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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媒體時代的媒介素養——

訪中國傳媒大學媒介與公共事務研究院院長董關鵬

思涵

2014年07月23日14:11    來源:今傳媒    手機看新聞

編者按:中國傳媒大學媒介與公共事務研究院是我國一流大學中在媒介與公共事務領域建立最早的創新型研究機構。院長董關鵬曾從事媒體工作多年,有著豐富的教學實踐經驗,在媒介素養、公共關系與戰略傳播理論與實務、危機傳播管理等領域造詣頗深。董院長經常應邀到各地做演講,毫無保留地傳播和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與理念心得。同時,他還擔任有關媒介素養、新聞發言人等高級培訓班的主講人,他的演講常常受到稱贊:“非常有風范”、“語言風趣易懂、詼諧幽默”。在當今新的傳播生態環境下,提高媒介素養、培養媒介智慧是提升媒體的認知力和判斷力的至關因素,那麼,如何提高,如何培養,則是要研究的重要課題。近日,本刊記者有幸採訪了董關鵬院長,請他為讀者解讀其中!

董關鵬,男,博士、教授,現任中國傳媒大學媒介與公共事務研究院院長兼培訓學院院長,中國公共關系協會常務理事、副會長,全國領導干部媒介素養培訓基地主任。先后獲得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外交學專業法學學士、謝菲爾德大學新聞系政治傳播專業文科碩士、劍橋大學國土經濟系發展經濟學專業哲學碩士和杜倫大學東亞系國際關系專業哲學博士。擔任國家行政學院兼職教授、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客座教授,是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新聞發布工作評估專家和北京市黨委政府新聞發布評估專家組組長和首席專家。在加入中國傳媒大學之前,歷任英國BBC和中國中央電視台早間新聞主播和多檔節目主持人、以及地方政府對外貿易經濟與合作局局長等。曾受邀擔任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索林斯汀席位媒介政治與公共政策研究員,和英國SAGE出版社出版的《國際傳媒與傳播》首屆國際顧問編委等。2001年參與創建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和公共關系與戰略傳播研究所,在清華任教11年,是公共關系與戰略傳播研究所首任所長。獲得清華大學“青年教師教學優秀獎”、首屆“范止安獎教金一等獎第一名”和中共北京市委黨課一等獎,並發表和出版多篇中英文論文和著作。2001年以來,積極參與推動黨委、政府的新聞發布和政務公開的長效機制建設,先后擔任中央外宣辦、國務院新聞辦舉辦的歷屆全國黨委政府新聞發言人培訓班核心主講教師。也是中央組織部、宣傳部和國務院多個部委辦局舉辦的相關高級培訓班的主講人。

本刊記者(以下簡稱“記者”):董教授,您好!很高興採訪到您。您作為中國傳媒大學媒介與公共事務研究院院長,請您談談研究院成立背景及對社會所發揮的作用。

董關鵬:2013年4月11日,在中共中央對外辦公室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的直接支持和推動下,全國領導干部媒介素養培訓基地依托中國傳媒大學培訓學院成立,為了更好的推動全國領導干部媒介素養培訓基地的相關工作,成為全國業界一流、創新實踐、研究支撐的培訓基地,積極推動媒介與公共事務領域“政產學研用”五位一體的合作模式,通過政策引導,將科學研究、人才培養與市場運作有機結合,以服務各類社會組織的公共傳播需求為導向,促進不同主體間的有效互動,協同發展的背景下中國傳媒大學媒介與公共事務研究院應運而生。由時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的王國慶同志擔任名譽院長。媒介與公共事務研究院共設“四所一中心”即“公共關系研究所”、“公共外交研究所”、“公共傳播研究所”、“企業傳媒研究所”及“中國新聞發言人研究中心”。2014年4月,媒介與公共事務研究院成為北京市委、市政府新聞發布工作官方聘請獨家評估單位。

當然在公民意識日漸增強、新媒體迅猛發展、社會輿論空前活躍的時代背景下,與媒體打交道已經成為領導干部履職、服務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提高領導干部的媒介素養和輿論引導能力,增強領導干部與群眾溝通,增進交流的方法,已經成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項重要任務。所以我們需要通過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使廣大領導干部做“懂得媒體的管理者”培養“善與大眾溝通的領導人”。媒介與公共事務研究院是我國一流大學在媒介與公共事務領域最早建立的學術研究機構。為公共事務與公共政策傳播、公共輿論管理、新聞發布與媒體關系管理、危機傳播管理、公共品牌與聲譽管理等領域提供了理論研究,充分促進各類公共事務主體間相互交流,進而更好地推動公共事務的發展。

記者:在當前媒體大發展和社會化媒體興起的時代背景下,對公共事務管理工作又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董關鵬:在當前媒體大發展的背景下,社會化媒體取得巨大突破的同時也帶來了社會的進步和變遷,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關注新興的社會媒介,之所以關注新興媒介,想必是因為關注當前環境下的社會互動和社會關系,因為新興媒介技術本身並沒有所謂的權力關系,已經形成人人都是媒介的“自媒體”時代。因此作為公共事務的管理與發布者更是需要增強我們的權威性,為受眾提供最有價值的信息,做到及時溝通、准確發布促進執政的公開透明。這就要求我們公共事務管理者要在社會化媒體興起的背景下,學會應用新的傳播手段服務公眾,及時主動的進行信息的公開,規范合理地採納公眾的建議,形成良性循環的互動效果,同時完成公眾監督的使命。

記者:您的研究專長之一是領導者媒介素養,也曾多次擔任高級領導干部媒介素養等相關主題培訓班的主講人,請問董院長,現階段我國公共事務管理者的媒介素養普遍如何?提高領導者媒介素養對一個組織或者對一個單位的發展有什麼作用?就我國目前媒介的發展狀況來看,提高領導者媒介素養的途徑有哪些?

董關鵬:媒體發展是人民之福、國家之幸,任何人都不能阻擋科技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媒體發展就需要大家,依應媒體的形式,提高能力,提升素養,所以媒體素養的提升已經成為今天領導干部的必修課之一。我們要通過提升媒介素養,讓當事方不論政府還是企業,甚至是個人,提升自己提供信息的數量、質量,這樣才會有極大的改觀。從“7•23”動車事故,到各地多發的因上馬新項目引發的群體事件。我認為他們普遍存在的核心原因就是犯了一個老毛病:多做少說、隻做不說、先做后說、不逼不說。這種不能夠“一邊做一邊說”導致的可怕的結果就是必將給我們極大的被動,引起不必要的謠言。我們也能夠發現當今媒體在信息傳播和輿論場中展現出來的強勁的傳播能力和輿論引導力已經深刻地在影響中國社會的每個角落。這也給公共事務管理者應對輿情的能力、對輿情的寬容程度、反應的機敏程度都帶來新的挑戰。

近年來,許許多多的公共事務管理者留下了眾多“雷人語錄”,也出現了許多叫人啼笑皆非的“荒誕”行為。這些都時刻提醒我們政府官員媒介素養情況相當值得堪憂。

一是對新媒體的輿情駕馭能力不足。絕大多數的政府官員認同媒體是政府與公眾間信息流通的主要渠道,是民心民意的晴雨表,是社會輿論的風向標。卻鮮少有人能使用新媒體進行輿情監控,未將之與政府政務工作聯系起來,對待媒體的態度也多從行政干預角度考慮。

二是對新媒體感到恐懼同時又缺乏危機意識。新媒體的快速發展要求政府官員一定要有積極的態度去學習、接觸、使用新媒體。可是大部分基層官員不願意主動接觸新媒體,甚至有政府官員以“網絡太敏感”為由拒絕接受採訪,不願意拋頭露面,面對媒體怕說錯話、表錯態,或出現不適宜的行政干預。他們一方面不願發布信息,一方面認為可以拖延時間以“掩、捂、蓋”的形式化危機於無形。殊不知,卻正是這種行為給謠言制造了條件和空間。

三是利用新媒體樹立良好形象能力不足。作為社會公眾人物,許多政府官員懂得要塑造良好政府,但對新媒體的利用不足。許多政府官員沒有經過相關的系統培訓,不懂得在適當的時候提供相應的信息來塑造政府形象。

但我們也應該看到,我國大多數的公共事務管理者一般都具有較高的學歷,他們能夠很好地使用傳統主流媒體,對新興媒體也樂於接觸、使用和接近,對媒介信息也有較好的批判解讀能力。相信隻要經過系統的學習與培訓,媒介素養能力也將很快提升。

但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公民社會在中國正日趨形成。公民的權利、參與意識逐漸覺醒,公眾參政、議政的訴求與空間大大提升。黨和政府無法再隨意的管理、干預媒體。大多數身為政府公務人員的公共事務管理者也是特殊的媒介受眾,他們既是媒介信息的接受者,又是媒介的使用者,一方面,他們需要通過媒介獲得各種信息,另一方面又需要利用媒介發布信息。隨著社會民主法治進程的加快,現代社會的信息性更強,公共事務管理者的媒介素養如何對於輿論引導、輿論監督、穩定社會秩序、開展政府工作都有著直接的作用。公共事務管理者媒介素養的提高也勢必將提高政府信息公開能力、改善政府與媒體的關系、提升百姓參政熱情、減輕政策受阻壓力。

對於提升領導者媒介素養的途徑,我個人建議:首先,應該推行完善新聞發言人制度,推進新聞發言人制度化,規范新聞發布的管理和審批,明晰新聞發布的組織和紀律,建立好信息的採集、分析、加工、發布、反饋的有效機制﹔其次,實現新聞發言人的專職化和團隊化,打破由在職官員兼任的誤區,鼓勵新聞發言人觸網觸電,接受新鮮理念。同時要儲備后備力量,要有意識的挖掘、培養這部分人才﹔再次,實施政府官員媒介素養績效考核制度,在官員的提拔調動中作為重要參考指標,特別是危機事件發生后政府官員媒體應對表現,這集中提現了政府官員的新聞執政能力,以及其能否得民心,是官員綜合素質的最佳體現﹔最后,組織政府官員媒介素養實訓,通過各種途徑加強對媒體理論的學習研究,積極參與實訓,提升媒體運用能力。政府官員既要加強自學,掌握應對媒體理論知識,也應該重視參加應對媒體的相關實訓,在實踐中熟悉媒體運作方式、信息發布流程和傳播效果控制。

記者:您曾在國外留學並任職於國外媒體,也曾在世界各地進行多次學術演講,您認為中外傳播理念有何不同?您覺得我們國家的領導干部在傳播理念上還有哪些需要改進和需要大家了解的地方?

董關鵬:當然首先傳播者價值取向有所不同。比如說,西方新聞傳播者和受者思維方法的多元性特征使他們重視抽象思維,同時形象思維在寫作過程中也始終處於活躍狀態,新聞更注重多種思想的展示,給讀者以立體式的新聞畫面。在對一組信息的理解初始階段,英美人傾向分析性思維而中國人傾向於綜合性思維。因而,在信息的排列組合的順序方面,中國人整體思維在先,英美人個體思維在先﹔中國人在氣質上和認知方式上,普遍具有綜合性傾向,習慣於對事物的整體做出把握,而較少傾向對細節做理性分析。其次,中國對外傳播多以正面報道為主,在報道積極事物時選材放寬,但在報道消極事物時卻因社會、文化、國防等諸多原因受限頗多。而國外可能因為缺乏對媒體系統的監管,選材可能更加寬泛,不過這種缺乏監管的傳播報道對於人民來講也是一把“雙刃劍”。

所以不論中外的新聞也好,媒體也好,都已經有各自特定的道路特定的歷史形成脈絡,兩者各有特色。我並不主張中國的新聞界向西方的新聞界照搬任何的理念和做法,因為全媒體時代到來了以后全球新聞界都面臨著舊系統的不適應和新平台的創新。事實上也為我國傳媒界提供了許多“彎道超車”的快捷路徑。我們所需做的就是力爭為人民打造一個更公平、更透明、更幸福的新聞界。

正如習總書記指出的:“在全面對外開放的條件下做宣傳思想工作,一項重要任務是引導人們更加全面客觀地認識當代中國、看待外部世界。對世界形勢發展變化,對世界上出現的新事物新情況,對各國出現的新思想新觀點新知識,我們要加強宣傳報道,以利於積極借鑒人類文明創造的有益成果。要精心做好對外宣傳工作,創新對外宣傳方式,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經過科學的揚棄后使之為我所用。”因此我們的領導干部更應認識到信息時代傳媒的重要性,自覺地積極與傳媒交流溝通,進而了解媒體、走進媒體、主動運用媒體、發揮媒體優勢,進而才能更好的提升對於公共事務的駕馭能力。

記者:您曾任教及從事學術研究多年,指導諸多學子在知名高校深造或知名單位就業,為社會培養了一批又一批的優秀人才,不論對學生來講還是領導干部來講,請問您對於人才培養理念是什麼?

董關鵬:一是思想問題,不論是我的學生還是曾經培訓過的領導干部,我都會告誡他們思想是行為的先導﹔思想決定思路,思路決定出路,他們需要在新時代的背景下不斷深化自身想法,多看、多聽、多了解從思想層面上豐富自己,要做一個善於思考的人,要在思想上極大的豐富,有視野、有見地、懂國情、立場穩。先成為思想上的巨人而后成為行動上的巨人,最后才能成為事業上的偉人。二是學習問題。進步從學習開始,差距從學習拉開,別說不學習,就是學的少一些、淺一些,也很難適應形勢發展的要求。不學習,思想就沒有方向,說話就缺少遮攔,行動就缺少約束,工作就缺少效率。不論是學生還是領導干部,隻有不斷的充實自己,把讀書與工作相結合,用理論來總結工作中的經驗,在研究工作中用理論來加以指導,這樣理論水平、文字水平和工作水平就可以同步增長。正如國務院辦公廳第100號文件所強調的那樣:要求有關部門要把政府信息公開工作列為公務員培訓內容,進一步加大培訓力度,擴大培訓范圍。要加強新聞發言人、政府網站工作人員、政務微博微信相關人員等的專業培訓,及時總結交流經驗。隻有不斷學習才能提高政策把握能力、輿情研判能力、解疑釋惑能力和回應引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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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趙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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