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环境下的道德恐慌理论分析

摘 要：大众传媒在道德恐慌进程中起着关键作用。新闻媒体对某些事件的关注程度常常会超越事件本身对社会可能构成的实际威胁程度：媒体在一个预测、象征和扭曲的框架内，将个别的偏离者或偏离行为进行夸张放大地报道，大量的不断的报道会在社会上形成恐慌情绪并引发恐慌心理和行为，并且营造出了一种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社会控制的氛围。这种社会性恐慌可能会被支配性的意识形态及其机器所利用，而偏离者的“民间恶魔”形象则沉淀为大众的心理图式。

关键词：大众传媒；民间恶魔；道德恐慌；偏离放大；霸权

大众传播的“魔弹”神话似乎并没有完全破灭。在媒体标签化报道的轮番轰炸下，从“彭宇案”到“中国大妈讹诈老外”假新闻，公众心理蒙上了严重的道德阴影，形成了“再也不敢扶”、“好人难做、好人慎做”等一系列的恐慌认知，以及“老人跌倒无人搀扶”、“病人昏厥无人救援”、“施救前拍照留证据”等恐慌行为。新闻媒体刻板化、污名化的报道建构出一幅“他者即地狱”媒介想象图：人们生活在“民间地狱”中，我们周围“恶魔”横行——路人是冷漠无情的，老人在变坏，坏人在变老，老人逼死了好心人，老人给爱心少年带来了童年阴影……英雄与歹徒、圣人与恶魔、和平与遭乱等等，各种事件的性质被媒介的叙事所左右。

从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到格伯纳的“涵化理论”，学者们一直致力于探索媒介是如何在人们头脑中建构“虚拟世界”以及它所产生的影响。本文将基于“道德恐慌”理论，深入解析以新闻媒体为代表的大众传媒是以什么方式参与道德恐慌进程的？建构“民间恶魔”形象又是基于何种原因？这种想象性建构又会对大众的认知与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

一、“道德恐慌”核心概念及其进程模式

“道德恐慌”（moral panic）一词出现于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后期代表人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S. Becker）的著作《局外人：越轨社会学研究》（Outsiders: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所阐释的“标签理论”中。犯罪学家莱斯利·威尔金斯（Leslie T. Wilkins）在他的著作《社会越轨研究：社会政策与社会行动》（Social Deviance: Social Policy, Action and Research）中率先使用“偏离放大”（deviancy amplification）的概念来解释“道德恐慌”[1]。

美国社会学家斯塔利·科恩（Stanley Cohen）被视为首位对大众传媒“道德恐慌”行为和对“偏离放大”相应的公众反应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学者，其著作《民间恶魔与道德恐慌：青年摩登派和摇滚族的创造》（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The Creation of the Mods and Rockers）通过分析亚文化中的摩登派和摇滚族现象，阐述了“道德恐慌”概念的文化内涵。科恩认为“道德恐慌”是一种社会过程，是在一定的情境中某种事件、个人或群体显现出来被界定为对社会价值和社会利益构成的威胁[2]。查斯·克里彻（Chas Critcher）的《道德恐慌与媒介》（Moral Panics and the Media）一书在分析艾滋病、迷幻药、恐怖录像片、虐童事件等道德恐慌经典案例的基础之上，并结合科恩的研究成果总结概括出道德恐慌形成模式的七阶段论：1.问题浮现（emergence）；2.媒体库存（media inventory）；3.道德卫士（moral entrepreneurs）；4.专家（experts）；5.应对和解决之道（coping and resolution）；6.消退（fade away）；7.遗留（legacy）[2]。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一个原初事件发生后，媒体通常会给予其极大关注，并以此为契机对该事件严密追踪。随着事态影响的扩大，媒体的报道从特定的、单独的事件转向了由此引发的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在这个阶段，个人事件演变为了公共的事件、普遍的事件，其严重性层层升级。

其次，编辑、政客、道德卫士、专家和其他“思想正统”的人控制了道德争议的领域，他们断言该事件是违背社会道德伦理规范的，给事件实施者贴上“民间恶魔”的标签，并宣布问题解决方案。譬如，佛山“小悦悦事件”发生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曾表态：“小悦悦事件真是有损中国人的形象。”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用良知的尖刀来深刻解剖自身存在的丑陋，忍住刮骨疗伤的疼痛来唤起社会的警醒与行动。”凤凰网自由谈栏目在总结了层出不穷的老人新闻之后，发布《中国老人，为老不尊？》一文并做出“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的惊人结论，将“坏人”的根源直指“文革”经历与“文革”记忆。

紧接着，类似事件不断出现，也不断被解决，恐慌也许就此消失、沉寂，或反而变得更加恶化、明显。在这个阶段，事件被反复地持续不断地报道与渲染，越来越偏离原初事件，并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得到沉默大多数人的认同。自2006年南京“彭宇案”被媒体大肆报道以来，全国各地关于“扶不扶”事件的新闻报道戏剧性地突飞猛涨，像“天津彭宇案”、“郑州彭宇案”、“某地再现彭宇案”，还有“女版彭宇”、“大学生版彭宇”、“军人版彭宇”等等报道。近阶段时间，又发生了四川达州三名儿童扶起摔倒老人反被敲诈勒索的事件；广东河源一男子扶老人被污蔑，为证明清白而自杀；深圳女白领地铁口晕倒死亡，50分钟无人急救；“长春一老人因脑梗塞摔倒，178人从老人身上跨过无人施救”、“老外扶摔倒大妈遭讹”等假新闻疯狂传播……只要与“老人”、“摔倒”、“扶不扶”等表面元素类似的事件，媒体的报道都逃离不出“彭宇案”这个初始中心事件的叙事框架，以至“救人被讹诈”成为媒体和大众的认知定势。

最后，“道德恐慌”会被处于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机器所利用，重现支配阶级的“霸权”，某些社会控制被加强。2011年10月，国家广电总局出台“限娱令”，正值中共中央提出文化强国战略之后，很可能是在“小悦悦事件”的刺激下，政府不乐见中国蒙上道德下滑的形象，广电总局要求每个地方卫星频道必须开播一个道德栏目[3]。将“扶不扶”事件频发归咎于社会道德的整体滑坡，归咎于大众传媒的娱乐化，对个别道德行为的谴责也上升到国家主义道德的批判，不能不说以新闻媒体为代表的大众传媒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大众传媒参与“道德恐慌”进程的原因

道德恐慌是一种社会过程，它就像是一场戏剧，各式各样的社会群体和组织在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研究道德恐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平息恐慌而提出有效措施，也不是为了发掘引发社会恐慌的某些事件背后的事实真相，其研究意义则在于探析道德恐慌进程中各种参与者在以什么样的驱动力促成了最终结果。

（一）新闻媒介和大众的“坏消息综合症”

引发道德恐慌的对象是“偏离”。偏离行为又称越轨行为（deviance），即违反某个群体或社会的重要规范的行为，且这种行为的发生频率或多或少地偏离正常水平。偏离行为的界定因时间的推移和地域的变换而变化，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中也有所不同[4]。因此，像“不扶老人”、“不给老人让座”、见死不救、为老不尊等都有违中华传统美德，属于偏离行为，而在新闻文本叙事中的“扶不起的老人”、“变坏的老人”、“变老的坏人”、“冷漠的路人”、“扰民的广场舞大妈”、“讹诈老外的大妈”则是偏离者。新闻媒介周而复始的运作，对形形色色的“偏离”定义与命名，配上惊人的标题、夸张的内容和放大的细节，精心构筑一个对社会正常秩序充满威胁的“假想敌”，被媒体报道的个别偏离行为，越来越扩大到个别偏离者所属群体的范围。

为何新闻媒介如此热衷于报道有关“偏离”的事件？如今，新闻媒体和大众似乎对有关“坏人坏事”的新闻有“特殊偏好”[5]，这是有缘由的。一方面，人们对于自身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认知的需求，外在世界一丝一毫的异常变动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关乎人们生存与发展，而新闻媒体也满足大众的这种理性需求，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合理报道像战争、犯罪、地震、火灾、水灾、意外事故、经济危机、行业纠纷等一系列“坏消息”。但是，这种“坏消息综合症”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在信息极速更新的时代，媒体深知，竞争激烈的传媒市场中受众的注意力是最珍贵也是最稀缺的资源。通过制作传播那些能令受众感到震惊的、能够带来强烈感官刺激的新闻信息，往往捕获得了大众的注意力，迎合受众才能在市场上获得利润。“坏消息”来源也不外乎建立在3W原则，即女人（women）、金钱（wampum）和坏事（wrong-doing）的基础上。在媒体看来，大部分普通人没有什么新闻价值，除非他们之中的偏离者做出了偏离行为，即“坏人”做出了“坏事”，破坏社会伦理道德的正常秩序，违反了已达成社会共识的规则，才会被媒体纳入观察视野。所以往往只有那些“坏人坏事”才“够格”成为媒体报道的聚焦点。

（二）新闻媒介的角色认知错位和社会功能的丧失

新闻媒介对社会上的异常变动采取“有闻必报”策略，反映事实、呈现真相、实施舆论监督，有时还能推进相关问题的解决。新闻报道对社会上的偏离者及其偏离行为进行曝光，公众则在大众传媒所建构的讨论空间里对背离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不道德行为进行批判与谴责，引发广泛舆论。从而，以新闻媒体为代表的大众传媒不仅完成了向公众传送最新事实变动信息的职责，同时也起到了监督与纠正“违规”行为的功能，“督促”公众行为要符合既定规范，以维护社会正常的道德秩序。但是，新闻媒介在满足大众需求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博弈中，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知产生了某种“遗忘”并丧失了某些社会功能。新闻媒介不单单只反映客观世界，发挥上文提及的各项功能，它通常还隐藏一套感知世界的框架，这种框架将很大程度上引导受众以什么特定视角看待事物，以何种理念了解自己、观察社会、思考问题。

在现代信息社会，当外部环境发生巨大变动且呈现出非常规的状态时，人们几乎完全需要依赖大众传播媒介发出的信息来作出判断和决策，大众媒介传播系统就是人们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的“窗口”。新闻媒介在对偏离者和偏离行为进行报道时，通过对类似事件的定势叙事，创造了一种“公共理解”，强调“偏离”的威胁性，不断暴露和夸大潜在的风险，而并不对事件背后的社会历史背景、社会矛盾与社会心理等深层问题进行阐释。这不仅不能消除公众对外在世界的不确定性，反而将一些社会问题“越描越黑”，潜在的风险格外显著，从而制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新闻媒介将某些特定框架反复使用与强调，公众在媒体放大的“一个声音”中不能分辨真理与谬误，对偏离者和偏离行为形成了带有偏见的认识与理解。

三、大众传媒实施“道德恐慌”策略的影响 

在历史上，“道德恐慌”曾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实施的“霸权”策略之一，这种策略的“功效”就在于形成并强化符合强势群体利益需要的社会秩序与社会控制。

20世纪60年代以来，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落后于当时后起之秀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工人失业、通货膨胀等一系列“国家危机”。与此同时，行凶抢劫、毒品泛滥、学生运动、青年亚文化等社会恐慌同样困扰着英国政府。但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警察、法庭、政治家将当时社会症候的根源指向“黑人种族”。

大众传媒的新闻报道也与他们达到高度统一，赋予了黑人群体“性、强奸、暴力和粪便”等“民间恶魔”代名词，将黑人看成社会秩序潜在的威胁和潜在的犯罪者。英国最终利用“法律霸权”通过一系列移民法案特地限制黑人涌入英国[6]。

在现代生活的各个领域，只要出现了难以控制与应对的社会性紧张局面，“道德恐慌”策略就会被频繁提取与使用。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各种现代性的潜在“风险”随时会转变成现实的“危机”，而在导致转变的各种因素中，大众传播媒介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譬如近年来，新闻媒体对“香蕉癌”、“禽流感”、“艾滋针”、“三聚氰胺”、“日本地震核泄漏”等事件的报道，在社会上引发了不同程度的恐慌心理和恐慌行为。而人们的恐慌并非是对客观现实的恐慌，而是对大众传媒所建构的“虚拟世界”的恐慌。

社会性恐慌蔓延时，本可以借助大众传媒的强大力量来抚平公众在既有秩序受到冲击时所遭受的心灵创伤，达到社会意见共识，形成凝聚力，促进社会进步和人性完善。但是，政府、专家、道德卫士、问题应对与解决之道等各式各样的角色将自己装扮成道德真理的化身，在大众传媒建构的平台上呈现各自的话语，以自己的道德标准去压制另一类社会言行的生存空间。他们指责偏离行为和偏离者的种种不是，给他们贴上“民间恶魔”的标签，意图使公众确信偏离行为是引发恐慌的根源，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障碍物。就在一场又一场的道德讨论中，强势群体为争夺和维护自身权力和利益而操控着话语导向，成功转移公众的视线，恐慌背后深层的社会问题被遗忘，作为主体的大众被抛弃。“从根本上来说，道德恐慌就是要在人们心中灌注恐惧，并就此鼓励他们回避日常生活中遭遇到的复杂社会问题，躲进一种‘城堡式心态’——一种无望、无奈、在政治上无能为力的心态”[7]。

最可怕的是，恐慌沉淀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潜伏在公众的意识中，这也许是道德恐慌最严重最长期的消极影响。有时，恐慌会随着问题的解决而消退，转入休眠期，看似稍纵即逝，却时不时地卷土重来，当又一个类似的象征性事件出现时，恐慌记忆将被唤醒。这种负面效应通常是“隐性”的，它会对公众心理认知产生伤害，而且在短时间内无法愈合。（作者系苏州大学 凤凰传媒学院）

参考文献：

[1] (英)伊冯·朱克斯著.赵星译.传媒与犯罪[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 (英)查斯·克里彻.道德恐慌与媒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 胡泳.限娱令、“微博公厕”与道德恐慌症[J].青年记者,2011(12).

[4] (美)戴维·波普诺著.李强等译.社会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5] 王勇.“丑闻”不断的传播学分析[J].新闻记者,2007(5).

[6] 邹威华,伏珊.王强.斯图亚特·霍尔与“道德恐慌”理论[J].复旦外国语言文学论丛,2013(1).

[7] (英)安吉拉·默克罗比著.田晓菲译.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