令人难忘：村子里的空地上摆了十几口大锅，大设粥场；学子身披红花骑着高头大马游街；从事地质研究的院士阔论举人文化与高考制度；当地领导张口闭口“举人经济”……场面之荒诞，不得不让人质疑其动机。我们对充当“道具”的高考状元和院士，对当地的领导和村民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采访，结论一目了然：所谓举人文化、所谓尊重人才，不过是商业炒作的噱头而已。

其他媒体之所以只报了一个“事实”，或许是有其他非新闻因素的考量，但也未尝不可归咎于“问题意识”淡漠。他们未必没有感受到这件事情的荒诞不经，但也许没有深想和报道这个活动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的任务是来报道活动的。很多记者满足于被动获得的“事实”，沿着报道对象预设好的思路一路狂奔，不去质疑事情的真实性、合理性，错过写出好作品的机会倒是其次，有时候还会酿制更大的被动。

因为缺少质疑精神，把正面宣传写成“揭露报道”的也不乏其例。大约两年前，北京市某单位招了很多局级领导子弟，在其内部报告中，这一行为被描述成“整合政府资源”的成功举措。有记者在给该单位写宣传稿时，就把这个当成一个正面故事来讲，结果几千字的稿子就这一小段儿产生了反响，网友抓住这个信息大肆批评，搞得这个单位十分被动，记者和这个单位建立的良好关系也断了。正面宣传稿件搞成了揭露性报道，实在有些出乎意料。试想如果记者能跳出这个材料，稍稍对这个事情质疑一下，就不会搞出“乌龙事件”来。

记者脑子里有“问题意识”，才可能避免写出“问题报道”来。

“问题意识”要求新闻人具备对事实进行逻辑重构的能力，一事当前，首先看“这符合逻辑吗”、“经得起推敲吗”

一些“问题报道”，并非因为提问不足。有的报道，记者很努力，事实也已经很充分了，但仍然给人一种“欠火候”的感觉，总觉得离真相就差那么一点点。问题出在逻辑上。逻辑所依赖的除了事实，还有常识。一些事件报道，所涉事实错综复杂，你可能看到了全部事实，但未必看得到全部事实之间的关系，而往往这个“关系”才是真相。

记者应当有逻辑重构的能力，对所获事实进行抽丝剥茧般的重新整理分析，然后回过头来再进一步发掘遗漏的事实。

2006年2月中旬，一则消息在报纸、电视、互联网上广为传播。这条消息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共50多位院士，委托两院学部发表声明，辞去“中国管理科学院”的“终身院士”称号。

人们的疑问是：为什么好端端的“终身院士”却要辞去？接下来的报道说，总部在香港注册的所谓“中国管理科学院”，是以欺骗的方式授予这些院士为该院“终身院士”，再以两院院士的号召力向全国各地学者收费兜售该院“院士”称号。

欺骗的方式？很多人很敏感地抓住了这个字眼。随后有新闻报道说，所谓“欺骗的方式”无非是人家发来一张表格，无需任何审批，院士们填张表格就能成为“终身院士”。有院士说：“院士是给我的一个荣誉称号……就填了个表接受了。”这几乎是所有的新闻事实，而且逻辑链也相对完整。新闻报道之后，很多媒体也纷纷发表评论。有不同的声音，但一些主流的评论从正面给了解读，这些院士成了“捍卫科学尊严的典范”，有的评论者甚至发出这样的喟叹：“可惜，没有多少人能像这些两院院士那样，对所谓‘称号’说不！”

这些评论也许没有问题，它们基于新闻所报道的事实在说理，的确，依据也充分。但是很多读者未必这么想，至少我不这么想。真相是什么？新闻没有告诉，事实无法呈现，但我们可以凭常识去推断：如此幼稚的伎俩怎么会让这些堪称学界圭臬、人中精英的院士轻易上钩？如果不是东窗事发，那个所谓的管理科学院不被证实是个子虚乌有的皮包公司，这些院士们又会作何反应？这几乎可以从他们起初的表现推断出来。我们需要重新对这些新闻事实进行逻辑重构。

我在自己的言论专栏里发了一篇“‘院士造院士的反’值得喝彩吗”的评论，基于已有的事实和常识，从逻辑上推演出一个结论：“说到底，这些院士还是被名利所害。”这篇评论发表之后，我接到很多科学家的来电和来信，有一位老先生在信中说，科技日报“敢于直面真相、捍卫常识的勇气可嘉”。这个稿子后来获得当年度中国新闻奖三等奖。

事实上，如果把这篇评论换成一篇报道也未尝不可，只不过把其中推理的过程，用重新调查的事实去还原就是。

“问题意识”也考验新闻人的问题控制能力，仅仅学会发问是远远不够的

“问题意识”很容易被理解为满脑子的问号，对什么事情都怀疑、怀疑、再怀疑，而忘记了为什么怀疑。怀疑不是目的，探求真相才是。所以新闻人在特定的采访环境里或面对特定的采访对象时，要能够做出比较精准的判断——什么才是问题的核心。

我写过一篇人物小通讯《吴文俊：作别数学的数学家》，同事们都觉得不错。这篇文章有价值的地方在于主题上的反衬。这个一生都与数学为伴的老爷子根本就离不开数学，却一开始说，自己把所有的藏书和数学资料都交给研究所了，让他们去搞。他现在喜欢喝咖啡，看《福尔摩斯探案集》。其实，他一谈起数学就眉飞色舞，而对别的则言语寡淡。从我们的交谈中，这篇文章的标题就在脑中形成了，只是结束采访前我需要“求证”，我问：“您真的放得下数学？”他答：“放不下。”OK，这篇文章已经成型了！决定这篇文章成败的，可能就是最后这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想到去问这个问题，那这篇文章传递给读者的“事实”就是：这个数学家不干了！一个著名数学家突然间“洗手”不干了，的确是条新闻，但，它是假象！

很多时候，记者在现场采访“挖”得很深，问得很细，但由于缺少观察——对采访对象回答不同问题时语气、表情、配合度，以及人物本身特点和事实之间的冲突的观察分析，很容易就忽略了关键问题，最终导致报道完全走偏了方向。

最考验记者的是灾难性报道。在灾难现场采访，你的提问稍稍不妥，不但可能牺牲采访机会，还可能对采访对象造成伤害。

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我在北川中学临时安置点采访。当得知我是记者的一瞬间，我从其中一位心理援助女志愿者的眼睛里看到了敌意。她以近乎哀求的语气对我说：“求求你们，不要再打扰这些孩子了！”

她告诉我，记者一见面就问：你家里有人去世吗？你能回忆一下当天的情景吗？几个记者走后，一名接受采访的高二女生冲进帐篷号啕大哭，眼神里布满惊恐，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黑色的星期一；而另一个女生则一个人躲到一边目光呆呆地坐着，不哭不言。

我收起了采访本和照相机，听那个志愿者向我控诉。我当天写了一篇《请让孩子们安静地告别伤痛》，首次公开呼吁关注灾区孩子心理“二次伤害”问题，发表当天被中央电视台、《新民晚报》等国内多家媒体转载，甚至引起心理援助和媒体伦理的网络讨论。

那一年的地震报道，我们看到了太多血腥的描写。我后来还专门写了一篇评论《尊重生命永远比记录新闻更重要》。

“问题意识”本身也会成为问题的制造者，关键在于记者的问题把控能力和对新闻专业主义的遵守，新闻人需要时刻自省，尤其在类似地震这样的灾难现场，学会节制比学会提问更重要。有时，正是这种节制才会让你的心静下来发现真问题。

称职的新闻人一定是常怀“问题意识”，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回答问题的时代瞭望者。强调问题意识，并不是说新闻报道要满篇问号，恰恰相反，新闻报道是要努力将受众心中的问号拉直。只有对那些一一浮现的事实多一些警惕，我们的报道才可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才可能时过境迁之后还有一点重读的价值。

（作者为科技日报新闻中心副主任、第十二届长江韬奋奖长江系列获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