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书坊》(第三辑)收录了钟叔河、李文俊等多位文化名人的文章。
最新一期《开卷》杂志封面。
在人声鼎沸的本届上海书展上,上海辞书出版社昨天举行的《开卷书坊》(第三辑)新书发布活动也许并不算显眼。只有熟悉“开卷”二字的老读者,才了解其中的分量——这是书展上唯一一场为民间读书刊物推新书的活动,现场推介的这套丛书共十本,所刊文章全部出自一本名叫《开卷》的民间自办小杂志。
这是一本从未公开发行的民间读书刊物,薄薄一本小册子,竟已有近15年的历史。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国内不少文化大家都以能够在这本小册子上刊发文章而感到荣幸。如今,不少知名杂志都在为纸媒体的生存之道而发愁,这样一本独立生长的民间小杂志,也就更令人感到可贵。
文化大家甘为小册撰文
《开卷》于2000年1月在南京创刊,一月一刊。拿到手中的这本杂志,品相淳朴,纸张轻薄,翻开来看,每期杂志刊登的文章不会超过10篇,每篇文章也不过只有千把字。这么多年过去了,这本小杂志始终不曾改变,朴素的黑白印刷,清新恬静的文字,更有浓厚的书卷气质和人文底蕴。
翻看《开卷》,果然是一本属于读书人的杂志,比如每期必有的“开卷闲话”,有不少文章写的都是读者和作者之间交往的逸事,虽然有的只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却也很有文史资料的味道。比如最新一期的杂志,主编董宁文就记下了今年5月11日看望老作者吴小如的情景,“躺在床上的吴先生正在别人的协助下与他的儿子通电话”,与老先生见过数分钟,董宁文即告辞,但他没想到,三个小时后,老人远走天国。
对于那些逝去的老朋友,《开卷》总是会用专题文章来纪念。著名学者来新夏去世后,《开卷》为他推出了一期专题,作家、藏书家韦泱以《来新夏:从研究北洋史起步》为题,写下了自己与老先生往来的旧事。多年前,在上海的旧书摊上,韦泱淘得一本1956年出版的来新夏著作《北洋军阀史略》,他将此书寄给来新夏先生,请他签名盖章,没想到收到寄回来的书中,老人家竟然在扉页上题满了字。
正是因为有着浓浓的人文情怀,《开卷》吸引了很多文化大家。比如季羡林、施蛰存、黄苗子、杨宪益、范用、黄裳、何满子、周有光、杨绛、朱正、钟叔河、流沙河等人,都曾是《开卷》的热心作者。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欣曾在《开卷》上发表过10篇文章,据他说,这本杂志的稿费多年来一直只有千字60元,但是因为其作者水准大多很高,想要在上面发表文章反而并不容易。
“很喜欢给这家杂志写稿,不那么正儿八经,自由度更大。”张欣说,他很喜欢把无法纳入学术论文中的文章,发表在这本杂志上。比如当年台湾诗人余光中在黄河边远观雀华山,认为此山正是当年徐志摩所乘飞机失事之地;张欣听闻此言,便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开卷》上,指明徐志摩飞机失事是在济南南郊外,而雀华山在济南北面,方向大错特错。这样的文章虽然学术性不强,读起来却很有趣味。
一个人支撑着一本杂志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如此高水准的一本杂志,其运营者竟然只有主编董宁文一个人。
上世纪90年代末,凤凰出版集团旗下各家出版社出资兴建凤凰台饭店,时任译林出版社社长的蔡玉洗兼任饭店总经理。蔡玉洗是书痴,一心想办一个文化类型的饭店,他认为给饭店办一本内部杂志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就把译林旗下的《译林书评》编辑董宁文拉了进来,《开卷》由此创刊。这一干,董宁文就没再动窝,组稿、编稿、校对、排版、跑印刷厂、寄赠刊,将近15年,所有的事情都是他一人操持。
尽管只是一本小杂志,但董宁文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办刊理念:“我们约稿先看人品,再看作品,那些能作秀的人,名气再大,我们也不联系。”按人品来选作品,董宁文也从来没看走眼过。直到现在,编来稿、编书对董宁文来说都犹如神圣的仪式,“我对夫人说,一坐在书桌前看稿件,心一下子就静了,就好像到城门口读书,听不到车马喧。”董宁文说,看稿对他来说就像是打坐一样,是一种境界的提升,也是他离不开的一种生活方式。
每期杂志印制出来,董宁文都会亲自把杂志寄给作者和读者。他一笔一画地抄写下每个人的地址,一一寄出去,有的读者连寄了三次还是收不到,董宁文还会再寄,“如果算每期寄给500人的话,我这些年寄的信也有10万封了。”董宁文从来都是自己亲自写地址、名字,他觉得那样更透着温暖和亲切。
这十多年来,纸媒体市场经历了一番浮沉,其实《开卷》也曾遇到过困难。董宁文说,这些年《开卷》换了三任“东家”,有几次面临资金困境,热情的作者纷纷提议,由他们轮流资助出刊,但是董宁文谢绝了大家的好意。目前,这家杂志由天津问津书院出资赞助。董宁文说,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自己越会感受到精神的支撑。在他看来,这种支撑反而比金钱更有意义,“如果你每年给我100万元,我就没有心思做这个事情了。”
民间刊物如同文化乡愁
其实,类似《开卷》这样的民间读书刊物还有不少。
山东藏书家阿滢长期关注民间读书刊物的生存,据他统计,目前国内比较知名的民间读书刊物至少有40多家,其生存状态各异。据阿滢观察,这些刊物中一类是由文化单位主办,如江苏江阴市图书馆的《读读书》、苏州市图书馆的《今日阅读》、北京朝阳区文化馆的《芳草地》等;另一类由民间读书团体或者个人出资创办,但这类杂志由于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出版周期并不稳定,有些杂志创刊不长时间就销声匿迹了。
和《开卷》一样,这类刊物从组稿、编辑、出版、发行大都由一个人来完成,一个人就是一个编辑部,甚至还会有一个人主编几份杂志的。阿滢说,“像长沙的萧金鉴主编《书人》《文笔》两份杂志,天津的王振良主编《天津记忆》《问津》《藏书家》和《品报》四份杂志。”
“民间读书刊物,如同一种文化乡愁,在当今有独特的存在价值。”南京大学教授、《开卷》早期编委徐雁认为,即便在网络时代,任何媒体也不能覆盖所有读者,加之在文化多元的时代,民间又确实有声音要表达,这类刊物就有了生存的空间。在这类刊物中,《开卷》无疑又是独特的。“它从来没有走过机会主义的办刊路线,从来没有丢掉自己的读者定位,这对民间读书刊物也好,对那些‘高大’上的杂志也好,都是一个有益启示。”徐雁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