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光央视岁月：美国新闻上头条 招聘白岩松敬一丹

编者注：本文原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2009年7月1日第7版。中央电视台原台长杨伟光于2014年9月20日因病去世，享年79岁。特刊载本文，以表纪念。

直到现在，老员工仍怀念杨伟光执掌央视的那9年——1991年到1999年。彼时CCTV是中国最具公信力的媒体之一，《焦点访谈》被时任总理朱镕基誉为“群众喉舌、政府镜鉴”，《综艺大观》是亿万观众周末的保留节目，《三国演义》、《水浒传》、《北京人在纽约》等本土电视剧掀起惊人的收视狂潮。

杨伟光着装随意朴素，随身带一把梳子，闲下来就梳几下头发，时刻维持着一丝不苟的面貌。

大学毕业那年，他“直接进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年最好的新闻单位之一”。听说要调他到中央电视台工作，他吃了一惊，第二天就去堵时任广电部长艾知生的门。部长斩钉截铁：党组已经决定了，不会更改。于是他“空降”央视。

现在人们仍尊称他为“杨台”。杨伟光很喜欢这个称呼，他说，“杨台”二字，是他一生最为荣耀的概括。

美国新闻上《新闻联播》头条

人物周刊：您刚到央视分管新闻的时候，破天荒地把美国的新闻用作《新闻联播》头条，这在当年很轰动。

杨伟光：当时是“挑战者”号升空时爆炸，按常规国内新闻才可以做头条。这是有风险的，确实有些提心吊胆。

人物周刊：你们怎么给《焦点访谈》定位？

杨伟光：《焦点访谈》是新闻改革的试验品。那时丁关根同志（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很重视这个栏目，开了一次会，我们定下了几条原则：第一，尊重事实，不要带有个人情感；第二，与人为善，不是为了整人，也不是为了出人家洋相；第三，搞连续报道，有些问题很多地方都有；第四，一个时期内不能过分集中在一个省或—个部门。一个省连播3期，省长受不了；第五，省长、书记都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不要指名道姓批评，不然中央领导第二天很可能在会上举这个例子。

人物周刊：什么节目审查时会被枪毙？

杨伟光：主要是政治上把握得不够好的。克拉玛依大火后《焦点访谈》做了一期节目，非常感人。我问记者，你这个节目是起火上浇油的作用，还是起灭火的作用？我让他们先压一下。3天之后中宣部就发了通知，要各个媒体不要再炒克拉玛依的事了。

我曾经和评论部的同志说过，记者和主持人应该站在台长的位置上把握导向。领导也不愿意轻易枪毙节目，但可能造成不良影响，就不得不枪毙。从那之后，《焦点访谈》逐渐走上了正轨。

“杨伟光，你是大老板了”

人物周刊：有人说央视的新闻很冰，您有没有兴奋的时候？

杨伟光：新闻需要严谨，似乎不能说冷。但有些新闻事件让人兴奋，比如电视新闻直播上马的时候。1996年全世界有4辆最先进的卫星一体化转播车，可以拍摄、制作、上卫星，有发电机发电，等于一个小电视台。200多万美元一台，我下决心买了两台，1997年香港回归用上了。

香港回归直播难度太大了，是全球多点、多层次传送新闻，比奥运会复杂得多。香港有个演播室，国内8大城市和世界上几个有关国家有信号。这些信号传到北京的总演播室，交叉滚动，连续72小时直播，很多要靠记者发挥。比如彭定康从官邸出来后绕官邸转了3圈，就是不走。我们的记者就说，彭定康转了3圈，但历史是不会倒转的。全世界能做这样复杂的转播的也不多。

当时和BBC谈判，双方都要求以自己为主，最后谈成对等。我们在现场租了500平方米的演播室，请香港设计师设计，从里到外是世界一流的、全新的数字设备。BBC呢，只租了50平方米。看了我们的演播室后，自己撤到别的地方去了。最后世界各国的信号都是我们提供，真是大长志气！把老牌的BBC也比了下去。

人物周刊：成功的关键在哪儿？

杨伟光：说白了，一个是要有钱，其次是要有人才。

人物周刊：央视以前也没缺过钱吧？

杨伟光：央视1979年开始做广告，1990年广告费也才1个亿，主要靠国家拨款。1993年，广告部主任找我，说如果敢在《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之间播广告，企业愿意拿大钱。那时观众对广告还挺反感，但钱对央视来说太重要了，我觉得不妨一试。1994年我们开始做30秒钟，半年后广告延长到1分钟。

消息传到艾知生部长那里去了，而且传错了，说要在《新闻联播》里播广告。艾部长打电话问我，我说是在《新闻联播》后面，只播30秒。部长就没再问什么。第二年，190多个企业要争13个广告标版，我批示“看来还是招标为好”。孔府宴酒成为第一期“标王”，产值从2亿增加到了8亿。

人物周刊：央视的工作人员说，央视是在您手上富起来的。

杨伟光：1994年广告突破10个亿，1995年突破20个亿，1997年已经达到45个亿，缴税4个亿，上交广电部等各个部门8个亿，剩下的自己安排。李鹏同志当时说，“杨伟光，你是大老板了。”

人物周刊：都用在哪儿了？

杨伟光：买设备、做节目、买房子、发奖金。每年给广电部打报告，部长一批我们就做了。那几年建设和购买了20多万平方米房子，1996年分了新房子600多套，加上退出来的旧房子一共1000多套。

人物周刊：外界有些传言说，央视主持人的薪酬比得上明星的收入。

杨伟光：中央台主持人的薪酬还是按国家干部的序列来走，但是有补贴。一个是化妆费，让他们用好的化妆品；第二个是服装费，他们要出镜，代表国家台形象。

当时很多“名嘴”都没有编制

人物周刊：央视的待遇太好了，很多人都想往里拥。

杨伟光：中央台用人编制是一个大问题。第—批职工大部分是转业兵、高中生。《东方时空》这样的节目，他们许多人做不了，我们就招人。《东方时空》正式职工只有7个，干活的有100多个，这些人的工资、待遇怎么定？后来决定，把栏目的广告费给他们用。实行了这个制度之后，全国各地的人才都汇集到中央台。

人物周刊：用“台聘”的方式招了哪些人？

杨伟光：白岩松原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水均益原来是新华社的，都是“台聘”来的。敬一丹、肖晓琳、朱军、王小丫、董倩、王志，都是这样进来的，有不少人还直接找到我，推门进来就要求到中央台工作。

人物周刊：您办公室的门这么好推啊？

杨伟光：（笑）当然先要进得了这个楼，才能推得到我办公室的门。比如敬一丹原来是黑龙江电台播音员，到北京读研究生，在《新闻联播》实习。我审片子时她就认识我了。实习结束，她突然跑到我的办公室，说我实习完了，是不是可以留在这里？我看她形象不错，业务也好，就留下了。还有原来长沙市电视台的肖晓琳。她到中国社科院读研究生，实习时就老给我写建议信，临走来找我，我就让她留下来了。她还给我介绍了后来国际频道《中国新闻》的当家播音员徐俐。

人物周刊：白岩松一直都说他很感激您。

杨伟光：据说白岩松原来在《中国广播报》的时候吊儿郎当的，但到我们这里来以后非常敬业。这个反差有意思，从我来说，就是要为这些有才华的人搭建一个能够让他们发挥聪明才智的平台。

邓小平看《邓小平》，笑了笑

人物周刊：您在任上时拍了不少电视剧。

杨伟光：当时我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小组的组长。当时像《中国命运的决战》、《开国领袖毛泽东》、《长征》、《延安颂》、《日出东方》都掀起了收视高潮。再前面还有《三国演义》，播出时带广告，1集广告费就100多万元，还卖到了香港、台湾地区、日本、美国，成为经典。本来在香港，无线台收视率占80％，亚视台占20％，播《三国演义》时亚视收视率猛涨，有时还超过无线，当年扭亏为盈。

人物周刊：很多人为您当年拍文献片捏了一把汗。

杨伟光：1993年时，对毛泽东的评价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肯定，一个是完全否定。我们拍了12集文献片《毛泽东》，开始谁都不敢审，广电总局不审，中宣部也不审。我们就去请薄一波同志看，他看了一集就说，“很好嘛！”播出以后引起很大轰动。

人物周刊：拍《邓小平》时他还健在？

杨伟光：是啊！邓小平当时还健在，行不行呢？我就让人先去探探风。他们没说可以也没说不可以，不过小平同志身边的人提了几点建议：如果要拍，集数不可以超过《毛泽东》，而且要有一首好主题歌。

我做了40多盘录像带给中央领导看，谁都没表态。后来急了，就给曾庆红同志（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打电话，问领导看了没有，怎么说。他说不错。我说1997年元旦播是最好的时机。过了一个多礼拜，他同意元旦播出。当时小平同志在医院里，别人扶他起来看，他笑了笑。2月19日他就去世了。

人物周刊：为什么《雍正王朝》一开始也不敢播？

杨伟光：这个片子很好看。但大背景是“反腐反贪、抗击洪水”，与1998年的现实有惊人相似的地方，中央领导通过了我才敢播。1999年元旦播的时候，首轮广告就超过了6000多万元，收视率创下了纪录。

人物周刊：现在退休了，您还在拍片？

杨伟光：经领导特批，我成立了天地人传媒公司，主要做电视剧。我请宋丹丹来演《家有儿女》，她说杨台我不演电视剧了。她之前的3部电视剧都没打响。我说这个情景喜剧很适合你演。演完之后一放，宋丹丹的地位提高了，又焕发了青春，广告大大增加。

让中国电视进入国外主流社会

人物周刊：您看不看凤凰卫视的节目？

杨伟光：一般睡前看看凤凰卫视的评论。凤凰卫视有两个转折点，一个是英国黛安娜王妃葬礼的全程转播，还有一个是“9·11”。凤凰的宣传口径比较宽，这一点央视短期内难以解决。它的另一优势就是有自己的评论。我当台长时去找中国社科院，想请专家上节目、谈看法，很多人都不敢。后来李铁映同志去当社科院院长，他提出社科院专家要主动担当，发出声音，情况就好多了。

人物周刊：对中国电视的未来您怎么看？

杨伟光：上世纪90年代中国电视站起来了，自己的节目占领了自己的屏幕，这是第一次飞跃；新一个30年应当是中国电视走向世界的时代。我正在做一个能够覆盖全球的网络电视，可以点播，还可以唱卡拉OK、购物，将来一定会成为主流媒体。我希望依托网络传播中国的声音。初步决定办新闻、电视剧、电影、娱乐、学汉语、中医中药等30个频道。

人物周刊：怎么赢利？靠收费还是靠广告？

杨伟光：靠收费，但不搞高收费，也可以做一点广告。一个人付一块钱看一部电视剧，100万人就是100万元了。第二步，我们要制作外语节目，让中国电视真正进入国外主流社会。

（摘编自《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