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視野下新聞採訪的內涵思考與實踐拓展

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末，就已經有學者對新聞學與人類學進行交叉性的比較研究﹔而隨著人文學科交叉程度的深化，新聞實踐中的採訪方法與人類學研究方法的共融交叉性被探討得最多，而在傳媒業與人類學的影響力都在不斷擴大的當下，關於兩者的交融逐漸地運用於具體實踐之中，如：新聞深度採訪中的社會調查、田野考察，電視新聞採訪對“東非野生動物大遷徙”、“探尋新絲路”等直播報道[1]。基於此，本文試圖在人類學視野下對新聞採訪內涵展開新的理解與闡釋，並對新聞採訪的實踐運用予以更廣泛的延展，或者打通新聞傳播學與人類學之間的壁壘，為人文學科的生命力發展探尋一種視角。

一、新聞採訪借鑒人類學的可能性

傳統的觀點往往認為，“短”“平”“快”的新聞採訪與“廣”“深”“積”的人類學似乎很難聯系在一起——一個是最貼近現實的快節奏產物，一個是深奧浩瀚、慢工出細活的學術研究。其實這只是表面的認識，從兩者的深層本質來看，新聞記者和人類學者所做的工作有不少相似性。

首先，兩者都是真實客觀的“堅守者”，新聞採訪可以借鑒人類學研究中長時間持續與重復的調查方法。如何讓人類的認知是最接近真相的，人類學者與新聞工作者都是這一行為的主要“執行者”與“堅守者”。在新聞採訪中，真實一直被視為新聞的生命所在，失實、虛假、編造的新聞報道是一個個損毀新聞工作者名譽的丑聞，而深入事實幕后挖掘真相的採訪者們則被譽為英雄與楷模。人類學者對真實的恪守則是在平淡重復之中完成的，雖沒有新聞採訪者跌宕起伏的外在名聲，卻是把真實還原工作做得更加扎實與深刻。正如一名國外記者所說“人類學者是擁有兩年截稿期的新聞記者”[2]，人類學者的採訪往往會持續幾年、幾十年的時間，也就業內常說的“定點跟蹤法”，他們會在採訪地區設立固定的調查點，對研究對象展開長期持續的、有間隔的調查，國內早期人類學家費孝通先生“五訪江村”、林耀華先生“三上?山”都是對真實社會持續考察的鑒証。雖然新聞記者們也以還原真相為己任，也有調查追蹤，也有深度採訪，但仍主要是對事物一時的採訪或短時間的及時追蹤調查，而有的新聞真相與新聞價值是在時間的長期流變中慢慢變化的，所以人類學深入、持續、重復的調查方法是當下新聞採訪探尋全面的客觀世界的一種借鑒。

其次，兩者都是採訪與記錄“他者”的一項工作，新聞採訪可以借鑒人類學“主位＆客位”[3]的思想。人類學中的“他者”原是西方解釋非西方世界的一種觀念工具，隨著人類學思潮的演變，從“（西方）中心主義”到“他者至上”，再到“互為他者”，“他者”研究漸漸成為審視“本我”的一種途徑。新聞記者也被認為是人類社會的觀察者，採訪並記錄“他者”的生活，反映自身社會的種種，只是新聞採訪領域的“他者”並非以族群、地域等標准來劃分，是一種狹義的“他者”記錄。人類學者為了保証調查的客觀公正性，主張以“主位”（參與者）、“客位”（旁觀者）雙重角色結合來展開“他者”研究，由此延伸出的“局內人＆局外人”觀點，同樣主張人類學者在調查時既能有局內人的主觀情感，又能有局外人的客觀審視和理性思考。這樣的思想同樣可以借鑒於新聞採訪之中，新聞記者既要能夠用“主位”或“局內人”的身份來接近、理解採訪對象﹔又要能夠跳出來在“客位”或“局外人”的角度洞悉事實的本質，以點帶面地展現新聞事實背后的價值。

再者，兩者都是一種訪問性調查行為，新聞採訪可以借鑒人類學的訪問調查方法。“採訪”在成為一種傳媒行業術語之前，更多的是使用一些與之相似的詞語，如：“採集”、“收集”、“訪事”等等。“採訪”可以拆成“採”與“訪”兩層含義來解釋，在英語表述中，採訪就剛好表現為兩種意思，一是gathering，即為信息集匯之意﹔其二就是interviewing，則被理解是交談面談之意。由此，當“採訪”一詞根植於“新聞”領域時，“新聞採訪”理所應該含有了調查、收集、訪問等基本要素。人類學關於訪問的調查方法多樣且經過了學術與實踐的驗証，更加有利於採訪的順利實施和真實資料的獲得。比如非結構性訪談、結構性訪談與半結構性訪談等訪問方法，就是在訪問調查過程中分別對主題或問題進行開放性、封閉性和半封閉性的設置，而這些方法與技巧也正是新聞採訪的提問環節所一直借鑒的——根據不同採訪對象設計開放式提問、閉合式提問、半開放式提問等等。除此之外，人類學訪問調查方法中的問卷法、參與式觀察法，以及抽樣法也正逐漸地被新聞採訪（尤其是深度採訪）慢慢採納，成為一種創新的採訪實踐。

二、人類學理論視野下新聞採訪的內涵思考

傳媒業界對於新聞採訪的界定，一開始就捆綁在行業內部——“新聞記者為進行新聞報道所做的了解客觀情況的活動”、“新聞工作者為搜集新聞素材而進行的，帶有特殊性質的調查研究活動”[4]。 而隨著媒介技術的演進，又出現了與傳統報紙媒介相區別的“廣播採訪”、“電視採訪”、“網絡採訪”等等，然而，而當各類媒體都趨於融合式發展的當下，採訪似乎並不適應因媒介不同而故意分門別類的分類法。因此，傳統意義上的“新聞採訪”也好，現代媒介技術更新下的“電視採訪”、“網絡採訪”也好，都帶有某種人為的局限，採訪要麼附著在一項社會職業之上，要麼以一種技術媒介為依托，而沒有跳出現實的限制回到本質去看新聞採訪行為的本質。基於人類學與新聞採訪的共同點，從最具有全局性和整體性的人類學的視野出發，可以解釋這一問題。

其一，新聞採訪是一種人類自發的主動性行為，這種行為表現出人類對未知世界的主動求知欲望。其實在更早的採詩活動之前，人類已經開始對周遭環境進行生存經驗積累與信息的彼此互通傳遞，並且慢慢地通過一些符號刻錄下來，進行更久遠的時間、空間傳播。因此，自人類有傳播的行為始，採訪就已經存在了，而且採訪是傳播的首要行為﹔比如古人烽火傳信，在點燃火堆傳信之前，傳遞者必須先收集到皇帝或權威官員的信息，才可以點火。而隨著人類居住群體的擴大，彼此的交流也更加頻繁，採集與傳遞信息的范圍越來越廣，技術越來越先進，而這也正是人類發展過程中必然存在的發展，也就是說，正是由於人類自身發展的需求促進了媒介技術的改進，以及新聞信息事業的產生與繁榮。正如加拿大學者麥克盧漢說過，“媒介是人的延伸”，“信息傳播活動是人類最基本的活動，人類社會對信息的需求促進了信息承載體——媒介的發展”[5]，如交通工具是腿的延長，望遠鏡是視覺的延伸，電話是耳朵和嘴的延伸，電視電腦等多媒體是神經中樞的總體延伸，所以媒介是人體的延伸。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也認為，“看的欲望發展了人的眼睛，聽的欲望發展了人的耳朵，人的感受的延伸導致了各種媒介的運用。”與此同時，新聞事業也絕不是簡單傳遞真實、及時的信息或事實，這並非是一項偉大事業的終極目標，因此，真正的新聞人會說“新聞因人而生活”，“新聞就是在尋找故事”。而這些對人類故事的尋找，正在說明採訪的本源不在一則短、平、快的新聞，而是人類對自身的一種求索與探知。由此，廣義的來看，採訪不只是局限在一個新聞領域，也不只是媒介技術演變下的被動行為，恰好相反，採訪支配著新聞事業甚至廣泛的社會各項事業，採訪引導著技術的進步、媒介的更替或融合，因為採訪是與人類自身發展緊緊捆綁的自發性行為。

另一方面，新聞採訪是一門人類探究自身的藝術，它包括對人類過去、現在、未來的探知過程。在前期階段，採訪的主要目的是幫助人類知曉、了解、掌握自己生存的世界，包括已知的和未知的﹔而在后期階段，或者說是採訪的終極目標，是幫助人類了解、掌握自己，通過對人類歷史的回顧採訪、對人類現實的挖掘採訪、對人類未來的推測採訪，核實、印証人類的歷史、人類的文化，理解人類個體的心理生理，以及人性本質等等，最終使人類發展越來越清晰、全面、完善。在這個程度上來解釋採訪，便發現採訪是自人類誕生之日起就開始的行為過程，它不是一時一刻，也並非隻針對一人一事，而是貫穿於人類發展歷程的一種行為，乃至因不斷豐富發展而成的一門藝術。之所以說採訪可以是一門藝術，一是因為它通過長時期的豐富與積累，已經涵括了多種內在的專業技能、技術﹔二是採訪和繪畫、音樂、舞蹈、戲劇等藝術形式一樣，是通過一種特有的外在形式來表達對社會的態度，及一種社會意識形態的寫照﹔第三則是由於採訪並非是對物質世界的一種收集與訪探，而是對人類精神世界的一種關照，具有藝術的通性。

所以，從人類學大視野所理解的採訪，也變得無比的開闊與巨大。傳統意義上對新聞採訪的探討，是從本源到技術性強調，最終看重的是採訪的實際效果，而人類學的方法總會讓人們反過來看問題，從實效回到對本源的探究，從現象回歸到本質的認知，而由此，新聞採訪的意義不僅是最開闊的，也是最深刻的。

三、人類學視野下新聞採訪的實踐拓展

基於人類學與新聞採訪乃至整個新聞學之間充分的交叉共融點，新聞採訪在人類學的開闊視野下獲得新的內涵的解釋，不僅如此，新聞採訪的實踐運用也可以在人類學的視域之下獲得新的拓展。

第一，從家國情懷的自我關照向全球視野的“他者”探尋拓展。新聞採訪雖也記錄“他者”，但多是立足自我社會之中的“他者”講述，如農民工群體、留守兒童、吸毒者群體等等，而比較缺乏人類學的國際視野﹔換言之，當下的新聞採訪多停留在國界之內，而沒有跳出家國的情懷，擁有一種全人類的整體關照。同時，新聞界對於國際新聞的報道缺少深度採訪，往往是轉發二手信息或綜合資訊集結，無從談及基於人類共同情懷的“他者”關照與深度調查。鳳凰衛視向來重視對國外新聞的深度採訪，“9.11事件”中的36小時直播，伊拉克戰爭中最深入戰爭一線的直擊性採訪，不僅如此，對戰后伊拉克的一次次重走與再訪，並加以評論節目深度的探討與評說，正是體現出全人類共融的視野和強大的人文關懷。事實上，新聞採訪站在人類學的視野下依然只是一種人類探尋世界的行為，是無需糾結在國界之內的，普世的情懷更利於讓新聞採訪的接受者們獲得更真實的信息，了解更完整的人類世界，並接受一種人類的整體價值觀。

第二，從嚴肅權威的新聞採集向多元形態的話語表述拓展。整體的人類價值觀使人類學不僅注重“深描”，還強調“多聲道”[6]，“多聲道”的民族志書寫更有利於“消解主客位之間存在的權力問題”[[7] 庄孔韶：《人類學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7]，避免被建構的真實，而無限地接近真相。因此，多元形態的話語表述使人類學者在權衡主觀認識的局限時表現出強大的理性反思，以及對客觀的堅持﹔新聞採訪中的這種反思則顯得非常有限——在真實的背后，新聞工作者太急於建構新聞的權威地位，而一直讓嚴肅、正統、重大統領著信息採訪的關鍵——這雖是一種確保真實的途徑，卻又顯得呆板而使新聞欠缺多元的生命力。所以，創新性的新聞採訪可以涉獵多元的應用空間，如：輕鬆娛樂、八卦消遣的娛樂性採訪，閑話家常、家長裡短的民生性採訪，持久深入、跌宕起伏的紀實性採訪，精心策劃、精巧實施的專題性採訪，等等。站在人類學的角度，多元聲音的錄入，多樣採集手段的運用，即使通俗或搞笑，即使緩慢而煽情，也是一種對真實世界的採訪與還原。

第三，從人類社會的及時傳播向自然世界的信息記錄拓展。人類學雖關注人類，但絕不止步於人類，生態人類學、生物人類學等分支同樣關注自然世界，以探求人類與自然環境供給的互動過程﹔換言之，人類學對於生態環境的關照並非是對人類世界的舍棄，而是真正有大視野、大情懷的全局立場。相比之下，新聞記者雖也是一方信息的全面傳遞者，卻稍顯狹隘，隻說人類社會裡的方方面面，雖及時、高效、全面、深刻，但也終逃不脫人類世界裡的急功近利、是是非非。適當地將新聞採訪的領域轉向自然界，會讓人類社會裡的受眾更清晰地認識自身生存的環境。中央電視台連續兩年的“東非野生動物大遷徙”的新聞直播，無疑將這樣的一種新聞採訪拓展落到實際，它至少將新聞採訪“短、平、快”的“近視眼”去掉，使之開始兼有一種認知人類社會的長遠目光。

四、結語

人類學者進入田野，新聞記者進入現場，兩個場域的人在不約而同地做著類似的事情，這並非巧合，而是一種早已存在的事實。新聞採訪要從單一干癟的技術能力脫離出來，變成一種更具生命力的、生動而豐富的行為或過程，人類學視野的關照會使其找到這樣的一種出路。在這樣的思路指導下，新聞採訪並非只是找到借鑒交流的空間，而是尋到了自身發展的廣闊天地。

（作者單位：重慶文理學院文化與傳媒學院）

注釋：

[1] 中央電視台在2012、2013兩年推出的“東非野生動物大遷徙”大型新聞直播報道﹔重慶電視台則在2013年暑期推出“探尋新絲路，追尋渝新歐”大型直播專題在重慶衛視新聞聯播持續播出。

[2] [美]布魯斯T·格林德爾,羅賓·羅茲：《論新聞學與人類學的交叉點》，《國際新聞界》，1989年第1期。

[3] “主位&客位”是美國人類學家哈裡斯根據語音學的概念延伸提出的人類學觀點，區別文化研究的內、外角度與立場。

[4] 曾祥敏:《電視採訪》，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5] [加]馬歇爾·麥克盧漢著，周憲等譯：《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商務出版社2000年版。

[6] “深描”與“多聲道”都是人類學民族志的表述理論。前者由格爾茲提出，指對社會活動進行豐富、全貌的描述﹔后者由馬爾庫斯等反思人類學家提出，在質疑傳統民族志的基礎上建議採用對話與多聲道的模式。

[7] 庄孔韶：《人類學概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