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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子論文]傳媒敘事和民族想象【2】

——保釣運動中傳媒的民族主義話語建構

王丹

2012年12月05日14:59    來源:人民網-傳媒頻道    手機看新聞

三、民族主義和大眾傳媒

“民族主義”是一個歷史難題,關於“民族主義”的定義也是錯綜復雜。英國學者蓋爾納在《民族和民族主義》中將“民族主義”定義為“一種關於政治合法性的理論,它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9蓋爾納從政治學的角度出發,提出“民族主義首先是條政治原則,它認為政治的單位和民族的單位應該是一致的。”10與蓋爾納的結構功能論的解釋不同,安德森則對“民族主義”作了一種“歷史的”解釋,在《想象的共同體》一書中,他提出,“民族主義”是“一種想象的政治共同體——並且,它是被想象為本質上有限的,同時也享有主權的共同體。”11

本文所探討的“民族主義”接近於安德森的定義,是一種可以被建構的“想象的共同體”,一種可以外化為特定行動的觀念體系。“民族主義”有著深刻的文化根源,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12同時,“民族主義”常常選擇、吸收、利用和再詮釋了既有的社會文化資源(也包括對其他意識形態的調用),以提供對民族和民族國家的起源、發展、使命以及未來走向等的特定表述。13

建構主義理論認為,新聞是得以建構的社會事實。大眾傳媒通過對社會事實選擇性地加工和符號化地再現,呈現出一個新的外部圖景,並建構了人們對外部世界的認知。

大眾傳媒是建構民族主義的重要方式,正是得益於印刷資本主義的發展,民族主義才得以在全球范圍內起源、散布。傳媒的報道促成了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符號化,建構了社會成員關於民族的想象和認同,並進一步導致了民族集體行動的發生。

學者熊慧認為,媒介對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建構,是在二元化的敘事框架中展開的:一是時間的二元敘事,即介於民族“自我”與“往昔自我”之間的敘事,側重於建構本民族的歷史記憶﹔另一是空間的二元敘事,即介於民族“自我”與“他者”之間的敘事,通過對“本民族”和“他民族”之間差異的比較,形塑現實認知。14吳叡人在《想象的共同體》導讀中寫道:“歷史社會學和比較方法是研究民族主義最不可或缺的途徑之一,因為幾乎所有民族主義現象都同時涉及了歷史縱深(如特定認同形成過程)以及跨國因素(如帝國主義擴張)。”15吳叡人所述的是民族主義的研究方法,但在很大程度上與傳媒的時空二元敘事框架相類似,同樣適用於大眾傳媒對民族主義話語的建構。

四、保釣運動中媒體的民族主義話語建構

在保釣運動的報道中,傳媒共建構起“歷史—當下”、“他者—自我”和“英雄”敘事這三個敘事框架,前兩者是在對立的二元關系中展開的,后者則是通過符號的隱喻完成對民族國家的描繪。同時,傳媒建構的民族主義敘事話語高度統一,幾乎不存在差異化,均表現為一種偏官方化的政治話語。

1、“歷史”與“當下”——傳媒建構的時間敘事框架

保釣運動中傳媒建構的民族主義話語中,“歷史”與“當下”的二元關系是主要的敘事框架,有著明顯的時間秩序,表現為:(1)落后—被侵略—反抗—勝利﹔(2)建國—復興—日方挑舋—強力保釣。在這一歷史和現實的腳本中,中華民族既是曾被日本侵略蹂躪的弱者、又是頑強抗日、自強不息的強者﹔歷史上的中國備受欺凌,今日的中國仍被日本多次挑舋。這一類時間的敘事話語建構了民族災難歷史的共同記憶,同時,這一歷史記憶與當下釣魚島問題的社會現實構成了二元對立的框架。

1970年11月的台北《中華雜志》發表了《保衛釣魚台!》一文,文章說:“我們要向生活在台灣的1500萬同胞呼吁:我們上一代用‘五四運動’來答復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山東的企圖,並且喚醒了中華民族的國魂,使得日本帝國主義不得不暴露其帝國主義的侵略面目。難道50年后的這一代中國青年,真的就要眼睜睜看著我們的國土讓列強們用‘聲明’、‘密約’而斷送嗎?”“我們要用力量和行動來証明,這一代青年同樣具有保衛國土的能力和決心!”16“上一代”、“五四運動”、“這一代青年”是這段話的關鍵字,文中,50年前日本“侵略山東”的歷史和50年后日美企圖“用‘聲明’、‘密約’”斷送中國國土的行徑形成強烈對比,作者通過50年前的中國青年用“五四運動”與日本侵略者斗爭這一段歷史,企圖動員“這一代青年”來保衛國土。

2012年9月18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中國有實力有信心捍衛釣魚島主權》,文章回顧了81年前“九一八”事變的發生,“我們絕不能忘記當年國土淪陷的慘痛歷史,絕不能忘記落后分裂、被動挨打的沉痛教訓。”並從歷史聯系到當下現實,“近年來,日本背離和平憲法、惡化同周邊國家關系、公然為戰爭罪犯鳴冤招魂……”文章的時間脈絡非常清晰,同時,兩個不同時期發生的事件——“九一八”事變和釣魚島事件形成對照,強化了作者想表達的保釣的信心和決心,“今天的中國與81年前‘九一八’事變時的中國已是大不相同。中國有足夠的實力和信心維護國家的領土主權,沒有誰能在我們頭上撒野,也沒有任何外來挑舋能夠得逞。”17同時,這種情緒對有著共同歷史記憶和現實經歷的讀者來說,往往能夠激發起情感的共鳴,產生相同的認知。

此外,《法制晚報》的文章《談現狀 先搞清釣魚島“原狀”》從釣魚島的“原狀”和“現狀”兩個視角進行對照,指出日本政府的言論是“不負責”的﹔18中國新聞網的報道《外媒熱議釣魚島事件 批評日本“對歷史麻木”》一文引用外媒的報道,批評日本對侵華歷史麻木,並認為日本現在的行為“對亞洲乃至全世界都產生負面影響”。19《新聞晨報》的文章《日沒有徹底反省軍國主義侵略史》也是從這個角度談論釣魚島問題的。20

上述報道通過對“歷史”和“當下”的二元對立框架的建構,描繪出共同的民族歷史記憶,並與當下的社會現實發生聯系。歷史記憶常強調一民族根基性的情感聯系,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群體的共同“起源歷史”,這是一個民族或族群根基性情感產生的基礎。21“歷史往往是從當下出發來理解和詮釋昔日自我,以便達成對自我的認識。”22對本民族歷史的敘述,能夠有效喚起民眾頭腦中的歷史記憶、根基性的情感聯系和中華民族作為一個共同體的想象,尤其當歷史記憶與社會現實產生驚人的相似或巨大的反差時,傳媒的報道往往能夠激發出強大的民族情感,影響人們對當下事件的認知,進而為集體行動的發生提供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歷史—當下”二元敘事框架中,前者往往都是服務於后者的,歷史記憶的建構也大都是出於現實情境的需要。柯文在討論義和團運動的歷史時,就曾經指出,歷史可能是以三種形式存在的:事件、經歷和神話,而后兩者正是仍然以“記憶”形式存在並對當下發揮意義的歷史。23三種途徑之間雖然有明顯的矛盾,但在其各自的范圍內,都有相當大的合理性和真實性。其中,“神話”層面主要“是政治家和知識精英根據現實需要而構筑的歷史,也是一種不確定的歷史,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內容”。24這與我們當下大眾傳媒建構服從現實情境需要的歷史記憶是十分相似的,但正如柯文所說,“歷史學家重塑歷史的工作與另外兩條‘認知’歷史的路徑——經歷和神話——是格格不入的。對普通人而言,這兩條路徑具有更大的說服力和影響力。”25

2、“他者”與“自我”——傳媒建構的空間敘事框架

“他者”與“自我”的對立框架也是傳媒建構民族主義話語的重要方式,即建構起“他民族”和“本民族”的二元對立,前者是后者身份得以驗明的前提和基礎,“隻有在實現了對‘他民族’的價值、觀念、文化和行為方式等的感知和對民族間差異的確認后,本民族的主體性和同一性才能被建構起來。”26同時,“隻有當二者間的差異被媒介無限夸大和恆常化, 成為支配民族敘事的主導邏輯時,上述關系才會為民族主義話語所用,成為媒介賦予當前社會秩序以合法性的依據。”27

保釣運動中的傳媒話語,有著非常明晰的“他者”與“自我”的對立框架,即“中—日”對立框架。在媒介文本中,中國往往被描繪成頑強抗敵、寬容友好、正義守法的正面大國形象,而日本通常以侵略者、陰謀者、忘恩負義、不思悔改的形象出現,雙方存在著非常明顯的反差。尤其在釣魚島這類關系到兩國領土和尊嚴的問題上,這種二元對立的話語在傳媒報道中通常都被加強了。

1970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日本反動派妄圖把釣魚島等屬於中國的一些島嶼和海域,劃入日本的版圖。佐滕反動政府的外相愛知最近一再叫嚷,這些島嶼的‘領有權’屬於日本,‘防衛廳長官’中曾根甚至公然把這些島嶼列入日本第四個擴軍計劃的‘防御’范圍。這充分暴露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野心。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南小島、北小島等島嶼,和台灣一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這是任何人也改變不了的歷史事實。日本反動派不管制造什麼樣的借口,玩弄什麼樣的手法,它企圖霸佔中國神聖領土的陰謀,都是絕對不可能得逞的。”28這段文字具有非常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其中,日本幾乎與“反動派”這一符號對等,“叫嚷”、“侵略野心”、“霸佔”、“陰謀”等具有貶義色彩的詞語充分描繪出了日本作為一個侵略者的負面形象﹔而“歷史事實”、“中國神聖領土”等話語則建構出中國守護領土的正義感,二者相差之大讓人一目了然。

《環球時報》的《無論日在釣魚島危機中如何選擇 中國都會奉陪》一文直接從斗爭的角度闡明兩國現在所面臨的尖銳局勢:“以往的中日尖銳沖突已經表明,在中日博弈中,中國的資源和手段都更多,並且在繼續增長。日本的手段不僅有限,而且基本是老一套。如果中日圍繞釣魚島‘斗’,中國人決不相信自己會輸。”29《南方周末》的文章《釣魚島,釣的什麼魚?》中說:“伴隨兩國歷史榮辱的釣魚島,好像是國家的幸運島和光榮島,日本沒有完全失去,便沒有完全戰敗﹔中國沒有完全收回,便沒有完全勝利,歷史的創傷便沒有痊愈。”30從歷史榮辱的角度提出釣魚島對中日兩國的意義。

此外,很多網絡言論也側重於“中-日”之間的對立沖突,如天涯社區網友“starhul”於2005年發表的《愛國抗日,抵制日貨,從我做起》的帖子,帖中將日本對中國所犯的每一條“罪行”都單獨成行、從古至今依次排列,這種組合方式對閱讀者能夠產生強大的情感沖擊,更能鼓動人們的愛國情感和反日情緒。31

“他者”與“自我”對立框架的建構重在展示二者之間的對立關系和差別,使讀者對本民族這一共同體產生認同感和支持,進而實現對“他民族”的對抗。傳媒在建構這種對立框架的時候,往往忽視了其中的個體性和差異性,將“他者”作為一個整體放在“自我”的對立面。在釣魚島爭端上,日本國內事實上也存在著部分中立和反對的聲音,但這在我國少見報端,而日方右翼勢力的觀點被無限放大,並且幾乎與全體日本人的觀點相等同。這種抹殺個體、強化整體的做法雖然能夠取得良好的對抗效果,卻往往能夠引發一些不理性的集體行為,網絡言論中出現的對日本人的一片打殺聲、抗日游行中的“打砸搶”等現象,與傳媒強化“中—日”差異性和對抗性、忽視“他者”個體性的做法是存在必然關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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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宋心蕊、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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