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技术变革与社会民主转型之间的关系

【摘要】传播技术的每一次变革都推动了社会民主的发展，但传播技术并不一定直接对应着某种社会形态，它是在对经济、政治、文化、国际环境的诸多方面的深层推动下，潜移默化地推动着社会民主的转型。本文先从历史的纵向角度回顾了传播技术变革对于社会民主转型的影响，然后探讨传播技术变革是否为社会民主转型的必然条件，阐述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再从横向角度分析了传播技术变革如何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国际环境等各方面产生影响从而推动社会的民主转型。

【关键词】传播技术；媒介；变革；社会发展；民主转型

“什么是正常的民主与传播媒介关系？在20世纪末实现报纸、广播和电视的传播自由这个目标是不是现实的？传真、卫星通讯和电子邮递等新传播技术，是加强还是阻碍着民主化的进程？”［1］这是十多年前约翰?基思发出的追问，这个问题即使在十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答，近年来中东地区新的民主化运动的兴起，使此类讨论又多了起来，但仍然没能很好地解答这些问题。

在传播学的经典之作《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早期近代欧洲的传播与文化变革》中，传播学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爱森斯坦教授认为，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和网络传播，作为人类传播史上的五座高峰，对人类生存发展、人类社会、人的心理具有长效的影响。

让我们再一次回到15世纪中叶。一个名叫古登堡的人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相对于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古登堡印刷术汲取了纺织机、蒸汽机等当时先进的技术手段，首次实现了印刷品的大规模批量生产，他的发明导致了一次传媒革命，迅速地推动了西方科学和社会的发展。古登堡的发明在欧洲得到非常快的普及。在50年中用这种新方法就已经印刷了3万种印刷物，共1200多万份印刷品。当时最直接的成果是实现了《圣经》的大量印制，这使得《圣经》不再是少数高级神职人员才有资格阅读和解释的垄断物，导致了马丁?路德所倡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古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使文字产品能以更便宜的价格为知识精英阶层所拥有，思想的传播更为迅捷。宗教控制的削弱、知识的传播使文艺复兴运动向更深远发展，西欧各国实现了民主思想的启蒙。

再让我们把视线投向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印刷技术的变革使得印刷成本进一步降低以及报纸经营模式的转变，便士报出现了。便士报于19世纪30年代由《纽约太阳报》带头兴起，它以货币的最小单位为报纸的售卖价，每份报纸只卖一个便士，而此前纽约所有的报纸售价都在6美分左右。由此，美国的普通工人也能很容易地买得起一份报纸，知识和信息不再是贵族精英独享，很快这种便士报便风靡全球，信息的广泛传播使得普通民众的民主意识进一步增强，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

无线电的发明是人类传播史上的第四次革命，标志着人类进入了电讯传播时代。再让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30—50年代的世界。当法西斯签署投降书时，全世界几乎是同时得知这一消息的，而传播这一消息的传播媒介是广播。广播、电视在这一时期兴起，并在今后的半个世纪成为主流传播媒介。广播、电视的出现，使信息的传播更加方便、迅捷，广播使得消息的传播更加及时，电视则使信息的传递更加具体、真实，更重要的是很多不识字的人也能分享信息。大量的国家正是在这一时期实现民主社会的转型的。

最后，我们回到20多年前。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我们进入了一个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网络时代，也有人称之为信息时代，在这一时代，一项又一项新技术被运用，从Internet到BBS、从个人PC到手机、从社交网站到微博和微信的瞬间普及，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发表观点，各种形式的互动成为可能，信息源、信息的解读、观点的提出不再被大众传播机构所垄断。西方媒体称之为“阿拉伯之春”的民主运动爆发，先后波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多名领导人先后下台，其影响之深、范围之广、爆发之突然、来势之迅猛吸引了全世界的高度关注，而新媒体在这次运动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传播技术变革是社会民主转型的必要条件吗？

在探讨传播技术变革与社会民主转型的关系之前，我们首先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在英、美等国民主社会的起源、发展及成熟并非是在传播科技很先进的前提之下进行的，而很多当代新权威主义国家在进入了信息社会、拥有了先进的传播技术手段后却为何并未实现民主转型？

要搞清楚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弄清楚是哪些原因导致了社会民主转型，或者说社会民主转型的必要条件有哪些。对于这一问题，在当代政治转型研究中，存在两种较为成熟的研究方法。一种是功能主义或结构主义的方法，它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的系统，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必要的功能。即认为经济发展、文化模式、阶级结构或现代化进程等结构与功能因素决定了社会转型。另一种是发生学方法，它不是将政治转型放在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考察，而是优先考虑政治转型事件和过程本身，把政治转型视为具体环境中的各种政治行为、政治精英集团为了自己利益而进行竞争、冲突、协调、合作等的活动。它把注意力从结构与功能问题转向政治精英战略选择、不确定的关系、政权更替的顺序等，主要涉及政治行为者的主观方面。在最近的研究中，一些学者试图将两者结合，即客观条件提供了民主转型的可能，而民主转型的实现有待于政治行为者的现实选择。

不论从哪种方法出发，其实我们都不难发现传播技术的发展在社会民主转型中的作用。从功能主义角度出发的话，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国际环境等因素都与传播科技的发展密不可分，对此，在下文我们还将具体展开论述。从发生学的方法出发，政治精英的战略选择必然基于当时的传播手段及动员能力。我们可以从下图来理解这之间的关系：

即使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欧美等民主国家的出现、发展与成熟也是伴随着传播技术的变革同步进行的。早期西方国家的民主也只是部分人享有的权利，如美国的黑人和妇女也是在广播、电视媒介出现后才拥有相应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因为传播技术的发展使信息和知识逐步向大众普及，从而推动民众的民主意识，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有利于人们更便捷地传递信息，促进了民主自由思想的解放，实现了社会的民主转型。因此，传播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大众传播技术的发展，虽然不一定是社会民主转型的充分条件，但却是社会转型的必要条件。

二、传播技术变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传播技术变革与社会民主转型是如何相互发生影响的？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涉及传播技术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对于这二者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在传播学界有颇多争论，其中有代表性的理论是媒介决定论和发展传播学。

媒介决定论以传播技术变革的历史作为人类文明的中心，以传播媒介作为人类文明划分的标志，认为“一种文明的占支配地位的传播技术是那个社会的文化和社会结构的中心”［2］。

媒介决定论强调媒介技术在决定传播内容上的作用，其中最精辟的论断是麦克卢汉的“媒介即讯息”，他认为“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3］。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传播工具和技术属于生产力的一部分，具有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如印刷术“导致了民族主义、工业主义、大众市场的产生，普遍的断文识字和教育的普及。由于印刷一再重复相同的语言鼓励人们开创延伸性社会能量的新形式”［3］。但另一方面，由于媒介是人创造和使用的，人如何利用和控制媒介，媒介的社会占有结构、所有制关系如何，反过来也规定着媒介活动的特点和作用性质。“就媒介在几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对整个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而言，媒介内容（明确的信息）对传播本身的影响远不如媒介技术对传播的影响。”［4］媒介决定论还认为媒介偏向决定社会偏向、媒介形态决定社会形态与社会心理。麦克卢汉将技术视为人的延伸，他关注技术对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的改变，强调媒介对人的心理的影响和对社会的后果。他把传播媒介看作社会变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尤其在个体层面上。媒介决定论肯定了传播技术的变革对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从更长远的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其逻辑是成立的。但在不同阶段，传播技术的发展又反过来受到社会发展制约。在技术发展初级阶段，社会会根据其需要对技术的发展进行取舍，如我国的广播比电话的普及要早半个世纪，虽然这两项技术几乎同时诞生，其主要原因便是广播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具有电话所不具备的强大动员功能。在传播技术的使用过程中，社会又会对其功能进行有选择的使用，如在某些新权威主义国家，大众传播媒介只是意识形态的工具，而其他功能被部分或完全抑制。

发展传播学主要是研究传播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发展传播学认为传播手段能有效推进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在信息传播方面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消除这种信息不平衡的现象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因此，发展传播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传播手段有效地改变贫困落后的现状，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或许可以这么认识二者关系：传播技术变革与社会发展是双向互动的。

信息传播的载体是媒介，媒体是信息传递、交流的工具和手段，而信息源自社会中发生的客观事实，社会变革中不同的客观事实决定了不同信息的传播。媒介是在人类社会中产生的，媒介的发展是和社会变革同时进行的，二者密切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传播技术的变革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国际环境等诸多方面改变社会，从而推动社会发展，甚至决定社会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社会又会通过各种手段对传播技术进行制约与调控。概括而言，人们通过媒介来传递各种信息，这一行为必然推动社会的变革；而社会的变革又反过来促进了科技的进步，进而推动着媒介的进一步发展。在社会民主转型时期，二者之间呈现一种结构性的矛盾与张力。新传播技术对社会各方面潜移默化的改变，民主转型阻碍力量对新传播技术的控制，各种社会力量对于这种控制的反控制……这一切的交替角力将伴随着各种社会事件的发生与传播呈现出一幅五彩斑斓的图景，并最终推动社会实现民主转型。

三、传播技术变革深层次推动社会民主转型

如果从功能主义的角度出发，社会民主转型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国际环境等各个方面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传播技术变革对于社会各方面会有推动作用，因此传播技术变革对于社会转型的推动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间接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来实现的。

传播技术的变革本质上是使人类相互交流过程中越来越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障碍，信息传播的范围和速度出现了大幅度的提升，这使得人类的经济活动范围越来越广、参与的人越来越多。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随着传播技术的变革经济活动呈现出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各个国家必须按照相对一致的经济规则来行事，而这样的经济规则往往建立在自由与平等的原则基础之上，因此这有助于社会民主观念的传播扩散；另一方面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社会个体在经济活动中越来越注重自身利益的维护，新权威主义国家在不得不融入全球化趋势的背景下，就会面对着尊重和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问题，这无疑是社会民主转型的内在动力之一。

传播技术变革对政治产生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社会舆论的形成与发展会因为传播技术变革产生革命性的变化。这在目前这一轮以数字技术、计算机、互联网为特征的传播技术变革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特网、微博、QQ等各种传播手段的运用使得信息传播的渠道更为多元且不再被垄断，人人都能发布信息并提出自己的观点，网络舆论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战场，而这样的变化使得执政当局面临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全体公民可以以便捷迅速的方式发布消息，并附以图片和文字来明确其信息的可信度，一张随手拍摄的图片可能会最终引出一个腐败的政府官员，一条瞬间转发的微信消息可能会引发新政策的出台，这样的例子如今已不再新鲜。二是传播技术的变革使得政治精英们的意见能更迅捷地交流碰撞，并为广大民众所认知和理解，当国家领导人亲赴灾区的图像出现在电视上，这无疑会增强大众应对灾难的信心，并感受到从上至下的关怀，有助于整个社会形成社会发展上的认同，在新权威主义国家则会有助于社会形成对社会民主转型的认同。

人类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如果说传统文化的载体是竹简、书籍等文字为主的形态的话，进入20世纪，广播、电视、电影显然改变和重新塑造了文化，进入网络社会后，互联网成为文化交流传播最大的平台。传播技术的变革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大众教育成为可能，教育技术经历视觉教育、视听教育、视听传播的发展轨迹，即借助视听媒体辅助和传播教学的模式以及其他资源以促进学习，网络课堂更是可以随时随地个性化地安排学习的内容和学习的进度，这些技术的运用无疑使得现代社会民众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传播技术的变革使普通公民能方便快捷地获取知识、学习文化。民主转型不仅仅是民主制度的引进，更是国民在心理上和人格上向现代性的转变，更是文化的转型。“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的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5］

传播技术的变革使得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信息渠道的畅通、瞬间直达，使得各国在处理内部事务时不仅要权衡自身利益得失，还要考虑对国际舆论的影响。闭关锁国的发展方式早已被科学技术的进步打破，传统媒体是政府和民众之间沟通的一座桥梁，而网络则实现了两者之间的双向交流，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网络使得地球村的概念更加具体明晰，国与国之间的沟通与联结更加紧密，并通过各种信息的发布与比照前所未有地互相影响与促进，各国对于国民民主权利的侵犯必然会招致他国的指责和批评，如美国每年会发布别国的人权报告，我国近些年也发布了美国人权报告，对其民主现状作出批评。各国对于国内民主活动的镇压不仅仅会招致其他国家的批评和制裁，甚至会招致别国的武力干涉。“阿拉伯之春”运动中，正是由于新权威主义政权对民主运动的镇压被广泛地在各种媒体上传播，使得国内反对派与国外势力里应外合实现了社会的民主转型。

传播技术变革在深层次上改变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国际环境等各方面的结构和格局，使得社会民主转型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四、结论

如果没有大众传播技术的出现和普及，就不会有民主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传播技术的每一次变革都推动了社会民主的发展，即使在今天的西方民主国家，新传播技术的发展也正推动着其民主向更纵深的方向发展。但传播技术并不一定直接对应着某种社会形态，它是在对经济、政治、文化、国际环境的诸多方面的深层推动下，潜移默化地推动社会民主的转型。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如果把历史比喻为一辆前进的列车的话，那么人们在印刷媒介时代乘坐的或许是一辆马车，机械电子媒介时代乘坐的或许是一辆汽车，而进入数字信息时代乘坐的则或许是一辆高铁。不同的传播技术就好比推动列车前进的不同引擎，在当今这个高铁时代，社会转型的速度将更快更难以阻挡。

［本文为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Young Elite Teacher Project)，项目编号：YETP1795］

参考文献：

[1]约翰?基思.民主与传播媒介[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1992（3）.中译本见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民主的再思考[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72.

[2]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的方法[M].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511.

[3]马歇尔?麦克卢汉.麦克卢汉精粹[M].何道宽，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226.

[4]布里恩?温斯顿.技术发展的原因及其对传播内容的影响[J].来丰，编译.新闻大学，2001（冬季号）.

[5]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M].殷陆君，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4.

（作者为北京财贸职业学院讲师，中国传媒大学2012级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