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报业舆论研究及思考

摘 要：风云变幻的民初革命时期，报纸作为一种舆论武器，积极参与了政治舞台的建制。民国元年，报业出现短暂的空前繁荣，报刊舆论呈现出“咸与维新，百家争鸣”的美好局面；袁世凯夺取国家政权后，对报刊舆论的经营采取独裁扼杀策略，报业发展陷入历史低迷；基于对袁世凯幕府当权的反抗，报刊的讨袁之声此起彼伏，民间舆论触底反弹，至此，袁世凯及其军政利益集团不得人心，袁称帝不成，在万民唾骂声中郁愤而逝。本文拟对民初报业舆论经历的重视、压制和反弹三个阶段逐一分析，以窥探民初新闻事业被动进步的现实意义，及对当代新媒体舆论建构的积极启示。

关键词：舆论之母；新闻绝对自由主义；言论机关

一、引 言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以下简称“孙”）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由此诞生。久受封建压迫之苦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胜利后试图大展手脚，仿照西方制定和推行一系列资本主义的政策法令和革新措施，立志将中国建成一个民主、富强的民主共和国。民主的思潮渗透到社会的每一处建设中，新闻自由之风也因清朝诸多新闻法规的废止得到扩散。从1912年民国建立到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这一时期，中国报刊舆论相继经历了重视、抑制和反弹三个兴衰历程，本文拟对此嬗变作出梳理，以审视报刊作为重要舆论工具在政权统治中的作用及利弊得失，供商榷。

二、舆论重视阶段：昙花一现的繁荣

（一）法律政策与政府姿态

清末民初，新闻事业随着政治环境的转变，展现出一片热闹气氛。以孙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民国成立后，立即将言论自由作为与封建专制相对立的原则之一，大力倡导和推行。南京临时政府特意废除了清廷专为抑制新闻出版业而颁布的《大清报律》——封建专制统治下严禁森严的状况被打破，同时颁布了《民国暂行报律》，将报界言论与出版纳入法定轨道。由于当时新闻界人士新闻法制意识的薄弱，此举并未受到社会拥戴，而是群起抵制。孙迫于当时的舆论压力，以该报律未经参议院发布无效为由取消《暂行报律》。

在民国政权刚刚建立、社会动荡、言论不一的局面下，新闻事业因为没有相应法律的管制和约束，开始肆无忌惮地畸形发展，“言论出版自由”的观念在新生的政权中得以纵容，暂时“落地生根”。

（二）作为舆论之母的报业分野

在“咸与维新”的“大好”形势下，昌言无忌，新闻事业迅猛发展，办报活动风起云涌，全国报纸陡增至500家，总销数达42000份。这两个数字，均突破了历史的最高纪录[1]。民初的综合性报刊，大都表示赞成共和、拥护民主，并都自认为是天然的“舆论之母”，是“四万万众共有之舆论机关”，报馆应该成为与国务院、总统府平等对待的，跟参议院同性质的监督机关，新闻记者则理所应当地担负起“监督公仆，指导国民”的“天职”。报纸的言论自由受到尊重，各报直言讽谏，可公开批评官员、谩骂总统，朝气甚盛。民国元年的报刊舆论，主要发生了以下变化：

1.“报刊作为舆论工具”的主体意识增强

这一点可以从报馆的办报宗旨上看出来。1912年5月下旬，宋教仁亲自擘划出版的《亚东新报》，以“监督政府，指导国民，巩固共和政体，注重民生主义”为办报宗旨；7月1日创刊的《民生报》，以“鼓吹民生主义、阐发共和真理，监督政府行政，冀实行本党之政纲”为宗旨；12月1日，梁启超在天津创办的《庸言》报，则主张用平常、切实、有理的报刊言论来为政府建议献策。

民国初年，在“政党政治”的影响下，刮起了一股结党结社风，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之前，大致形成了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四个较大的政党。这四个政党都十分注重报纸作为重要言论机关的舆论地位，纷纷开办了机关报，来宣扬各自的执政主张和思想。国民党作为最大的政党，在民主政党报刊中数量最多，在京、津和沪等全国各主要省市都有创刊，较为出名的有《民立报》《国风日报》等；共和党的报刊主要有《民声日报》《强国报》等；民主党的主要机关报有《国民公报》《庸言》等；统一党则以《大共和日报》《公论日报》等为自己的机关报。

虽然报纸自身的言论立场时有改变，各党派报纸政论之间颇有分歧，矛盾层出，甚至发展到武斗的境地，但从这混乱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在资产阶级新政治不成熟的民国初年，无论是作为报业的创办方，还是国家的执政方，都开始注重报纸这一媒介所发挥的舆论场的效用，这对后来的政治变革无疑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2.“实业、教育救国”“男女平权”等思想进入公众视野

辛亥革命之后，全国兴起了一股兴办实业的热潮。一批鼓吹发展实业的日报、月刊随之问世，如湖北工业总会的《工业世界》、武昌的《国民经济杂志》等。这些专门性报刊普遍认为“今日共和初成，兴办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要之策”[1]。孙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以后，聘请蔡元培为教育总长，蔡元培对清末学制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构建起现代学制体系[2]，使教育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宣扬教育救国理念，相继出版了一批教育报刊，教育学者们纷纷在教育报刊上发表自己的教育理念和看法。比如作为教育文化救国论者的陆费逵，便认为“教育得道则其国盛；教育不得道，则其国衰弱而灭亡，此一定之理也”。

民初元年，由于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妇女的政治热情和对新生活的期待都渴望得到满足，一些先进的女权分子便积极创办妇女报刊，大力提倡女学、女权，广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言论，要求妇女参政，在社会上造成了一股妇女解放的舆论风潮。

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之风和政府对报业的开放管理姿态使报业出现短暂的繁荣之貌，政党报刊的蜂起使当局政府将报纸这一媒介作为政论争斗的重要舆论场；经济报刊、教育期刊及女子期刊的纷纷出版，也使“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男女平权”等新思想和观念提上大众舆论的日程，报业的这些举措在短期看来可能并不能对社会起到太大改变，但从长远看来，这对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发生无疑是具有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的。

三、舆论压制阶段：万马齐喑的嬗变

（一）制度打压：专制统治的法律牌

1912年3月，袁世凯（以下简称袁）窃权以后，出于反动的阶级本性和建立独裁统治的目的，表面上信誓旦旦忠于共和，暗地里却以及其奸诈的手段实行专制，并对当时民主进步的新闻事业加以打压。为了最大限度地控制舆论，他，一方面全力建设自己的编辑出版体系，垄断出版权；另一方面则利用政权力量来制定一系列针对进步力量的新闻出版法令，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企图彻底封杀革命和进步书报刊的出版。1914年4月，袁幕府在参考《大清报律》、日本《新闻纸法》的基础上，颁布了《报纸条例》，该条例规定8种情况不得刊载，“混淆政体”和“妨害治安”（就是不允许出版物有任何冒犯当局的思想内容）就在其中，之后又相继补颁了《陆军部解释“报纸条例”第十条第四款军事秘密之范围》《报纸侮辱公署依刑律处断电》以及《报纸条例未判案件包括于检厅侦查内涵》等规定——其限制出版自由的真正用意显而易见。同年12月，北洋政府颁布《出版法》，对所有文字、图画印刷也作出类似规定，将限制报纸的内容扩大到所有出版物，并要求这些出版物在发行前必须交警察署审阅。袁幕府戒备森严，对信息和舆论传播的控制力度得到进一步加强。

（二）从政论到新闻：暴力牌下被动的内容置换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对国民党系统的报刊和其他反袁报刊进行了大扫荡。所有异己报刊（包括国民党报刊）被冠以“敌党报刊”的罪名遭到查封，多数报刊主笔或编辑遭到无辜陷害或杀戮。如宋教仁被刺一案，《国光新闻》《国风日报》在随后发表的评论文章中使用了“政府杀人”“谋叛”“民贼独夫”等言辞，立刻遭到的军警的包围、拘谨和法庭的传讯。同年5月，袁世凯指令内务部按照《大清报律》或刑律第16章第31条，对这些报刊予以“严重取缔”，美其名曰“重秩序而安人心”。自癸丑报灾（1913年）到1916年袁为复辟帝制而对舆论界残酷镇压期间，全国报纸总数始终在130种左右徘徊，形成了持续4年的新闻事业低谷[3]。

较之于民国初年报刊的言禁大开，此时的报纸则呈现出“万马齐喑”的局面。在国内政局动荡不定的同时，国外爆发了世界大战，这一切也唤起了报纸对时局的关注。其次，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精力分散，中国工商业得以在此空隙中有所发展，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对新闻信息需求大幅增加。因此，不少报纸为了生存不得不将注意力集中转移到了做好新闻报道上。随着报刊的议事日程的丰富，民众舆论也由之前单纯的关注文人论政、政党内讧、政党要人言论转移到国内外发生的诸多新闻事件中来。

从长远来看，袁的新闻立法让政党报刊遭到重创的同时，也让当时的新闻报道工作有了较大进步，这无疑丰富了报业舆论场的建构，增强了报刊的持久生存力。

（三）舆论鼓吹：亲民牌下的报刊腐化

袁疏于治学，精于世故，十分注重对政治舆论的经营。他利用各级官府权势，用公款创办或盘进一批民办报纸，让御用文人打着民办招牌，以民意代表的身份鱼目混珠，以“握言论之中坚”。《亚细亚日报》便是在袁世凯复辟制喧嚣的高潮中创办起来的，是御用报纸中言论最反动、最猖獗的一家，也是全国最先公开为袁世凯恢复帝制作宣传的报刊。该报刊在二次革命时发表《讨贼露布》攻讦国民党；在袁欲图恢复帝制时，又《君宪救国论》等“研究”帝制的文章为袁歌功颂德，沦为袁府心腹的《亚细亚日报》，阿谀备至之态彰显无遗。

除了创办御用报刊之外，为了制造亲民舆论，袁世凯还利用金钱笼络、收买报纸和报人，这种丑恶行径严重腐蚀了中国新闻界。不少报人迫于生存压力或出于利益需求，职业道德沦丧，趋炎附势，为袁世凯复辟大力发表拥护言论，成为袁世凯幕僚的走卒和帮凶。1915年12月31日，袁世凯下令改次年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不少报纸立即一致将“洪宪元年”揭诸报首，并出红报致贺。报业之耻，莫此为甚。

四、舆论反弹阶段：政体崩溃的前兆

舆论反弹阶段与先前的舆论抑制阶段并无明显的时间界限，可以说，两阶段处于并行状态，只是报业舆论呈现大局面反弹情形，是在袁世凯当权的后期。

（一）讨袁之声与政体下台

袁在践踏言论自由、压制舆论及摧残新闻事业方面，可以说是“上继清朝政府之遗绪，下开民国历届反动政府之先河，贻害流毒匪浅”[4]。然而，在袁的暴力打压和金钱诱惑面前，也有丝毫不为所动的坚贞之士，为报业坚持正义之舆论而不遗余力。被称为“横三民”的《民权报》《民国新闻》《中华民报》一直高举“反袁”大旗，报刊言论激烈，其政论纵横捭阖、悬河泻水，一时瑜亮。其中，《民权报》影响最大，主笔戴季陶相继发表了《大哉私人信用》《胆大妄为之袁世凯》《袁世凯之罪状》等大量反袁、讨袁的“时评”和“ 论说”，将袁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的种种倒行逆施、践踏民主、推行专制等行径予以大肆披露、尖锐抨击。

袁接受“二十一条”和露骨推行恢复帝制后，全国大多数报刊将“反袁”舆论提上议事日程，不少拥袁报刊也改变言论立场，加入此列，反袁队伍越来越大，如积雪滚球，以力挽狂澜之势，对袁军政利益集团予以猛烈撞击。1916年3月22日，袁在军事失败、部下相继叛离的内外交困中，在举国反对的舆论浪潮中，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同年6月6日，他在万民唾骂声中郁愤而死。袁的专制统治终结。

（二）弹簧理论与舆论反弹

物理学中，弹簧伸缩的长度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对弹簧施加压力的大小，二是弹簧的弹性系数。在弹性范围内，弹簧所受的压力或者牵引力越大，弹簧伸缩的变化、长度越大。但是，如果弹簧在弹性范围之外持续保持受力或牵引状态，它就很难再恢复到原来的面貌。民初时期的报业舆论有如弹簧，报业本身的发展能力就像它的弹性系数，而国家当权者的管制则犹如对弹簧的施力。

在民国元年，民族资产阶级作为国家权力领导人，对报业舆论的管制缺乏强烈的法制意识，在舆论压力下取消了《暂行报律》的颁布。报业因为没有太多法制条例的束缚，因“过度自由”的牵引力而得以大量创办，但这种舆论场的热闹氛围只是昙花一现。袁当权后连续对报业颁布多条法律，令报业发展深受遏制和摧残，施压后的报业舆论就像被紧箍咒层层箍紧，一片混乱。对弹簧施压的力度越大，弹簧的反弹力度也就越大。同样，袁越加紧对舆论的钳制，就势必越会引起报业的反抗。在人人自危、言禁綦严的社会环境中，明辨是非的报业人依然保持着独立态势与群体自觉，在袁幕府的层层逼迫中触底反弹，对其丑恶暴行大肆披露，坚持斗争。袁统治后期的舆论反弹，是先前为了维系政权系统运转，过度压制舆论、人心向背而引发的直接后果。

五、结 语

在民国初期，报界舆论成为主导政权生命力的重要武器，它所经历的重视、压制和反弹三个嬗变历程，可以让我们窥见媒介舆论的巨大能量。近两年，反腐新闻多次被推上媒介议程，“网络媒体反腐”一度成为舆论热点，政府依此作出的反应也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如何有效疏通网络言论通道，控制社会舆论，维护好政府的公信力，成为当前政府亟待慎重思考的难题。

（作者系：广西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1] 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92.

[2] 张传燧.中国教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3]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册[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

[4] 刘家林.中国新闻通史(修订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