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子論文]《爸爸去哪兒》的敘事分析

【摘要】2013年10月，一檔親子戶外真人秀節目《爸爸去哪兒》登錄湖南衛視，開播以來不但屢創收視佳績並頻登話題寶座，節目所引發的其他效應也不斷疊加。“文化、娛樂、真實、表演、教育”成為圍繞本節目關鍵詞。本文將從節目策劃、參與嘉賓、后期剪輯和觀眾四重視角審視本節目的敘事，用對比分析的方法適當比較韓國原版節目的優劣，並借用媒介批評的理論范式展開論述。

【關鍵詞】爸爸去哪兒 文化標簽 娛樂營銷 父性教育

2013年10月11日，一檔親子戶外真人秀節目《爸爸去哪兒》從湖南衛視重磅出擊，迅速引爆觀眾的興奮點。據央視索福瑞數據統計，《爸爸去哪兒》第一集播出當天，網視收視率直沖1.3%，到第一期第二集便迅速飆至2.6%，在所有同時段播出的節目中，穩坐電視和網視冠軍寶座。

這檔節目實際上購自韓國MBC電台《爸爸！我們去哪兒》的版權，經過本土化包裝和制作，視角對准親子關系，五位明星爸爸和子女們在一起度過三天兩夜的生存體驗。“親子秀”的創新題材可謂是去年綜藝節目的救世主，為2013年的秋天橫添一抹綠色，力破2013下半年電視市場不景氣的傳言。2013年末，《爸爸去哪兒》第一季的六期節目在爸爸和孩子們歡笑中完美收官，當然少不了觀眾的集體“言論狂歡”，或褒或貶之聲此起彼伏，關於這檔節目的新聞也從未離開觀眾的視線，眼下正是對《爸爸去哪兒》做一個全面剖析的最佳時機，筆者將從傳者和受者的雙重視角對此進行利弊分析，對韓國原版和中國版節目進行對比分析，並借助媒介批評的理論范式展開論述。

一、定位：文化與娛樂的博弈

 1.文化標簽

《爸爸去哪兒》（以下簡稱《爸爸》）一經引進，便落地生根，經過本土化改造，去除了原版中拖沓的情節，通過巧妙剪輯加快敘事節奏，使之更符合中國觀眾的收視習慣。但它們的共同點就是都立足本土，貼近人們日常生活，將飲食、旅游、購物、民俗等諸多元素納入其中，使得節目成為電視文化的成功范本。例如，韓國《爸爸！我們去哪兒》節目中，辣白菜、大醬湯、辛拉面等作為韓國符號的食物紛紛亮相，通過孩子與爸爸的通力合作，從尋找食材到最后享用美食，不知不覺節目本身便演變成“貼上文化標簽的代言人”。

無獨有偶，中國版的《爸爸》六期節目分赴六地取景，足跡遍及中國版圖東南西北中各地，從北京山村，到寧夏沙漠，再到哈爾濱冰城，這些帶有獨特地域風格的外景地，從進入觀眾的視線開始，就注定被“文化”，一度成為“親子游”聖地，甚至有些網站、旅行社趁熱打鐵瞬時推出旅游套餐，線路完全復制節目組行程。

《爸爸》中無處不在的符號，如羊皮筏、皮影戲、炕等，在大語言學家索緒爾的話下，從原本的“能指”變成了讓觀眾浮想聯翩的“所指”。“能指”是符號的形式，表現為一種文字、聲音或圖像，這特定的文字、聲音、圖像能夠引發某種概念的聯想。“所指”則是那個被聯想到的具體事物。對觀眾來說，這堆符號已然不是它們所代表的事物本身，而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的象征，或者是一種地域的代名詞。

2.娛樂營銷

《爸爸》播出后收視率連續走高，不可避免地帶動廣告商的冠名和贊助熱情，據報道，《爸爸》第二季的廣告冠名費以1.5億起價，暫不論真實與否，網友熱情的呼聲足以說明其在觀眾心目中的熱度，節目播出之后各種衍生品的帶動性消費，不得不說這是一場完美地娛樂營銷。

《爸爸》播出第三期恰逢林志穎的兒子Kimi的生日，Kimi一句“我要奧特蛋”惹火了線上線下“奧特蛋”的銷售，據《消費日報》11月21日報道，“小Kimi的奧特蛋賣火了，一天銷量一百多箱，價格最高差一倍之多。”[1]除此之外，Kimi最愛的毛絨玩具“小黃”、田亮女兒Cindy穿的T恤衫、王岳倫女兒王詩齡的羽絨服等都被淘寶賣家打上“明星同款”的字眼賣瘋了。作為觀眾的我們，不禁要反思：為何這些衍生品會出乎意料地大賣？節目情景再惹人入境，為何觀眾的注意力總是聚焦節目中出現的衣服logo、飲品、玩具等？

究其原因，筆者認為在消費社會的文化土壤激發了人們獨特的消費觀。真人秀節目根植於消費社會。自20世紀初，資本主義商品的生產和擴張，消費者的消費欲望便持續膨脹，后工業時代，由於商品生產數量和消費空間的飽和，消費者為尋求更新鮮的刺激，紛紛將目光投向更開闊的消費領域——包括情感、明星、夢想乃至人際關系，總而言之，消費漸漸地表現成一種文化樣式。消費文化，簡單來說即是社會生活中人們從事與消費相關的活動表現出來的文化和成果。在《媒介意義的內爆》中，鮑德裡亞宣稱媒介中符號和信息的激增通過抵消和分解所有的內容消除了意義。[2]綜上所述，對於受眾來說，《爸爸》中充斥的各種符號信息，在與節目本身的主旨信息雜糅中，分散了受眾的注意力，也因此削弱了節目本身的文化意蘊，而最終更像是一場娛樂的營銷。

二、嘉賓：自然的流露，還是刻意的表演？

《爸爸》將室內綜藝升級成為野外綜藝，將虛假的比慘變成突出記錄性而忽略綜藝性的真人秀。父子、父女搭檔真實、溫馨的場景激起屏幕前的觀眾的參與熱情。然而，在眾人的贊嘆聲中，網絡上的質疑之聲也呼之愈烈，“張亮和天天太愛演戲了”、“不是說好了在錄制過程中不能跟家人通電話嗎？”，貼吧裡此起彼伏的吐槽，讓我們也不得不去反思：到底這場真人秀是真正無劇本、無演員、無預定結局、無外力干涉等的全程記錄、實地跟蹤的制作形式，還是打著記錄的幌子嘉賓極盡矯飾的表演？

根據李普曼的“擬態環境”概念，“我們所說的信息環境，並不是現實環境的鏡子式的再現，而是傳播媒介通過對象征性事件或信息進行選擇和加工、重新加以結構化以后向人們提示的環境。”[5]在這個“擬態環境”中，所謂的真人和真實都已經發生了異化。對於這場真人秀的嘉賓，“他們只是一群擁有著真實姓名和真實身份的符號，是媒介挑選出來的目標受眾的代表，是被格式化和媒介化了的真人，是形形色色的性格符號。”[3]“擬態環境”的假說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解釋，由於錄制環境的特殊性，戶外真人秀節目不可能進行彩排，在幾乎360度被鏡頭包圍的公開環境裡，明星嘉賓必須謹慎對待，但卻不可能始終保持表演狀態，即使有刻意之嫌，后期的剪輯工作也未必能夠採用這段鏡頭，因此“刻意表演”的質疑不攻自破。然而，從另一角度，“擬態環境”創造的媒介氛圍，使嘉賓本身已經被異化成“表演主體”，本著傳達正能量的價值原則，他們的一舉一動對於屏幕前的觀眾都是一種意義上的表演，使之區別與完全真實世界的表現。

三．剪輯：客觀的記錄還是剪輯的假象？

輕鬆有趣的《爸爸》背后，是龐大的制作團隊。據節目組工作人員表示，三天兩晚的拍攝中總共積累了1000多個小時的視頻素材，而這些素材僅會剪輯成不到兩個小時的節目。雖然節目的制作很復雜，但是節目的制作周期又很短，三天拍攝，十一天完成混音、剪輯等工作，包括字幕組連續三天連軸轉才有那些奇思妙想的字幕，比如“森碟”、“風一樣的女子”“黑米哥哥”等熱門詞匯。面對海量的視頻素材、有限的制作時間和節目時長，節目不可能面面俱到，有時候剪輯師的“把關人”角色，無形當中成了輿論的操盤手。

“把關人，即在傳播過程中負責搜集、整理、選擇、加工與傳播信息節目的群體。”[4]

節目中，五位萌娃在鏡頭前各顯特色，Kimi可愛、Cindy爺們兒、王詩齡公主脾氣但又懂事、天天很乖、石頭義氣……網友們給萌娃們貼的標簽可不止以上，統計可見，多數屬於正面評價，唯獨王詩齡，不幸躺槍，有網友發博文聲討“在片場發脾氣”“打Kimi”“身上衣服價值過萬”……負面評論一度有爆棚之勢。事后，王詩齡的母親李湘站出來為女兒鳴不平“沒有一個小孩是完美的”，她也曾抱怨剪輯師為何不把小詩齡與其他小朋友互動的畫面放進去，得到的回答是“王詩齡發脾氣的時候多可愛呀，這才是童真啊！”。可見，后期剪輯制作相當重要，每一個精心選擇的鏡頭都可能引起線下觀眾的熱烈聲討，剪輯師眼裡的真實未必是觀眾眼裡的真實。

觀眾的“選擇性理解”，也在無形之中引導了輿論。“選擇性理解”這一概念，是1960年美國傳播學著克拉伯（Joseph Klapper）在《大眾傳播的效果》一書中提出，指具有不同心理特征、文化傾向和社會成員關系的人們會以不同的方式解釋媒介內容。如此以來，由於習慣性不同、功利性差異、求得心理和諧一致等因素，受眾的收視反應會與傳播者的收視預期不符，致使原本真實的記錄淪為“剪輯的假象”。

四．觀眾：父性教育回歸的時代反思

 《爸爸》火爆熒屏的同時，關於它的評論性文章也應景產出，筆者在中國知網中搜索“爸爸去哪兒”，結果與《爸爸去哪兒》節目直接相關的文獻有55條左右，而其中在標題中直接體現“父愛”“教育”“反思”字樣的就有17條，佔到總數的30%，對當今社會“父愛缺席”的現狀的反思已經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焦點。

1.孩子成長呼喚父愛回歸

三天兩夜的節目中，雖然父親與孩子們在這短短72小時的相處中，重新發現了彼此，獲得了短暫的心靈靠近，但這種發現恰恰証明了，現代父母與子女之間或許已經在時空與心靈上相隔甚遠。一檔親子互動節目，讓人擁有瞬間的感動其實並不難，難的是在日常生活的點滴間，父母能夠陪伴著孩子成長，感受彼此，了解彼此。在現實生活的壓力下，父性教育缺失，正在成為一種必須面對的現實。節目中，王岳倫就不止一次坦誠“以前一直忙於工作，對王詩齡的關心和關注太少”。

2.提醒父親轉型

在中國傳統觀念中，“嚴父慈母是父母不變的定位，母親生兒育女，為孩了生活裡各種瑣碎的事務操心，父親則高高在上，掌控大局。”[6]這不成文的規則在當今社會依然發揮作用，所不同的是，隨著女性定位職業化，父親在孩子的生命中扮演的角色更加復雜和多元化。現代的父親除了需要指引孩子的人生方向，更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言傳身教，引導孩了健康、快樂地成長。節目中，有的父親用責備鬧鐘“鬧鐘壞壞”的方式來安慰受到驚嚇的兒了，這就是典型的推卸責任的教育思維﹔有的父親在兒子犯錯的時候習慣性地嚴厲苛責，甚至用“恐嚇”的方式教育孩子，充分體現了父愛偏激。兒童的成長過程中，少不了面對挫折、傷痛，但責備無辜的第三方，容易讓孩了在面對問題時，產生“都是別人的錯”的條件反射，不敢承擔責任，而“恐嚇”也會讓孩子在父親的威嚴下成長，留下童年的陰影，這些顯然都不利於孩了人格的正面發展。

五、總結

 《爸爸去哪兒》是一注強心劑，為這個寒冬裡的每一位觀眾內心注入一股暖流。觀眾褒也好、貶也罷，節目組、嘉賓、商家、觀眾都是贏家，節目組從“拿來主義”到累計經驗、創造新思維，嘉賓組從節目中獲得更多曝光、名氣以及收獲了友情和親情，商家收獲了銷量，觀眾收獲了狂歡和思考。《爸爸去哪兒》的積極意義在於，在電腦和手機共生的“多屏時代”，在家庭成員的時間和注意力被媒介所分散和消耗、感情交流越來越少的情況下，這個節目又讓觀眾重回到客廳、聚攏到電視機前，回歸親情洋溢的家庭，這也是信息多元化時代，電視對自身優勢的再發現。

（作者系陝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傳播學研究生）

參考文獻：

[1]龐黎鑫.《爸爸去哪兒衍生品消費火到哪兒》[N].消費日報，2013-11-21第A01版

[2]讓·鮑德裡亞.《媒介意義的內爆》[J]

[3]董寶磊，滕單單. 《“真人秀”的擬態真實——數字化時代“真實電視”的文化解讀》[J].《對外大傳播》2006.5

[4]胡正榮.《傳播學總論》[M].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10

[5]李普曼.《公眾輿論》[M].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7

[6]姜雪蘭.《“爸爸去哪兒”提醒父親轉型》[N].新華每日電訊，2013-10-30第0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