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尖2”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6月6日晚，备受关注和争议的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二季（下称“舌尖2”，第一季称“舌尖1”）终于落幕，以投入3000万元进账2亿元的骄人成绩刷新了电视纪录片的历史纪录。从“舌尖1”到“舌尖2”，似乎是要验证一部成功的商业纪录片的品牌效应及附加值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延展性会有多大。

“舌尖1”原本是一部以美食为主题的商业纪录片，在没有大规模宣传和非黄金时间播出的情况下一炮而红，并作为一个“电视事件”被多方解读，与乡愁、中华传统文化、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联系在一起，使其在专业与商业价值基础上又衍生出政治、社会、文化等多重价值，进而深得宣传思想领域高层的认同。

与“舌尖1”主题鲜明集中、风格单纯清新和营销推广低调相比，“舌尖2”在各方面都过于刻意和用力，不仅将所有的商业元素、手段及行政资源都派上用场，还因想表达的东西和试图取悦的人太多而让其意义负载过重。显然，这次制片方是在认真总结上一季的经验、深入学习领会上级的指示、悉心参考汲取了专家高论与一些公众意见的基础上，在着力发挥“舌尖”功能上做足了功夫。而“舌尖”的功能，完全可以套用周作人的小品文《哑巴礼赞》里关于嘴的说法：吃饭、接吻（表达情感和爱）、说话。因舌头是嘴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且处于口腔中央位置，故完全有资格代表嘴。而且，三种功能的排序也极符合生命一般规律和马洛斯的“需求层次理论”，吃永远是舌头的第一功能，只有吃饱了才有心思与精力去接吻和爱，正如鲁迅所说的“人必须活着，爱才能有所附丽”。吃与情爱是人的本能，而说话及语言的发明在人类进化史中毕竟是很晚的事。

“舌尖”系列应当首先是一档美食或吃饭的节目，然而“舌尖2”却将舌尖的吃饭功能弱化，把情感和言说的功能放大至极限，差不多将纪录片拍成了由一个个小故事串起来的“故事片”，将美食节目做成了“感动中国”。从第一集《脚步》到第七集《三餐》，吃货们都在抱怨“美食太少，故事太多”，要么是东拉西扯跑题不知跑到哪儿去了，要么是节目素材和想兼顾的元素过多而难以取舍，要么是缺少美食的“干货”就往里兑水。有时为了追求故事性而一味煽情，甚至不惜使出抄袭、造假的“雷招”。如：掏蜂窝是为了亲情；放蜜蜂是为了爱情；一条稻花鱼引出了农民工、留守儿童；一日三餐又扯到了富士康、应试教育、家长陪读、逃离北上广……结果是，用各种貌似“三贴近”的噱头刻意拔高片子的思想内涵，却弄出了一些被观众批为“三观不正”的桥段；想赢一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政经人文“大满贯”，却招来了一片吐槽和骂声；要将商业纪录片晋级为文化纪录片，却掉进自己挖的差评营销的坑里。

如果说“舌尖1”是纪录片和美食的成功，那么“舌尖2”则更多是商业方面的成功。这是一次经过缜密策划、志在必得的开辟纪录片收视、收入新纪元的传媒行动，因而少了一份平和宁静的创作心态，将提升艺术品质的激情转换为追求政治、社会、商业利益最大化的癫狂，实际上是透支式使用“舌尖1”的口碑与品牌价值的极端化商业行为。

《舌尖2》的政治经济学样本意义还在于，对一部成功的商业纪录片，如果试图在主观意愿和观念理念方面强行赋予其“高附加值”，往往很难奏效，甚至容易画虎不成；而由市场主体依循内容产业链和传媒市场规律自主或自发进行的业务延伸和衍生价值开发却容易获得成功，如“舌尖效应”给视频网站带来的流量及广告价值飙升，网购美食引发的电商狂欢，“舌尖”旅行团的应运而生，“舌尖”系列的电影版，“舌尖”书籍的出版……或可算是“舌尖2”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一种增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