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二元對立多元競合的中國傳播研究

中心與邊緣的二元對立

在目前中國學術界的大躍進之中，黃仁宇所說的“數目字的管理”居功至偉。國內期刊已經無法滿足攀比的需求，國際期刊成為爭奪的新高地。傳播學近來也吹響了沖鋒號。從個體的學術追求來看，參與國際對話，本無可厚非。但是作為整個學術發展的方向，自上而下的統一布置，並加以數目字的管理，則后患無窮。它反映了中國當前學術場域中盛行的中心與邊緣、中國與西方等一系列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

一位台灣資深傳播學者曾不無憂慮地表示，近年來台灣傳播學術界在國際期刊發表論文指標的管理之下，已經不再重視專著的寫作，隻集中於少數期刊論文的發表﹔研究的話題也越來越瑣碎，缺乏整體觀照。傳播學術界不僅喪失了對本地重要議題的敏感性，視野狹隘也使得學界內部的對話空間日益萎縮。

以國際期刊論文發表量為考核依據的一個嚴重后果，是研究者的視野從本地現實轉向了這些期刊所形成的話語圈。無可否認，這些期刊關注的問題具有一定的多元性，某些期刊甚至對西方中心主義有所自覺。然而，畢竟這些期刊的大部分作者與讀者在西方學術體制中從事研究或服膺於西方學術話語體系。他們所關心的與其說是“中國的問題”，不如說是“中國作為問題”。后者以中西二元對立為前提、以西方為中心定義中國，通過對中國問題的考察增進西方對自身的理解。西方作為凝視主體，中國作為凝視客體，知識背后的權力運作昭然若揭。

中國與西方的二元對立

如果說把國際期刊作為主要學術考核指標是中心與邊緣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在作祟，屬於自我邊緣化的話，那麼，另一種打著本土化旗號的民族主義話語同樣值得警惕。這種觀點看似與前一種相反，然而其基本邏輯仍是將中西截然對立起來。它主張隨著中國在世界發言權的增加，必須要建立一套與“西方”不同的理論體系、研究標准與方法。正因為這種立場有極端化的危險，一些學者反對再提“本土化”這個概念。①

主張理論“本土化”無可厚非，它作為一個形象的口號也具有促進學術自覺的功能。關鍵是要對其作明確界定。本土化的出發點是反對理論先行，主張從現實出發歸納提升理論。它強調理論與現實、概念與語境的匹配。它承認當前社會科學理論建構邏輯的正當性，秉持從現實逐步抽象出概念、命題、理論，並通過經驗性証據加以檢驗的基本邏輯。

當然，目前的理論建構方式主要形成於西方傳統，我們要對其進行反思與批判。但也要看到，即使在西方內部也同時有多種研究范式並存，甚至也可能確立“中國的”方法，對此我們應該保持開放心態。但是在新范式未確立之前，為保証基本的學術評價秩序，不宜簡單否定既有方法，否則將會陷入學術研究的“無政府狀態”。

傳播學術研究脫離歷史與現實

中國的傳播研究之所以容易陷入中心與邊緣、中國與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引進的傳播學既未與西方學術傳統牢固地聯結，亦未與中國已有的社會科學研究的傳統相銜接，使傳播學研究長期處於脫離歷史與現實的漂浮狀態。

20世紀70年代末，隨著“文革”結束，中國進入思想解放時期。20世紀50年代后中斷的西學引進重新恢復，傳播學也在這輪西學引進大潮中正式進入中國。80年代的中國學術界有兩張面孔：一方面，思想自由、渴望知識與充滿理想主義，另一方面，因囫圇吞棗，粗枝大葉、錯漏之處甚多。當時的學術引進求新求快，對細節和語境不求甚解。不少理論在引入中出現“雙重去歷史化”的問題，既脫離西方的語境與學術傳統被絕對化，又因為生搬硬套脫離了中國的現實。例如議程設置理論的前提條件是媒體獨立與民主體制，培養理論的前提是同質化的商業媒介體制，意見領袖理論之所以得到重視緣於二戰之后消費社會的興起，傳播學科的建立與美國政府和軍方的心理戰脫不了干系，甚至所謂“魔彈論”、“四大奠基人”等也與特定學術政治有一定聯系……當時對於這些復雜背景不甚了了的中國新聞學術界，把這些理論當作放之四海皆准的“科學理論”照單全收，並從中國的歷史與現實中揀選偶然現象加以佐証。

與香港、台灣等地的傳播學發展歷程相比，大陸的學科引進方式頗具特色。港台的傳播理論的引進者大多是從美英學成歸來的留學生，基本上把老師的研究路數原封不動搬運到當地。②大陸的學術界則比較封閉，隻能借助有限的翻譯文獻和偶然來訪的國外學者的隻言片語繪制西方的（主要是美國的）傳播學地圖。有限的傳播學教材翻譯也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中國學術界的想象，引導他們建構了一個與西方實際情況有一定差距的“傳播學”。

多元競合的本土化進路

這一誤讀現象並非傳播學所獨有。近年來其他人文社會學科學者已經意識到問題之所在，開始重新補課或重讀經典，希望通過重新進入西方的學術發展語境，更全面地理解其結論背后的思考路徑及邏輯，再將其與中國的問題相對照，以求做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近年來國內青年學者所做的傳播思想史的研究，開始提倡做同樣的整理工作。③

另一種解決的方案是重新接續中國的學術傳統，尤其是20世紀初在社會學等領域曾開展的傳播研究，從中尋找新的可能性。近年來的研究發現，早在20世紀初，以美國的芝加哥學派為代表的早期傳播學研究就曾進入過中國，並且取得過一些成果。隻不過由於1949年之后學術管理體制的原因，這一傳統便被迫從主流話語中消失了。而70年代末期的引進者由於來自黨報理論主導下的新聞學領域，對上述傳統並不了解，將傳播學當作新發現的學術成果加以引進，並且受到施拉姆的傳播學理論的誤導，推崇實証研究與行政研究，將芝加哥學派、批判學派等排除在外，同時也丟掉了自己的學術傳統和成功經驗。④

當然，上述途徑只是達到最終目的地的中轉站。傳播學術研究的最終目的還是回應現實提出的問題。這些問題可以限於本地，也可以具有普遍性。在這個意義上，我曾提出一種多元競合的本土化進路。⑤即超越中國與西方、特殊與普世、理論取向與應用取向的二元對立，將中國傳播研究的本土化定義為多個路徑而不是隻有一個路徑。具體來說，既可以側重應用，也可以側重理論，既可以側重回應中國問題，也可以從有些中國問題中抽象出普遍的原理（見下圖）。這些不同的本土化路徑之間並不是相互排斥的關系，它們分別代表著不同層次的理論抽象過程，體現了實踐與理論之間的互動。隻有打破這些束縛中國傳播研究的一系列二元對立觀念，才有可能進一步釋放中國傳播研究的動力。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教授、新聞傳播研究所副所長,《國際新聞界》副主編）

【本文為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批准編號：10XNJ029）階段性研究成果】

注釋：

①胡翼青：《傳播研究本土化路徑的迷失——對“西方理論，中國經驗”二元框架的歷史反思》，《現代傳播》，2011年第4期

②如果細分，香港和台灣又有差異。香港更缺乏獨立性，基本屬於國際學術界的一部分。而台灣雖然有不少留學背景的學者，但相對而言不像香港這麼開放，具有一定的封閉性與獨立性

③比如2013年11月在中國新聞史學會之下成立了“中國新聞傳播思想史研究會”

④劉海龍：《中國傳播研究的史前史》，《新聞與傳播研究》，2014年第1期

⑤劉海龍：《傳播研究本土化：問題、標准及行動路徑》，《新華文摘》，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