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问政”的传播特性及现实困境转变

摘 要：自2008年“网络问政元年”以来，“网络问政”以其独有的传播优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在电子政务建设的过程中，“网络问政”在信息资源开发方面也面临着现实困境，“网下问政”的助力无疑对“网络问政”的困境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网络问政；网下问政；传播；困境

随着“网络问政”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加，“网络问政”逐渐成为政府倾听民声、汇集民智的重要渠道。在其独有的传播优势引起人们关注的同时，“网络问政”在信息资源开发中面临的现实困境也开始引发人们思考。

一、“网络问政”的传播优势

1.问政主体的平等性。首先，互联网的虚拟性摒除了政府官员与网民之间的身份差异，使政府官员也变为普通网民，与网线另一头的网友之间展开平等对话。其次，在网络的虚拟空间中，开展对话的主体双方最终都演化为传递信息的二维代码，身份、背景差异的消失使政府以往高高在上的传统形象开始变得朴实、亲和、接地气儿，使网民无需仰视即能在同一水平线上与政府平等对接，传统执政模式中的“上传下达”在网络问政中演变为更为平等互动的“你问我答”。网络问政主体的平等一方面拉近了政府与公众间的距离，激发公众参政议政的热情，彰显公众的政治平等权利；另一方面也促使公众更快获取政治信息，更好满足公众知情权，打破政治神秘感，实现信息平等化传播。

2.问政渠道的直通性。从时间维度看，问政渠道的直通性源自于网络高速、便捷、海量的信息传播方式。和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以秒为单位来计算和反馈信息，形成了一个无边界、无休止、高速运转的信息磁场，网民在面向政府官员抛出问题的同时，随时有可能得到及时回复并处理解决，这种高效、快捷的问政方式是依托传统媒体问政及政府部门亲自过问等传统问政方式所远不能比拟的。从空间角度看，问政渠道的直通性可以使网民和政府官员面对面“拍砖”，摒弃传统“代议制”模式的参政议政，使“江湖”的声音直接传达到“庙堂”之上，实现“零距离”的直接问政。借助于互联网，一位普通网民甚至可以跨越传统问政环节中的多层级障碍，直接向省委一把手“面对面”反映问题，实现“越级上访”并使问题得到合理解决。2008年6月，广东省肇庆市怀集县的代课教师龙剑喜通过奥一网的网络问政平台发贴为代课教师诉苦，引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高度重视，使全省25800多名代课教师得以转正，命运被改写。

3.问政环境的开放性。一方面对于参与主体之一的网民来说，网络问政的环境凸显了其“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开放。根据对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版》中反映民意的网友进行分析发现，“他们身份多元，覆盖面广，从东部沿海到西南边睡，从直辖市到乡镇村，涉及众多社会阶层，代表了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意见表达”[1]。对于网络问政的公众来说，不论地域、阶层，不论身份、职业，不论教育、背景，不论贫穷、富有，只要欲言、敢言，都可以通过一根网线畅述所言，自由表达个人对于社会公共事务和政府行政决策的所思、所感、所想。另一方面在对问政的议题范围和言论尺度的管理上，互联网也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开放的平台。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说，“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更大胆、更直率、更尖锐地对执政者提出意见，使我们真正做到兼听则明。即使听到一些批评的声音，也可以使我们更加清醒”[2]。这些也显示了政府部门及决策高层的“容量”和“雅量”，体现了网络自由表达的根本特质。

4.问政形式的互动性。从问政主体看，网络问政的互动性表现了政府民主科学执政、网民有序参政议政的政治交往模式的新变化。网民“提问”，政府“回答”；政府“询问”，网民“回答”。政府与网民之间形成良性的、闭合的、可循环、相互信任的通道，在官民良性互动对话的过程中，“顶起一个富有建设性的网络社会”。从问政内容看，网络问政的互动性体现了信息的双向流动。在网络问政平台中，因为人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人人都可以接受信息，传播者和接受者的界限日渐模糊。在网络中，传者与受者其本质上都是不断发送信息并反馈信息的节点，无数个节点，相互交织，形成网状结构，实现着信息交换的双向流动甚至多向流动。从问政效果看，网络问政的互动性实现了于“问答”间加速政府解决办理问题、健全网民监督问责机制的形成。网络问政应不止于“一问一答”的简单互动，其所追求的更深层次的效果在于“办理”和“监督”，即通过对信息的收集、整理、汇报等环节对网民集中反映的问题及时反馈，有效办理，争取不让网民放“空炮”。通过网友对部门回复评分、设立“红黄绿”灯警告制度等方式探索建立监督问责机制，使网络问政能持续发挥实效。

5.问政成本的节约性。首先，在经济成本方面，网络问政中的技术维护费用和网络运行费用相比传统问政渠道的花费，要节约很多。对于相关政府部门及官员来说，网络问政是“一种便捷、低成本听取基层声音的方式”，只需投入较少的人力、物力、财力即可维护网络问政渠道的畅通，契合了当下建立“节约型政府”的执政理念。同时，对于有意问政参政的网民来说，无需花费高昂的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即可以和政府领导面对面“拍砖”，网络的“低门槛”为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提供了便利条件。其次，在效率成本方面，网络问政的主体通过网络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快速获取海量信息，获取信息的成本大为降低，一方面，网民的知情权得到更好保障，另一方面，政府的执政效率大大增加，在精简基础上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能。

二、“网络问政”在信息资源开发中的现实困境

有效的“网络问政”离不开电子政务建设。从网络平台建设的技术角度看，中国的电子政务虽然自2002年以来取得长足进步，但在现有的政务信息资源开发中仍面临较大的提升空间。

1.信息资源建设独立封闭。现今，中国各地政府各部门虽都已建立政府网站和政务微博，实现网络办公，但各级政府、不同部门在信息资源的共享上却仍处于“信息孤岛”的状态，各部门的信息资源相互封闭，互不相通，使本来用一台终端就能实现对所有行政流程全覆盖的理想图景在现实操作中被“跑部”折磨地“七零八落”。这种部门间信息资源的相互封闭，不仅浪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和时间，而且导致大量信息资源不能充分发挥其实际作用。此外，在网络平台的开发建设中，“重开发，轻应用；重硬件，轻软件；重管理，轻服务”的现象比较普遍。尤其是在一些政府网站上，重视减少链接出错率等网络技术维护，轻视有价值的在线服务等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使得政务网站上多呈现出政府新闻发布、政策法规介绍、部门联系方式等空心化信息，缺少网络申请、在线办事、表格下载等实用性服务，制约了政府行政职能的转变和服务型政府的建立。

2.政务信息公开度不高。广义的政府信息公开包括政务公开和信息公开两个方面。狭义则指：“政府机关依照法定程序以法定形式公开与社会成员利益相关的所有信息，并允许公众通过查询、阅览、复制、摘录、收听、观看、下载等形式充分利用政府所掌握的信息的行为与制度。[3]”有效的政务信息公开可以促进网站内容服务和功能服务作用的发挥，但综观目前中国电子政务中的信息公开，仍有很多需努力之处。据统计，中国政府长期以来掌握的3000多个有用信息数据库中，大部分是“死库”。也就是说，中国电子政务建设中的很多信息均处于静止状态，而且由于其所具有的垄断地位，也给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利用信息垄断寻租提供了可乘之机，对政府机构的工作也产生了较大危害。此外，有些政府部门将本应免费提供给公众的高附加值的政务信息交由商业信息开发机构发布，使公众需通过付费方式获取相关信息，而真正让公众免费获取的则多为低使用价值信息。行政信息的商业化表现不仅伤害了公众的知情权，也限制了政务信息在某种程度上的完整公开。

三、“网下问政”助力“网上问政”

1.“网上问政”不能完全取代“网下问政”。进入信息时代，随着电子政务的飞速发展，“网上问政”成为政府部门及官员察民情、汇民意、聚民智的新型渠道，并良好弥补了传统政治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缺陷和不足，成为“制度救济”的一种有效方式。 “网络问政”为“公民参与政治”提供了新的途径，但这不代表它会取代现实中的“网下问政”，成为民意表达的唯一途径。首先，网民代表性有限。虽然截至2012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已达5.64亿，但真正参与网络政治活动的网民只占中国公民的少部分，且由于参与网络政治讨论的网民因受到收入、职业、文化水平、个人偏好等条件的限制，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的水平和素养高低不平，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网络问政”的影响力。从法理上说，“网络问政”中的网民并不能代表全体中国公民的利益和意愿。其次，“网上问政”不是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通用方法。“网络问政”作为“半直接民主”虽然开辟了公民参与政治的新渠道，但并不能单纯依靠网络官民对话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发展“网络问政”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健全完善现实中的民意表达制度，“网上问政”只是提供了一把开启公民参政议政的便利“钥匙”，要切实有效的解决实际问题还要依赖“网下问政”，只有最终通过“网下问政”把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的诉求和意愿落到实处，妥善处理，才能释放民怨，缓解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

2.“网上问政”与“网下问政”互为补充，共同发挥实效。在当下“网上问政”如火如荼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部门面对如潮汹涌的网络民意，如果只是满足于一事一议、简单问答的网络平台模式，则无法发挥行政部门的最高效能，解决现实问题。2009年6月，广东省委办公厅就专门组织了“网友集中反映问题交办会”，将网友于网络平台集中反映的问题交由相关职能部门进行整理、分析，并归纳为五类17个问题，分配到不同职能部门，要求部门负责人“现场办公”，在3个月内将处理结果于网上公布。这种“网上问政”与“网下问政”的有效衔接，充分发挥了两者各自的优势，保证了民意表达制度和渠道的长效、畅通，避免“问政”虚设，改善了“问政”效果。此外，应摒弃现今“网络问政”中存在的一些形式主义作风，不能将“网络问政”沦为一场“政治走秀”。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曾与网友直言，“网络问政”要“真心地问、负责地答，不搞形式、不走过场。最后，还要认真地办、系统地理，不马虎，不能只是问，问之后还是要办的。”[4]表明“网上问政”只是开始，最终目的还是网下执政和施政。要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和民意表达制度，需推进“网络问政”常态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将“网上问政”与“网下问政”有效结合起来，最终实现“网上问政”在现实执行中的效用发挥。

参考文献：

[1] 苑婧.网络问政初探[D].广西大学,2011.

[2] 常委履新 集体触网 网络问政 顶层潮涌[OL].南方网,2013-01-14.

[3] (美)唐纳德?M?吉尔摩等著.美国大众传播法:判例评析(上册)[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4] 谢苗枫,徐滔.网络问政是平等地问虚心地接受[N].南方日报,2012-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