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闯疫区——人民日报80后记者的埃博拉故事

　　我希望你走了也还会回来

　　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正坐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金哈曼路医院的长凳上，那个自称感染了埃博拉的男子就隔着门坐在我斜对面，还微笑着和我打了个招呼十分钟前，他神色慌张来到医院：“埃博拉，我可能感染了埃博拉！”他说自己身体上有些症状同描述的埃博拉相似，掀起上衣让护士看了自己的疹子。

　　最近听了很多直面埃博拉的中国医生讲述的故事，看到坐在旁边的当地人都用异样的眼光盯着那名男子，指着他窃窃私语，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他吓唬人的。一个人如果真感染了病毒，不会这样闯进来”，护士穆苏告诉我说，“特殊时期人们都谈埃博拉色变，但也有人打起了埃博拉的主意。”

　　由于疫情，经营塞拉利昂航线的9家航空公司中有5家已经暂停航班，我从南非花费了近20小时才抵达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当晚，我采访了刚刚结束21天隔离观察的中国医疗队医生王煜。15日，我跟随中国支援塞拉利昂公共卫生专家组的专家拜会了塞拉利昂卫生部和无国界医生在塞拉利昂的办公室。在电话采访中国驻几内亚大使卞建强和利比里亚外交学院院长科内后，16日下午我徒步前往弗里敦阿伯丁区的主要码头、店铺采访。17日，我采访了中国驻塞拉利昂大使赵彦博，同日晚上前往塞拉利昂朋友巴里家中做客并采访。18日，赴弗里敦市中心的旅行社、电信营业厅和超市采访，下午徒步到阿伯丁区的药店采访，同日晚上电话采访了曾接受隔离观察的中国援几内亚医疗队队员曹广。19日上午随同中国派往塞拉利昂的第二批专家走访了中国援塞拉利昂医疗队所在的金哈曼路医院，然后前往塞拉利昂—中国友好医院采访，在医院隔离区采访了因同感染者直接接触被隔离的中方医务人员。

　　塞拉利昂是我在非洲走过的第十八个国家，雨季的塞拉利昂美得让人心醉。走在路上，很多人看到我会大声喊“Chinaman，Chinaman，你好”，或者若无其事的讨论着埃博拉。如果我戴着手套和口罩混在他们当中，人们会投来很奇怪的眼神，孩子们会停下看着我被汗水湿透的手套。在药店工作的法姆纳告诉我，“店里的一次性手套一副2000（约合0.44美元），免洗消毒液13000（约合2.89美元）。”这么算下来，戴上几个小时就要换下的一次性手套足够买两块面包了，个人防护药品对于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完全使奢侈品。

　　每个人有不同的故事，现在所有在塞拉利昂的人第一想到的还是埃博拉，埃博拉已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将每一个人联系在一起。我开玩笑地对一个当地朋友说，这个国家是如此美丽，真可惜塞拉利昂被外界熟知不是因为其美丽而是因为埃博拉。手机里收到很多微信：“离医院远点，这可是要命的事，千万别太天真！”“大家特别担心你，一定保证安全！”“知道肯尼亚停航，我一夜没睡着，快五点了才眯了一会儿。”“身体第一，平安归来。”

　　在许多西方人远离塞拉利昂而去的时候，中国医生、中国企业却在一直坚守，很让人感动。中国援塞拉利昂医疗队队员王煜对我说，“刚开始几天的隔离生活我有些坐卧不宁，白天想睡又睡不着，晚上会失眠，辗转反侧，生活没有规律，心中感到失落、孤独，还有些担心。埃博拉以前听到的只是数字，没有想到一下子就到了身边。”

　　46岁的阿尔法在弗里敦已开了30多年的出租车，“十几年前战争结束后，随着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游客数量在逐步增多，突如其来的疫情将所有人都吓跑了。所有能走的人基本都走了。近10年的战争很可怕，死了很多人，但已成为过去，无影无踪的埃博拉更可怕。”

　　中国援几内亚医疗队队员曹广表示，“对于死亡，我的理解比较简单，只是感到突发的疾病无声无息地来到身边，有很多无奈。埃博拉是可怕的，但是只是一个记忆。不可预测的事情有很多，埃博拉也可以被理解为和车祸、火灾一样，我平安无事，但我的战友永远离开了。”

　　巴恩斯是码头上卖旧书的，“我家在疫情最严重的凯内马区。我的母亲现在还在那里，我很担心她，每天都打电话过去。那里我进不去，她也出不来，希望疫情早日结束。”在20日结束隔离观察的塞拉利昂—中国友好医院90后护士梁筱琦说，“开始隔离后前两天觉得度日如年。事情发生了，要有好的心态。”

　　塞拉利昂之行是对心灵的洗礼，对自己的再教育。考虑到提前购买返程机票的航班随时会被取消，我在来塞拉利昂时只购买了单程机票。果然肯尼亚航空很快宣布自20日起暂停航班，而实际上18日和19日的航班都被取消了。法航虽然官方未宣布取消飞塞拉利昂的航班，但法航机组人员已屡次表示拒绝飞往塞拉利昂，周边的人都告诉我法航自21日将停飞航班。

　　塞拉利昂陆地部分被几内亚和利比里亚包围，边境虽未被完全封锁但经陆路出境困难重重。听塞拉利昂当地朋友说，以前还有从弗里敦开到几内亚科纳克里的船，现在船也没有了。仅剩下飞往摩洛哥和布鲁塞尔的飞机，机票几乎出售一空，而且购买机票的人也在担心自己的航班是会被保留还是在最后一分钟取消。

　　我做好了继续坚守的准备，好的心态和健康的身体很重要。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在写下这段文字时会哭泣。比起那些想离开却无法离开的人们，比起那些在贫穷、疾病和饥饿中无奈等待被疫情包围的普通人，比起那些在异国他乡思念亲人却触不到他们的打工者，我的眼泪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我一天一天老去，我的女儿想去国外读书追求她的梦想，我希望她能离开，离开以后回到她的祖国”，出租车司机默罕默德对我说，“如果没有战争没有埃博拉，塞拉利昂会有多美多好。我希望你以后离开塞拉利昂也还会回来。”尽管路人会用奇怪的眼神嘲笑我的口罩和手套，我又怎么舍得离开他们。他们和我们是一样的，贫穷让人承受耻辱、输出偏见，连忧伤都变得廉价。

　　如果他们有钱买防护物品的话，如果我可以安慰他们的话，如果有什么可以消除他们的恐惧的话，如果他们可以自己帮助自己的话。面对不确定的和个人无法控制的东西，每个人都会脆弱，这种脆弱很真实，这时的人也很真诚。中国援塞医疗队一名因埃博拉而被隔离观察的医生，被妻子认为是个理想主义者。或许，我也是理想主义者吧；或许，那些心怀梦想却不得不为面包而直面苦难的非洲年轻人，也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