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專業主義與新聞精神的雙向培育【3】

二、教學中的問題與反思

1.實務課程重案例輕理論的理解誤區

我國新聞課程設置的基本思路為：理論課程與實務課程分開，這和西方理論與實務相互交融的課程設置方式有所不同。

目前，國內的這種課程設置有其合理性，但也難免會導致教師產生理解上的誤區。在新聞實務課程中，任課教師會有意識地忽視對理論本身的持續學習與關注，僅滿足於從實務到實務，以介紹方法和結合案例的方式來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帶來的問題就是，實務課程漸漸忽視了理論視野的深度與廣度。

就好比在“新聞寫作”類課程中，傳統的課堂教學中依然是以簡訊、消息、通訊、深度報道等體裁分類方式來介紹新聞的寫作，但是在業界廣泛出現的“小說化新聞”“散文化新聞”，已經引發了學界對“敘事新聞學”的思考，以及對西方“新新聞”理論的研究。在寫作上，這類偏重於“以小說化呈現非小說化細節”的新聞作品，通過呈現盡可能多的事物名稱、細節、場景等要素“重構了一種更為真實的敘事景觀”，然而，這種完全不同於傳統體裁分類標准的“新新聞”寫作，自然難以按“規則”置入課堂教學中。

再如，誕生於20世紀60年代，強調用精確的數據、概念來分析新聞事件的“精確新聞學”與“計算機輔助報道”（Computer Aided Reporting，簡稱CAR）共同完善了這種強調數據的新聞報道形式。但是，科技的飛速發展帶來了本世紀初大數據這種信息技術的勃興，依托龐大數據分析形成的新聞報道寫作模式一改“精確新聞學”中計算機的“輔助”地位和媒體可利用數據資源的有限性，而是將互聯網、手機等新媒體中的所有數據都囊括在內。例如，一家美國公司Narrative，運用Narrative Science算法，約30秒就能夠撰寫出一篇新聞報道。“2011年該軟件通過收集相關信息寫出了大約40萬則關於少年棒球聯盟的新聞報道。”[7] Narrative聯合創始人兼首席技術官（CTO）克裡斯蒂安•哈蒙德（Kristian Hammond）認為，“未來機器生成的新聞將佔到媒體新聞的90%，並且在未來5年之內，這樣的新聞有可能獲得普利策新聞獎”[8]。由此可見，以數字或圖表為主要表現形式的“計算機輔助報道”模式顯然已經過時，計算機之於新聞傳媒的關系已經從“輔助”變成了“基礎”。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新聞教師選擇當下的新聞文本作為案例來佐証傳統寫作方法時，其吻合程度必然有所降低，各種矛盾現象也難以自圓其說，20世紀80年代甚至60年代的所謂“經典”新聞案例依然活躍於新聞實務課堂中的尷尬現狀，事實上，是忽視自身理論素養提升的教師為了規避現實矛盾的一種無奈之舉。當然，傳統經典新聞作品固然具有被傳承的價值和生命力，但如果一味回避當下，既難以調動這一代學生的學習興趣，也不利於新聞研究的提升。這個問題對教學帶來的影響顯而易見，一方面，作為教師，如果認為教授學生傳統的新聞採、寫、編、評，就能夠幫助他們盡早進入行業，盡快上手工作，那麼這無異於是一廂情願的美好想象，所培養的專業人才也隻能被稱為新聞“工匠”，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新聞人”，並且這種技能型的“人才”由於缺乏后勁，很快就會被行業淘汰。另一方面，理論本身也是變化的，對理論發展關注有限的教師，自身也無法對變化萬千的社會現象做出理性的分析判斷，直接的惡果就是導致學生認為新聞實務課程膚淺機械，乃至學生難以將理論與實務有效結合，最終，課程設置上的不合理在無形間被進一步曲解和放大了。

新聞學的傳播本質告訴我們，在信息成為新聞被傳播的全過程中，實務與理論，根本上就是交融的。脫離理論講實務，就好比隻教技能，不教原因﹔隻知其事，不曉其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