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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3、“英雄”敘事——民族主義的隱喻符號
曾慶香在《新聞敘事學》中提到，“英雄”的敘事話語在災難新聞和人物新聞話語中不斷沉澱和復現，如地震報道、抗洪搶險報道中，總會不斷出現很多“英雄”典型，這些“神話中英雄敘事的‘人定勝天’原型，及與此相應的集體無意識已深深烙印在中華民族的心理結構中。”32除此之外，這樣的英雄原型意象和英雄敘事模式，在許多策劃新聞話語中也一再涌現，並得到了大量的復制。33
涉及民族問題的媒體報道，如“香港回歸”和“澳門回歸”的報道，也總是伴隨著“英雄”的敘事框架。在這裡，英雄既可以是有突出貢獻的個人、也可以是國家的政黨和領導人。在傳媒的敘事中，民族的振興和聚合總離不開英雄的召喚，英雄身上體現了一個國家的凝聚力、代表了民族的行動力，英雄往往是國家和民族的象征。
在傳媒對保釣運動的報道中，“英雄”敘事模式也不斷出現，尤其是對某些有著特殊經歷的保釣人士，傳媒往往會冠以“保釣英雄”的稱號，並對其大肆頌揚。
1996年保釣運動中，香港保釣運動領袖陳毓祥在登島行動中溺水身亡，給華人社會帶來很大震動，傳媒也進行了大幅報道，並且一直持續著這種懷念之情。《新京報》2005年9月26日發表的《永遠懷念潮汕人民的優秀兒女－－保釣勇士陳毓祥》一文，回顧了陳毓祥的生平事跡和保釣活動，描繪出一個積極熱心公共事務、愛國愛港的優秀公民形象。“在今天抵達基隆港的生鏽了的保釣號上，陳的尸體被包裹在一面中國國旗中，他曾發誓要將這面國旗插在釣魚島上。”34此類描寫營造出一種悲愴的氛圍，表達了對愛國英雄的悼念。2011年第36期《南方人物周刊》發表了香港《明報》前主筆魏承思的《保釣烈士陳毓祥》，作者在文中回憶了自己所接觸到的陳毓祥，顯得真實可感。“陳毓祥在香港安居樂業，釣魚台的風，不會吹動他家的窗帘﹔釣魚台的浪，不會濺濕他的鞋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令他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的名字是不應該被遺忘的。”35這種抒情性的表達不僅寄托了作者的哀思，同樣能夠使讀者產生共鳴。
2012年8月，在香港保釣人士成功登島之后，國內媒體響起一片為“保釣英雄”歡呼的聲音。新華社的稿件《保釣英雄 祖國將記下你們的名字》對此進行了熱情歌頌，“他們出發了。他們抱著滿腔熱血，他們擎著炎黃情懷，他們彰顯錚錚鐵骨，他們情系民族尊嚴，他們出發了。風高浪大，深海橫礁，還有滋事的日本警察，他們無畏的出發了。”“到達是辛苦的，但他們到達了。他們讓鮮艷的五星紅旗在釣魚島上驕傲、自由的飄揚。那一刻，保釣人士就是這場‘紛爭’裡的英雄﹔那一刻，釣魚島在冰冷的海水裡再次感受到了祖國的溫暖。”36此外，《保釣英雄，歡迎回家！》、《保釣英雄黃錫麟：拿回釣魚島才是中國人驕傲》等報道也不斷充斥媒體版面，極力表達歡呼贊揚之情。
從上世紀90年代大陸民眾參與保釣活動開始，保釣人士的活動總能贏得國內媒體的叫好聲。參與2004年登島行動的馮錦華，曾因不滿日本首相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於2001年8月13日用紅漆在靖國神社側門的一個石雕底座上噴寫了日語“該死”字樣，當場被日本警方以“損害物件罪”拘捕。37馮錦華的行為雖然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但仍受到國內媒體的大力關注和贊揚，很多媒體稱其為“民族英雄”，2001年歲末，他被《南方周末》評為“年度人物”。
媒體報道中的“保釣英雄”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陳毓祥代表的為保釣犧牲的烈士，通過傳媒煽情性的報道，往往能夠激發起讀者強大的義憤之情﹔另一類是成功登島的保釣人士，對他們的贊揚能渲染民族自豪感，強化保釣的信心。媒體建構的“保釣英雄”是作為民族主義的一種隱喻符號而存在的，他們的成功與失敗代表了民族的勝利和挫傷，他們為了民族利益而犧牲自我的舉動也往往能夠激發大眾對民族的認同感。
縱觀媒體呈現出來的“保釣英雄”，大多是愛國、正義、勇敢的斗士形象，其主要經歷也多是保衛釣魚島、與日本斗爭，存在著極大的相似性。馬克思曾用《聖經•傳道書》中的語句“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來說明新聞話語中的“舊聞”問題。“歷史上確實存在著同類事情重復發生的現象，但事實上並非所有那些給人感覺是同類事情就真的是同類事情，隻不過是因使用了相同的敘事原型，才使人有同類事情的感覺罷了。”38
4、“差異”與“統一”——官方話語下的民族主義
潘忠黨在研究香港回歸的媒介敘事時曾提出這樣兩個問題：“‘回歸’敘事中為什麼會有這種高度政治化的民族主義話語？為什麼不同的傳媒實體會有非常一致的敘事結構和話語形態？”39這一問題在保釣運動的報道中同樣存在，很多媒體的話語都極其相似，均表現為一種高度政治化的民族主義話語形態。
關於釣魚島問題和保釣運動，我國傳媒報道的傾向性是非常明顯的，即堅持認為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日本的做法侵犯了我國的領土主權，同時對保釣運動持贊揚和支持的態度，傳媒的觀點與我國政府的立場是一致的。2012年9月10日，我國政府就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領海基線發表聲明，《人民日報》在11日頭版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領海基線的聲明》，同一天，《新京報》、《京華時報》、《東方早報》、《齊魯晚報》等國內各大報紙也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了這一消息，出現了“眾報一詞”的狀況，且標題多為《釣魚島主權中國絕不退讓》、《我島我海 昭告天下》這一類以“我”（中國政府）為中心的、強硬的官方話語，文章內容也均為官方觀點的傳達。而在此之前，傳媒關於這一問題的發聲則多是零星和低聲的抗議。
同樣的情況還表現在，政府部門的宣傳稿件屢見報端，如《外交部：中國絕不接受日方在釣魚島“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關於釣魚島問題的聲明》、《溫家寶：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 絕不會退讓半步》等，此類報道在國內各大新聞網站轉載，媒體成為政府的發聲渠道。
有學者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有著強烈的“國家主義”的傾向。1910年共和之后，這種“國家主義”敘事甚至取得了“霸權”的地位。反映這種“國家主義”話語傾向的近、現代表現是，“亡國”與“滅種”不可分離，民族的復興也就在於“救國”，民族主義進入當代官方話語則演變成了“愛國主義”。40
當下我國，“國家主義”已經凌駕於民族主義之上，“黨—國”主導的政治話語體系也已滲透進傳媒的話語表達。在釣魚島這類關切民族國家利益的問題上，傳媒雖然建構了民族主義的話語，但這一敘事具有明顯“國家主義”的特征。“其表現在於本質化中華民族，等同民族與國家，突出國家政治權威代表中華民族的合理性。這種民族主義的話語，正如蕭功秦所敏銳觀察到的，在我國當代起著政治合法化的巨大作用。”41
以上分析還表明，黨和國家的權威，包括意識形態和政治統治的權威，在建構民族主義敘事的過程中起著主導作用。大眾傳媒所建構出的“想象的共同體”，必然是符合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服從官方權威的民族主義話語，傳媒的敘事可以整合社會觀念、進而為主流的社會秩序尋求合法性。“民族主義話語的建構，從來就是國家主導的工程，在我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高度意識形態化的國度更是如此。”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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