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刘卫东

在新中国新闻教育版图中，天津是一块坚韧进取、底蕴深厚的热土。1959年，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新闻学专业的高校之一，天津师范学院（今天津师范大学前身）新闻学专业的建立，拉开了这座华北重镇新闻教育事业的序幕。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代学人的兢兢业业、不懈奋斗换来了时至今日的大局既定、独具一格。个中甘苦起伏、冷暖得失，无不令每一位亲历者心存怀想、念念难忘。而在这筚路蓝缕的艰辛创业史中，不得不提的便是眼前这位身居天津师大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之职十一载的儒雅学者。“天津的新闻教育和天津师大的新闻教育是同时起步的，学院的发展是几代人奋斗的结果，没有集体力量的支持，我们什么也实现不了。”刘卫东发自肺腑，语重心长。

作为土生土长的天津人，刘卫东的学术人生与这座城市充满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初识师道尊严而又善良懵懂的童年时代，到逆境中随遇而安而又好学进取的青年时代，再到学术之路苦心沉潜终获局面洞开的中年时代，直至几近耳顺之年的持心若水、洞明练达，每每回忆起过往经历与今日之境的渊源时，刘卫东总是不禁感喟命运的巧合与造化的成全。自1982年大学毕业留校任教步入新闻学大门至今，当年那个对新闻学、新闻理论毫无感知的年轻人已然桃李天下、成就斐然。跟随着中国新闻传播学术事业从百业待兴时的空白迷茫到百花齐放时的繁荣自觉，刘卫东在学术人生中上下求索的每一个脚印，同样印证着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每一段里程。

作为天津师大新闻传播学院建院以来的首任院长，刘卫东对于这份投入毕生心血励精图治的事业始终谨慎且自持，他时而反思自省、时而欣喜自豪，他对先行者充满敬畏，又对后继者满含期待，他毫无居功之意，言谈中尽是艰涩岁月中彼此扶携的趣事欢喜。乐学深思，亲和谦逊，刘卫东在他的学术人生里，留下的是一路“敬天爱人”的赤子之情。

小学的教育对我影响很深远

“我是1954年12月26日出生，6岁上的小学，1960年入学的时候正赶上国家节粮度荒，全国的粮食都不够吃，印象中经历过一段非常艰难的生活。我的祖辈是经商的，父亲当过工商联的副主席，但是他喜欢书法艺术，上小学时，我们班教室前面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字就是我父亲写的。我母亲是一位工人，她对音乐艺术很有悟性。我受父母影响，从小就对文化艺术感兴趣。中学毕业在家等待分配工作的时候，除了爱坐公交车（那时公交车学生月票两元钱）出去看天津城市景观以外，就在家里写字、画画、唱歌，乐此不疲。”刘卫东回忆说，“我们家住在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我在鞍山道小学上学，就在张园（溥仪在津寓所）正对面。我家的邻居有很多都是教育界和宣传文化界的名流，像天津市文化局的领导，天津日报的总编、记者，还有新中国老一代作曲家、老画家都在这一带住，他们的孩子有许多都是我的小学同学。”

“小的时候，我母亲希望我长大后要上大学当工程师、当科学家，那时候我和她都不太懂什么是工程师、科学家，我就对她说，你放心，我一定会当上的。可惜我父母亲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就相继去世了。1978年恢复高考，我上大学后，专门去墓地看过我的母亲，对她说，我终于实现你的愿望，考上大学了。”说到这里，刘卫东难掩思念。

“我在鞍山道小学时有几件事影响了我一辈子，直到现在我还会给研究生们提起这段历史。一是我小学的第一堂课。这堂课的老师是我们的校长，老太太姓邢，身材瘦小，精神矍铄。同学们听说是校长来讲课，手放背后，眼睛睁得大大的。校长走上讲台之后说，‘同学们好，今天给你们上第一堂课’。然后她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了工工整整的八个大字：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刘卫东兴致盎然地回忆道，“那时候我们家门口墙上的大标语印的也是这八个字，所以我印象很深。但我们更惊愕的是校长的黑板字，太漂亮了！‘哇！’我们一帮孩子情不自禁脱口而出。校长怕我们理解不了，就用‘我爱人人，人人爱我’加以解释。她写下那句话是想告诉我们，你首先为别人着想，获得的回报是一样的。可是当时的我还不能理解得这么深，倒是岁数越大，越发体会到了它的深刻内涵。这是给我小学时留下印象最深的一课。”

刘卫东继续聊到，“还有一位老师给我的印象很深，就是我的班主任邹沛丽老师。邹老师家里是天津有名的大家族之一，据说占劝业场股份最大的就是他们家。那时，邹老师经常带着我们几个班干部去她家里玩。节粮度荒的时候，她还把家里的东西往学校拿。周末还经常组织同学们去街头学雷锋做好事。可惜‘文化大革命’期间，邹老师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刘卫东微微叹息，“我在小学时经历了很多美好的事物，但都是在四年级以前。五六年级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和我的家庭都受到了冲击，经历了一个个的灾难，这就不多提了。我们学校还有一位老师，我至今都记得，他叫张学铭，旧中国天津市市长，是张作霖的次子，张学良的胞弟。‘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他就在学校里打扫厕所、烧煤球生炉子，有一次一个学生竟然把一块烧着的木材塞进了他的脖子里！那个年代，老师都是‘臭老九’，何况大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师道尊严早就没有了，看到这场景，我浑身直哆嗦，心都和老师揪到一块去了。”

在对童年的回忆里，那些刘卫东最难忘的情景几乎都与老师有关，这对于日后考入师范院校、走上三尺讲台的他而言，或许并非全是偶然。然而，一面是令他心驰神往的师道尊严，一面却是令他不寒而栗的难堪境遇，或许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童年时代的斑驳烙印竟会给他未来的人生抉择带来不可往复的影响。“在我们那个年代，毛主席就是我们的偶像，雷锋就是我们的榜样。老师只要说一句话，我们都会跟着响应，你要干点不光彩的事，在班集体里都抬不起头来，大家都是那种心态。所以小学的教育对我是极为深刻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刘卫东真情流露，娓娓道来。

初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文化局

“我的初中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天津市五十五中学念的，那个年代我特别感激我的中学班主任，他叫陈源记。”刘卫东介绍道，“陈源记老师是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第一届毕业生，1963年到五十五中学任教，据说他是一位印尼华侨。我大学毕业后多次回母校看望过他，对他有一种由衷的感恩。我记得中学毕业后分配工作，那时候最好的工作是‘八大员’——公交售票员、驾驶员、邮递员、幼儿保育员、理发员、火车乘务员、商场售货员、食堂炊事员。最好的单位都是到国营企业或者大型工厂，当时班上所有的同学都分配完了，就剩下我一个人，心情可想而知。陈源记老师安慰我别着急，在家等着，结果最后也是他给我的通知，让我去文化局报到。就这样，我和文化打上了交道。”说到这里，刘卫东感恩又庆幸。他不无惊喜地继续说道：“更有意思的是，中学的另一位冷吉朴老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师受排挤的年代，我们几个同学私下里和他关系最好。后来他调到北京广播学院工作，我和几个同学还特意到北京看望过他。等到我在天津师大任教以后才得知，冷老师和中国传媒大学老校长刘继南老师竟然是夫妻！后来刘老师经常参加我们和传媒大学一起举行的学术活动。”

“我是1972年去的文化局，到1978年考上大学，在那里前后工作了6年，先后在新华书店和文化局团委工作。当时接我到书店的领导叫李恩光，学问大，口才好。后来去上大学时欢送我的也是他和一群号称‘八大金刚’的年轻伙伴。我们至今保持着近40年的友情，这6年时光也是我最快乐的人生阶段之一。其中有一段时间我作为‘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青年节目’的通讯员，经常到文化局下属的剧团采访，有京剧团、话剧团、歌舞团，还有曲艺团、杂技团、河北梆子剧团、评剧团、泥人张、杨柳青画社，在那里认识了许多老艺术家。在文化系统工作期间，还结识了很多书法家和画家，如李鹤年、王学仲、赵半知、王颂余、黄胄、刘炳森、孙其峰、萧朗、董嘉田等。1973年开始恢复夜大学教育，从此我就每天下班坚持到民园体育场附近的新华职大上课。6块钱的学费，单位还给报销，只是那时候没有多少人去上学。”刘卫东回忆到，“我不挑专业，开什么课就学什么，如《资本论》研究、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鲁迅研究、曹操研究、形式逻辑、古典文学、诗歌创作、戏剧创作，还有朗诵艺术、美术字写作等等，我都学过。从晚上6点多钟上到9点半，老师们的课都讲得非常棒，听课人如饥似渴。我的启蒙老师是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崔清田教授，他是中国著名的逻辑史学家，治学严谨，出口成章，虽然学生们都很敬畏他，但他和我却一直是忘年之交。我后来上大学也都得益于他的支持。我在新华书店的师傅叫王明远，老人家是一个非常正直善良的人。还有原来在中华书局、三联书店工作的几位老先生，对我影响也很大。他们一直在熏陶、影响着我，经常对我说，卫东啊，有机会就去读书吧。这些出版发行界的前辈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鞭策。”

1978年7月，还在文化局工作的刘卫东参加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二次全国高考，用他的话说，“没想到阴差阳错就考上了”。“其实1976年的时候，我们文化局有一次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机会，单位推荐我去复旦大学中文系。不巧那一年唐山大地震，天津也受到了波及，家里老人不希望我离家太远，最后放弃了。这个大学没上我也不后悔，觉得顺其自然，随遇而安。当然，这一年也没闲着。大地震前的7月26日，我买了一台海鸥（4B）照相机，80元钱，地震以后学摄影，在临建棚里整夜整夜地洗印照片，所有的洗印设备都是我和同事自己制作的。这期间还结识了摄影界前辈李瑞雨、夏放等名家。没想到1977年邓小平就主张恢复高考了。”实际上，当年在文化局工作的刘卫东，并不舍得放弃喜爱的工作去读书，但是生母的遗愿、师长的鼓励、同伴的建议，外加环境的驱使和求知的本能，让他最终决定去试一试。

“高考结束后，文化局派我去呼和浩特出差，我在呼和浩特打了一个电话给单位，他们告诉我考上了。可是我的第一反应是：不想上。”刘卫东解释道，“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念师范学院将来当老师一度被认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我当时也没考虑太多，就是不想上。但是后来有两件事让我渐渐改变了主意。”刘卫东继续回忆说，“当时全国各地都在关注高考，我到内蒙古博物馆参观时，正巧遇见两个讲解员也在讨论高考分数，看到她们正在焦急地等待录取结果，又想到自己已经考上了大学，一时间很是自豪。等我回到天津之后又发生了一个波折，让我觉得都走到这一步了，就去上学吧。”原来，因为报名登记的笔误，刘卫东的体检表显示他单耳失聪，竟然意外地被师范学院拒绝录取，好在几经周折，重新复查之后，才又被改为同意招收。“招生的地方就在解放北路凯悦饭店对面，就是天津第一饭店，那天我穿着工作服就去了，我记得一位中文系老师（后来才知道是高守刚教授，还有系主任姚耀老师）问我，你工作这么好，将来上大学当老师，你后悔吗？我回答说，您要是现在让我上，我就不后悔。结果两天之后，我就接到了录取通知书。”

谈及上大学的情形，刘卫东颇为得意，“当时的规定是工作5年以上的，可以带工资上大学，我刚好满6年。那阵儿的工资一般就是36块钱，我带着每个月36块钱的工资上大学，上大三的时候，原单位又给我长了一级工资，42块，在同学中算是富人了。”他笑道。

就这样，24岁的刘卫东成了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78级的大学生，面对命运的安排，无论是迟疑还是决绝，无论是欣喜还是失落，他最终都选择了积极的理解，欣然的面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恢复高考，改变了一代中国人的命运，刘卫东的人生轨迹也从此裹进了这股洪流，昼夜不舍地奔向未知的前程。但对于他的学术人生而言，一切不过刚刚开始，只是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如此深刻地觉察到。

刚留校时，我不懂新闻理论

“天津师大新闻专业是1959年创办的，‘文化大革命’间停办了10年，直到1980年才重新恢复招生。1982年我大学毕业时，中文系新闻教研室一共只有4位老师，一位是教研室主任赵传蕙老师，一位是马艺老师，还有一位是从资料室调过来的宋世佶老师以及从新华社调来的洪敏生老师。我和同班同学刘鹤文一起留校，同一年过来任教的还有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孙瑞祥。”刘卫东坦言，“我那时候对新闻学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基本上就是零基础。留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被赵老师派到人民大学去进修，我是和马艺老师一起去的，我的任务是跟甘惜分先生学新闻理论，马老师的任务是跟方汉奇先生学新闻史。那时候有很多人主张我去学习采访写作，认为搞理论将来会很枯燥，我说这都是领导安排的。没想到，我后来非常喜欢理论，也很适合这条路子。”

1982年秋天，刘卫东在北京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进修学习，这对于刚刚接触新闻学的他来说，是一次全新的启蒙。赵传蕙主任在距离人民大学不远一个名曰小泥湾的地方租了间房子，那间房子也成了后来新闻学专业的青年教师如刘鹤文、刘庆禄等去北京进修时轮流落脚的地方。“在人大，我主要是听甘惜分老师的新闻理论课，还有何梓华、成美老师的课，另外包括郑兴东老师的编辑学、蓝鸿文老师的采访学、方汉奇老师的中国新闻史、张隆栋和傅显明老师的外国新闻史也都旁听了。不仅如此，我在了解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也有一个新闻系之后，就同时在人大和社科院两边听课学习，主要听了沈如刚（新闻理论）、钟立群（编辑学）、王武录（采访与写作）等老师的课。有时候学习得太晚，就干脆住在社科院新闻所的宿舍里。可是说心里话，我还是不太理解究竟什么是新闻理论。”实际上，刘卫东的困惑也是一个时代的集体困惑，被意识形态裹挟得太久太紧的新闻学，历经时局坎坷直到80年代初期依旧未能得到彻底的松绑，学术生命力仍在束缚中等待着释放。“甘老师讲课非常精彩，校内使用的教材就是他写的《新闻理论基础》，这本书是白色封面，最早没有正式出版，我现在都还留着，它不仅是新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奠基之作，也是我接触新闻理论的启蒙书。记得有一次我专程去甘老师在东四十条的家里（原段祺瑞政府所在地），先生给我开列了一个书目，里面大多是马克思恩格斯的选集和传记。我以为马、恩、列、斯、毛的办报思想就是新闻理论呢！这是当时我非常迷茫的认识状态和心结。”

幸运的是，刘卫东的这个心结很快就解开了。“1982年11月，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中国社科院新闻所举行，天津师大派出了刘鹤文老师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会议。我当时正好在北京，听说之后也赶去旁听了。那次会议带给了我很大的惊喜！”刘卫东记忆犹新，“我一下子就觉得西方的传播学很有它的学理特点，尽管我们当时都在批评它抽去了阶级性和政治倾向性，只是专门用来做信息沟通的模式和框架，但这恰恰就是我要找的东西。”刘卫东如数家珍般地说道：“在那次会议上，我听到了许多新的概念，像‘信息’‘讯息’‘受众’‘阅听人’‘广告’‘公共关系’，都是第一次听说。不仅如此，会议还形成了两种明显不同的意见，大家激烈交锋各执己见。有人认为传播学是西方的舶来品，不能全盘接受；还有人觉得这是科学，应该引进和接受。但不管怎样，我从那次会议中萌发了一个想法，就是把新闻与传播结合起来，搭建出纵、横两条人类信息传播的框架，纵向是人类普遍共有的传播规律，横向则是以国别划分的特殊传播规律的合集。沿着这个思路，1988年，我的第一部理论专著《信息论与新闻》由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出版，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找到一个真正能得到普遍认同的逻辑框架和理论模式，可以把散落在各个学科里的传播学、新闻学的材料整合起来，让理论有一个落脚点。我以为这就是包括信息论在内的‘老三论’。”

从此以后，刘卫东对理论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虽然是我在一段时期内的一点肤浅认识，但是我从此爱上了理论研究。我觉得理论能让人站得更高，看得更深、更远，我越发感觉到了理论研究对我有特别的吸引力。”他一再感叹。

我的学术人生有几个拐点

从80年代初期的初露锋芒到时至今日的硕果累累，刘卫东的学术人生已经走过了30余个春秋，当被问及如何划分自己的学术里程碑时，他略带迟疑地说道：“我很难划出清晰的节点，但是就个人来说，有几个标志性的事件可以算作是我的学术拐点。”

“第一个就是我第一次独立出书，也就是1988年的那本《信息论与新闻》，我得感谢王武录教授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一些重点章节武录老师都亲自帮我修改。在这之前，我发表的都是学术问题方面的文章，出书对我来说就是个奢望，所以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就像人生的第一个孩子出生那样欣喜，并且还有艰难攀登，终于登顶的那种胜利感和成就感，印象可真是太深刻了。”刘卫东至今仍难抑兴奋，“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跑到出版社校对稿件，印刷厂在河北涿州。那年暑假，大热天来回坐火车去印刷厂好几趟，出书自己还掏了3000块钱，这在当时不算少了，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值得，走完这条路之后我发现非常快乐，并且从此以后就激发了我不断去写、不断探索的愿望和动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刘卫东的这部处女作很快就得到了学术界的赏识，作为国内最早使用信息论的基本理论研究新闻学的专著之一，一举获得了当年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它后来获奖我也很意外。因为直到1996年新闻传播学才被国家确认为一级学科，所以1991年领奖的时候都没有我的座位，人家问我是哪个学科的，我回答‘新闻学’，对方都很诧异：‘哪有这么个学科呀？’最后，工作人员在紧邻法学组的过道上放了把椅子，我孤零零地在那儿等待领奖。”刘卫东笑道，“总之这本书让我找到了一个起点，挺高兴的，有了动力和成就感。”

“再有一件事就是我去参加的十几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到目前为止，每届会议都参加的，恐怕只有我和陈力丹两个人了，1982年在北京，1986年在黄山，1993年在厦门，1995年在成都，1997年在杭州……现在我还保留着第一届会议的记录。就像前面说的，正是传播学让我找到了研究新闻理论的突破口。除此之外，1992年中央在十四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对我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拐点。1993年5月，当时由孙旭培任所长的中国社科院新闻所与无锡日报联合举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新闻事业研讨会’，专门探讨市场经济中如何推进新闻事业的改革发展，那次会议之后我开始发现，研究新闻学光关注自身不行，还必须密切关注其他学科，要研究社会生活。所以我后面的兴趣点和论文也都往这方面靠了。这是90年代的情况。”

“第三个拐点就是1999年底，我出版了《新闻传播学概论》这本书。此前的1994年，我还写了《新闻摄影基础》一书。而写《新闻传播学概论》的时候，我家里有老人病瘫在床。我太太为我做出了极大的牺牲，这本书的问世也得益于她和许多人的帮助，这些我都在后记里有记载。后来这本书又获得了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事实上，这本《新闻传播学概论》不仅是刘卫东潜心钻研十余载的代表作，也是国内较早一批将新闻学和传播学进行交叉研究的学术专著。“我记得国内最早使用‘新闻传播学’这五个字出版的著作，应该是1994年辽宁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主任高永振教授在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闻传播学》。然后就是1995年，邵培仁教授和黄旦教授分别在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两本《新闻传播学》。再就是童兵教授1999年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闻传播学原理》。第五个大概就是我的这本。”1999年，陈力丹教授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谈到“从本书的结构和内容看，学术化显然是作者努力追求的目标。该书既保留了相当的新闻学的结构和内容，又继承了传播学广泛吸纳其他学科知识的传统，借助各种学科，例如社会心理学、系统论、符号学、接受美学、数理统计、几何空间理论等来深化对问题的探讨。努力建构自身的学术特色，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研究视角，这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参见陈力丹《新闻传播学概论?序言》，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2002年，中央民族大学的白润生教授曾经评价此书为“跨学科研究的交叉创新、学理与学术的兼容统一、科研成果与教学实践的互为补充，以及方法论上定性与定量的有机结合”（参见白润生《新闻学与传播学交叉研究的有益探索——评刘卫东的学术专著〈新闻传播学概论〉》，《新闻战线》，2002年第3期），对于刘卫东来说，这是莫大的鼓励。

“再往后呢，就是我发现了政治学与传播学之间的深厚思想渊源，政治学让我感到非常‘解渴’。”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年过半百的刘卫东不顾同行好友的善意劝阻，在极其繁忙的工作之余，师从中国著名政治学家徐大同先生的嫡传弟子高建教授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刘卫东坦言，“其实我之所以读博，最开始是出于学院的整体学科建设考虑。因为学校希望学科带头人最好能有博士学位以积累一些实力，所以我和新闻系主任孙瑞祥老师都考了博士，我读的是政治学，他读的是文学。但是当我真正从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寻找到西方传播学的思想发展脉络时，我觉得博士学位本身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导师的学术成果对我的启发，我应该好好地去读一些这方面的书。”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刘卫东的关注重点渐渐从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转向了更为宏观的研究视域，从意识形态到技术哲学，从文化变迁到媒体理政，从战略文化到信息安全，作为中国学者的大局意识与学术立场日臻纯熟、气象明朗。

刘卫东曾在他的博士论文后记中这样写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学者常常是由支流切入传播学浩瀚之领域。在传播思想史茫茫‘原野’中溯本求源者有之；高举华夏文明大旗，在本土化上奋力潜行者更不乏其人。但是，当我步入政治学殿堂之后，眼前豁然开朗，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传播学的思想渊薮和学术滥觞。这是我攻读博士学位最大的学术收获。”这也是他沉潜七载后的由衷之言。

学院的发展是几代人集体奋斗的结果

2003年，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成立，刘卫东出任院长，学院从成立之初的两个本科专业（新闻学、广告学）、十几个人的教师团队，发展到今天的70余名教职员工，六个本科专业（新闻学、广告学、广播电视学、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和摄影学），两个新闻传播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学术型和专业型)以及一个戏剧与影视艺术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学术型)。作为学科带头人的刘卫东在这期间功不可没，但是他对此却极为冷静低调：“学院的发展是集体的力量，是几代人奋斗的结果，绝不是靠个人之力，一个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比如我们专业的赵传蕙主任，他是1980年恢复招生以来的第一任主任，在老校长李继之、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张再旺和天津日报总编辑石坚等同志的全力支持下，是他重新扬起了师大新闻教育航船的风帆。今年是我们天津师大新闻专业创建55周年，这55年来，如果没有学校和学院上上下下的支持，我们真的不可能发展起来。”

刘卫东的这句话有着深厚的历史依据和情感基础，“我可以掰着手指挨个列举对学院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老师，比如已经调走的籍祥魁书记，他当年与我搭班，如果没有他的辅助，我就没法集中精力抓科研、搞学科建设。再有就是前几年退休的马艺副院长，他主抓学院的教学，也是学校的教学督导，这些年工作成绩斐然。当然，我们学院能有今天的局面，还离不开几个方面的努力：第一个是历史积淀——几代人的历史积淀，多少人为此奋斗啊，甚至还有几位老师因为过度操劳而英年早逝；第二个是集体力量的支持——学校党政领导班子、现任学院领导班子，还有咱们的全体教师，这里面有许多生动的感人故事，关于这部分，我正在写回忆文章；第三个就是协调好内外上下的关系，如果没有新闻学术界前辈的鼎力提携，没有国内学界同行的无私关照和全力支持，我们这些年也不可能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些都是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刘卫东接着介绍道：“我们2003年获批传播学硕士授权点，2006年获批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2007年天津师大新闻学专业被教育部授予国家级特色专业，是全国新闻传播类的20个国家级特色专业之一；2008年，新闻传播实验中心获批教育部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2009年学院准备申报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2010年，广告学专业获批天津市品牌专业；2011年，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获批天津市‘十二五’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建设单位。2012年新闻传播一级学科成为校级重点学科。目前我们学院有天津师范大学文化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天津地方新闻史研究所、国际传媒研究中心以及公益影像研究中心等4个校级科研机构。全院教师承担了科研项目近百项，其中国家社科基金8项，国家级横向课题5项，教育部课题6项，省部级课题28项……”他如数家珍，欣慰坦然。

刘卫东回忆说：“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中国作协副主席、写过长篇小说《庚子风云》的著名作家鲍昌，是中文系的系主任，也是我的老师，他当时就说过，‘中文系的系主任首先是一个学术的荣誉，而不是行政的职务。如果你不能在文学上、学术上得到大家的公认，只是看中它行政上的官位，就别上这边来’。鲍昌先生说的这番话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思考他说的‘学术荣誉’四个字，告诫自己要当好院长，必须得在学术上锲而不舍，只争朝夕，把学术追求视为自己的生存状态。所以，这些年我从没有离开过我的主线，一直在这个地方守望，甘于寂寞，但我乐此不疲，因为读书、教书、搞研究就是我喜欢的事。读书做学问是一辈子的事，我觉得，挺美！”他笑着说。

不难看出，刘卫东的谦逊平和源自于他内心深处的敬畏情怀——对于教育事业的尊重和对于学术研究的热爱。“一些亲朋挚友问我一天到晚的忙活，不觉得累呀？我说因为我不觉得这是个苦事，而是一件乐事，是一份动力。每当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一种新的理论来指导我的时候，我就有种特别的兴奋和快感。”说到这里，这位温和的长者神采飞扬，“历史阴差阳错地把我放在了院长这个位置上，就要求我们必须有所作为，才能对得起历史和后人。尽管我们学校不是密苏里和哥伦比亚，不是人大、复旦或北广，但作为天津市重点大学，我们有责任为学生们营造一个大师汇聚的研究氛围和思想碰撞的学术空间。所以我们经常召开国内外重要的学术会议，经常邀请国内外一流的学者和大师，让我们的师生与他们面对面。我今年整整60岁，有时候回想起自己的过去，会发现有许多有趣的巧合，比如一直在新闻界、教育界和文化界工作，会让我想起与小时候成长环境的契合，有些从小仰慕的大师或名流，现在竟然成为我的老师或同行，这就像命运的某种暗示，偶尔想想总会有特别深的感触。”

伊斯兰教义中有一句这样的话：“能敬畏者，必能戒慎恐惧；能不欺者，必能遇事忠诚；能知定分者，必能尽人事以待天命。”作为受党教育培养多年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刘卫东的精神深处始终守候着一片和平与安宁：为而不恃，功成不居。正如他办公室悬挂的那幅欧阳中石先生的题词：“持心若水”——随物赋形，宠辱不惊，或许这便是他内心深处最向往的智者之境。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杰出新闻学者口述实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0CXW001；特别鸣谢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12级学生马莉、曲如洁为本文整理原始录音素材）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国家行政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