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眼中的“五四”与“新文学”

摘 要：《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1917-1927》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影响深远。本文选取茅盾的《现代小说导论（一）》作为考察的中心，兼顾他的其他文学评论具体分析茅盾叙述、规划中的“五四”与“新文学”，并评述茅盾的遗产对于今日文学批评的启示。

关键词：“大系”；茅盾；“五四”；“新文学”

《中新文学大系·第一个十年：1917-1927》（以下简称“大系”）是1935年～1936年由赵家璧主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一套大型文学丛书。这样一套丛书被后世奉为文学史的经典之作，如今学界对于文学史的基本判断、经典作品的膜拜与解释很多都是源自这套丛书的论述思路。

以往研究可以说是从整体上着眼来研究“大系”的[1]，但具体到每一个选本，特别是导言部分体现出来的选者对于第一个十年现代文学的理解则不免出现一些差异。赵家璧组织的编选队伍几乎可以说是偏向于左翼的，然而第一卷“建设理论卷”的编者则是偏向于自由派的胡适，“诗集”的编选者则是倾向于中间派的朱自清；这样的编选考虑体现在对于“五四”、“新文学”等观念的理解上出现一些偏差也是在所难免的。本文选取茅盾的《现代小说导论（一）》作为考察的中心，兼顾他的其他文学评论具体分析茅盾叙述、规划中的“五四”与“新文学”，并评述茅盾的遗产对于今日文学批评的启示。

一、“新文学”的上限与下限

早在1934年，茅盾在读了王哲甫著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后显然是不满意的，他“希望有一部搜罗得很完备，编得很有系统的记载‘史料’的书，这本书可以是‘编年体’，按年月先后著录重要‘理论文章’及‘作品’，记载文学团体成立解散，以及杂志的发刊等等，‘理论’文可以摘录要点或抄录原文，‘作品’可以来一个‘提要’。如果不用‘编年体’，也可以用‘纪事本末体’，把十五年来文坛上讨论过的重要问题详细记述它的发端争论，以及结束。另外再加两个附录，一是重要‘作品’各方面的批评及其影响，二是文学社团的小史”[2]。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茅盾本身就有叙述文学史的热情与渴望，而且心中已经有了大致的规划与设想，也难怪赵家璧找到他编选时，他欣然答应，并且依照自己的规划与设想为“大系”的编纂提出了建议，深刻影响了“大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样貌，即新文学运动的分期。“大系”的副标题是“第一个十年：1917-1927”，我们要问的是如今在现代文学研究界耳熟能详、司空见惯的“第一个十年”是怎么来的？“大系”诚然是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有着进行整理总结的意图，但至于具体年限应该怎样划定在编选的准备阶段是有过一些争议的。阿英就主张从“五四”到“五卅”，但是，郑振铎并不同意这个说法。最后，还是依据茅盾的观点才确定了下来。茅盾认为，“‘五四’是1919年，‘五卅’是1925年，前后六年，这六年虽然在新文学史上好像热闹得很，其实作品并不多。弟以为不如定自‘五四’到‘北伐’，即1919年～1927年，如此则把现代中国文学分为两个时期，即‘五四’到‘北伐’，‘北伐’到现在……本来‘五四’到‘五卅’不过表示了‘里程碑’，事实上，第一本的‘建设的文学理论’，就有许多文章是发表在‘五四’以前。从1917年～1927年，十年断代是并没有毛病的”[2]。正如我们在他的小说导言中所看到的，文章开篇即标明“民国六年（1917），《新青年》杂志发表了《文学革命论》的时候，还没有‘新文学’的创作小说出现”，在第三部分，他说“作者固然不多，发表的机会也寥寥可数，然而我们再看看那时期的后半的五年（1922～1926），那情形可就大不同了”。罗岗曾撰文分析“大系”文学史分期的意识形态特征[3]，但罗岗忽略了这样一种分期，其实更多是来源于茅盾自己对于“五四”、“五卅”的独特判断与认识。他并没有将“五四”理解为一种抽象的精神气质或者追求，而是将“五四”放置在历史中，“是封建思想成为中国资产阶级发展上的障碍时所必然要爆发的斗争”[4]；因此，这样一场运动并非凭空而降，而是有其历史展开的前奏和后续的。“‘五四’这时期并不能以北京学生火烧赵家楼那一天的‘五四’算起，也不能把它延长到‘五卅’运动发生时为止。这应该从火烧赵家楼的前两年或三年起算到后两年或三年为止。总共是五六年的时间”[4]，而与此相伴随的就是“最初由白话文学运动做了前哨战，其次战线扩展而攻击到封建思想的本身（反对礼教等等），又其次扩展到实际政治斗争——‘五四’北京学生运动”[4]，这也便是新文学运动发展的上限。

资产阶级性质的“五四”由于对于封建势力的妥协，最终导致其失败的结局，帝国主义者扶植的封建军阀牵起连年混战，社会底层的农民和工人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自京汉路‘二七’罢工以后，中国无产阶级的势力便成了坚实的不可侮，到‘五卅’就成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唯一的领导者。[4]”茅盾对于“五卅”在文学上造成的影响的分析与判断是相当谨慎的，“一九二五年五月卅日下午三时上海南京路上帝国主义的枪声一响，于是‘五四’的幕就落下了，而‘五卅’的幕就开了！不是的，尤其在文化思想的时代划分上，我们决不能看成这样单纯”[4]，他认为“五卅”在火烧赵家楼那一刻就在孕育之中，虽然经过“五卅”的洗礼，“五四”的因素依然遗留，反映在1925～1927的文化思想上，便是“上海的文坛一般的已经从‘象牙塔’走到‘十字街头’，透显了左倾的征兆；但北京却除了老作家的‘趣味主义’外，青年作家们则炫奇斗艳地标榜着象征主义，未来主义等等资产阶级文艺没落时期的玩意儿。这种畸形的意识形态在文艺上的反映直到1927年大革命的飓风吹过时方始沉寂……但其后跟着革命形势的变化，文坛转入了一个和以前完全不用的新阶段了”[4]，这也便是新文学运动发展的下限了。

二、“新文学”的三个阶段

最富茅盾特色的论述当属他在整个第一个十年内部对于创作的小分期，他认为可以从三个阶段来观察：一是《新青年》时期的所谓写实主义文学；二是“人生的艺术”与自然主义；三是创造社和浪漫主义运动[4]。茅盾同样把这样一种思路带入了对于他编选的创造社小说的分析。

“民国六七年的时候……那时的《新青年》杂志自然是鼓吹‘新文学’的大本营，然而从全体上来看，《新青年》到底是一个文化批判的刊物，而新青年社的主要人物也大多数是文化批判者，或以文化批判者的立场发表他们对于文学的议论”[5]，因此茅盾认为这批新青年派只是提出了形式方面的主张，并没有实质的内容，也就是没有创作的成果，“在各方面都可视作‘五四’的代表人的胡适之曾经努力鼓吹过易卜生的写实主义，因为易卜生主义是‘只诊病源，不开药方’，也就是胡适之后来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主义’”[4]。需要注意的是，茅盾对于新青年派的判断并非如我们后来文学史所叙述的那样，即《新青年》杂志作为理论的先声，而后鲁迅等人是其理论倡导的最初成果的一种历史顺承关系；茅盾是将其微微斩断，倡导“为人生的艺术”的创造社诸作家的文学成果并非新青年派那一路顺产的婴孩；当然不可避免地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从民国十一年（1922）起，一个普遍的全国的文学的活动开始来到”[5]，茅盾将这一活动参与的主体界定为“青年学生以及职业界的青年知识分子”[5]。他以“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小说月报》作为他考察的中心，得出一个整体性的结论：绝大部分的小说创作时围绕着恋爱，而对于城市和农村的劳动者的描写则很少；因此，他们共同表现出来的缺点是只注意到个人生活的一角而忽视了更为广阔的生活，由此而导致的问题是观念化的写作。这自然与他对于整个“五四”时期的判断有关。他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代表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发起了资产阶级性质的“五四”运动，“哲学上的实验主义，伦理上的反对大家庭，反对贞操观念，主张男女社交公开，主张青年权利（反对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拥护思想自由”[4]，同时“在反对封建的斗争中必然要发展出个人主义以及文学上的浪漫主义”[4]，这必然造就了“五四”时期的上述诸种特点。具体到创造社的诸位作家，虽则他们大致倾向客观表现人生的倡导，但“一方面个人主义思潮煽狂了青年们的血，而另一方面‘老’青年们则正惴惴然忧虑着‘五四’所掀起的巨人（被侮辱与被践踏的民众）将为洪水之横决”[4]，在“文学研究会”诸作家的创作中茅盾也只是看到了“一些负荷着几千年传统思想束缚的青年在狂叫着‘自我发展’，然而他们的心灵却又动辄多所顾忌”[5]，“小市民智识分子的灰色生活”[5]，“‘美’和‘爱’就是他的对于生活的理想”[5]。所以，他才会格外开辟一节论述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家，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的作品都虽然摆脱了一些观念化的毛病，开始了客观的写实主义，也描写出了农村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压榨下的较之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但从茅盾叙述的字里行间我们还是能够看出他的微微的不满足；这些作品仍然没能够反映出这个风卷云涌的时代。其根源即在于中国的资产阶级的力量不够强大，呈现出妥协性和动摇性的特征。因此，欧洲的资产阶级虽然也倡导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但他们强大的力量使得他们在文学思想上的表现是蓬勃昂扬向上的，而不是像中国文坛上的萎靡不振。而在茅盾眼中真正具备“壮健性”的作品是鲁迅的《呐喊》，当然这也就溢出了此次小说集编纂的范围了。

三、茅式批评

茅盾这样的文学批评方法也明显地体现在他创作的一系列的作家论中，对后世的批评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也受到了很多批评家的诟病，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重振时期，茅盾的批评方式被称为功利主义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而忽略了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和视野。也许今日再次提到阶级分析方法使很多人都会不寒而栗，但有些批评家仍然还是看到了茅盾批评方法的合理性所在，“然而在二三十年代那种社会急剧变动的历史氛围中，当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仍然作为社会活动中心的时候，这种阶级分析的批评是很能适应时代、满足社会阅读心态的”[6]，并指出茅盾分析方法的高屋建瓴的整体性的特征。或许，在今日的中国阶级分析实在刺耳，但茅盾的分析方式很是接近文化研究中的症候式分析，而症候式的分析往往也能够把握文学与社会互动的整体性关系。也许，茅盾的确是忽略了作家的形式方面独特的创作个性，但我们今日或许正是可以在他的文学批评的遗产中继续向前开拓，将形式作为有意味的内容，从而将形势与内容融合在一起，这样既考虑到文学内容方面与社会的整体性，也细化、深入到文本内部层次与社会思想文化的相互渗透交织。

参考文献：

[1]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M].北京:三联书店,2008.

[2] 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3] 罗岗.“分期”的意识形态:再论现代文学的确立与《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的出版》[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3).

[4] 茅盾.茅盾全集中国文论二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5] 蔡元培等.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1.

[6]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