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綜述

呂夢露

2014年08月01日15:37 來源：今傳媒手機看新聞

摘要：本文選取中國大陸1998年至2013年有關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論文進行梳理和分析，力圖展現自該學派理論傳入大陸以來學界研究的總體情況和重點領域。本文認為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目前仍處於初級階段：重國外理論引介而輕本土化理論研究﹔雖有傳播產業和社會發展的相關研究，但主題分散，廣度和深度不足。隨著中國大陸社會開放程度和多樣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傳播學自身的蓬勃發展，傳播政治經濟學在大陸將有巨大的發展空間。

關鍵詞：傳播政治經濟學﹔批判學派﹔傳播與權力

作為傳播學批判學派的主要流派之一，傳播政治經濟學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西方文化馬克思主義思想為理論基礎，在廣闊的歷史、經濟和社會背景下，分析媒介和傳播系統與社會結構的關系，關注傳播作為一種經濟力量對社會的影響，以及社會政治、經濟權力機構對傳播活動的控制。傳播政治經濟學起源於北美，后在北美、歐洲、南美等地蓬勃發展，並於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傳入中國大陸。經過二十多年的借鑒和發展，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從單純的理論引介逐漸向產業分析、社會發展分析等多領域擴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論成果。

但由於該領域的研究者數量有限且研究主題較為分散，這些理論成果無法建構起一個完整而集中的體系，因而，本文選取了中國大陸新聞傳播類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論文，在“本體研究”“產業研究”和“社會發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為單位進行綜述，試圖對該領域理論成果的總體情況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傳播政治經濟學本體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論引介：起源、發展與反思

傳播學作為一門外來學科，其在中國的發展是從西方書籍的翻譯和學科理論的引介開始的。相較於結構功能主義學派在中國的盛行，傳播政治經濟學派處於較為邊緣的地位，其書籍翻譯和理論引介相對較少。

李琨是最早關注該學派的學者之一，他指出，傳播媒介向新型大工業的發展、國家政權的參與以及世界范圍內的傳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國主義”現象是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點﹔宏觀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對現實的關注是其研究特點﹔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競爭中，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我國把握宏觀形勢、維護國家利益和推動全人類發展具有重大意義[1]。

郭鎮之梳理了傳播學與政治經濟學的關系，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宏觀的、歷史的、能動的和辯証的），並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進行了簡要介紹[2]。

劉曉紅將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初創期，由於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場與美國當時的學術環境和政治氣氛相沖突，該學派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發展時期，北美研究碩果累累的同時，歐洲、南美等地也出現了該學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時期，在結合世界大眾傳播發展的新形勢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課題的同時，反思自身的理論發展並嘗試借鑒其他傳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晉和趙月枝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學術指向及其從北美到歐洲的發展脈絡，闡述了該學派的人文關懷，即一方面猛烈抨擊全球傳播產業徹底商業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積極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會運動中[4]。

陳世華的研究集中於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派，他指出，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路徑，馬克思主義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倫多學派的技術批判，社會學思想傳統和北美新聞傳播研究是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淵源﹔“我們不自由的傳播”是其理論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體力行，將理論成果運用於社會實踐

達拉斯·斯邁思和赫伯特·席勒作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開創者，以豐富的研究成果為該學派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我國學者集中對這兩位先驅的生平和傳播思想進行了研究。

郭鎮之認為達拉斯·斯邁思不僅是一位傾向於馬克思主義的學者，而且是一位將理論研究成果運用於社會實踐的身體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觀點有“受眾商品論”“依附理論”等﹔其實踐貢獻體現在積極參與並影響了建立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的運動，並始終關注傳播領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鎮之還對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進行了研究，認為他不僅是積極活動型的學者，而且是以學術成果影響傳播實踐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動了國際社會對世界傳播秩序的討論和對新秩序的呼吁，影響了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傳播政策和實踐[8]。

陳世華在新媒體時代對赫伯特·席勒的傳播思想進行了重讀，深入細致的分析了他關於“復合媒體和媒介帝國主義”“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勞動力”“傳播與文化宰制”“信息傳播與社會危機”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較分析：結構功能主義學派與文化研究學派

傳播學研究中，結構功能主義學派、批判學派和文化研究學派間的差異、對抗、借鑒是學者們關注的又一內容。

楊茵娟分析了結構功能主義、傳播政治經濟學、文化研究與當時美國社會背景、歷史狀況及主流社會思潮間的關系，回顧了每個學派的代表人物，探討了每個學派存在的缺陷，並尋求三個學派之間對話與溝通的空間[10]。

劉曉紅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關系的演變，指出二者的關系經歷了短暫共處、尖銳對抗、溝通和借鑒三個不同時期，並分析了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互相借鑒的前提[11]。

黃典林認為，以往對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諸種分歧的討論多停留在表象的差異，要理解這些分歧需要從根源上把握哲學觀的差異。實現兩者整合的可能途徑是從中間溫和立場的交叉地帶尋求共識[12]。

（二）本土化進程

1.理論框架體系的建構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舶來品在我國的發展時間較短，目前仍處於向國外學習借鑒的階段，其本土化的理論框架體系的建構很少，且主要出現在對國外理論進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鎮之等人的文章。

國外，尤其是北美、歐洲的理論框架體系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觀察研究基礎之上的，有些甚至帶有美國中心主義思想，因而生搬硬套並不能解釋和解決我國的問題。下一階段我們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國國情的理論框架體系，在此基礎上解讀我國豐富而復雜的傳播實踐。

2.理論研究的發展

陳衛星論述了傳播政治經濟學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業”向“文化產業”的轉型過程，並分析了這一概念改變所帶來的理論方法的充實和對新信息傳播技術的產業化過程的新視角、新理論啟發和實踐形態[13]。高亢思考了新媒體環境下“受眾商品論”的作用機理，指出了受眾商品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形成機制，受眾商品剩余價值的衍生途徑以及商品化過程中“廣告商在場”身份的演變[14]。謝進川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社會實踐性進行考察，分析了20世紀以來的媒體改革運動，指出其關注重點在於媒體改革運動的總體性新主張和未來發展可能之探索，而對新媒體關注較少﹔其對自我起點的過度強調延誤了社會實踐性的進一步展開﹔其對優勢力量間的演化關系缺乏關注﹔對新興轉型國家的傳播轉型研究有待加強[15]。

綜上可知，我國傳播政治經濟學本體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對這一學派整體情況的認知和國外理論框架體系的引介方面，結合本國國情的理論研究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學科體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國外理論時偏重北美理論的介紹，相對忽視了歐洲、拉美等地的理論發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圍內傳播政治經濟學派的全貌。

二、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產業研究

（一）我國傳媒業現狀分析及發展建議

目前我國佔主導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於從內容、形式等層面在媒體行業內進行對策性研究，而忽視了媒體所處的宏觀政治經濟結構及其影響。傳播政治經濟學以開闊的理論視野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視角，一些學者從這一視角出發，對我國傳媒業現狀及發展趨勢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黃清源從微博商品化的運營模式著手分析，發現資本和權力對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維系。但是，微博的技術特性使得這種社會媒體能夠對既有控制進行消解，為公眾享有更廣泛的知情權和更廣闊的自由表達提供可能，進而對公共生活產生積極的影響[16]。

蔡騏、謝瑩闡述了網絡惡搞文化中受眾主體性所受到的結構限制，他們認為，在經濟主導的現代消費社會，技術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能動的主體難逃商品化命運[17]。

劉燕南和文衛華從受眾權益角度分析了電視互動節目中的“三次售賣”現象，他們認為今天的互動類節目在傳統的媒介、受眾、廣告商的三角關系中擠進了一個新的利益體——服務提供商。媒體通過與服務商一同分享觀眾參與的利潤，實現了由“二次售賣”到“三次售賣”的進化[18]。

羅鋒審視了我國的出版貿易逆差，認為應將其置於世界政治經濟框架內進行考察，它的形成緣於“中心—邊緣”的世界結構體系，要想轉變出版貿易逆差，必須努力重構政治經濟與信息傳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對新聞專業主義進行了批判，他們認為，新聞專業主義是一種媒體企業經營管理的理念與方式，但為了掩蓋其高度功利性的實際功能，它通常被標榜為新聞業的職業操守和最高信仰。當代公民新聞對新聞專業主義的挑戰實際是對傳統的新聞管理模式的挑戰[20]。

曹晉和楊琪對版權文化進行分析，對版權貿易的商品經濟力量如何服務於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以及如何阻止知識產權的資本擴張進行了探討[21]。

黃典林解讀了“限娛令”背后的政治經濟張力，認為“限娛令”和其他類似的政策舉措及其導致的產業實踐的調整和社會影響，都可以看作是當前傳媒制度安排中，媒體事業屬性所定義的政治功能和社會效益與傳媒運營方式的市場化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沖動這兩種具有不同傾向的力量之間沖突關系的一種呈現[22]。

（二）國際視域下的傳媒業發展研究

宋晶以中國和印度兩個第三世界國家對社會沖突的媒體再現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體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場驅動如何錯綜復雜地影響媒介產制和媒介內容[23]。趙月枝分析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歐美廣播電視宏觀管理中以市場化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過程、影響以及市場化與公眾利益、傳播系統民主化的關系[24]。馮建三引述和討論了韓國和委內瑞拉的另類傳播現象，並強調了對另類媒介的興起、運作條件及脈絡、成就與局限進行評估的重要意義[25]。吳曉迪研究了美國廣播電視業所有權集中化的現象，分析了這一現象的邏輯、沖突及后果，並審視了其對我國的啟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國學者較多的運用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審視國內傳媒業的發展狀況，而對國際形勢關注較少。並且國內的產業研究只是蜻蜓點水式的局限於某一個案或個別領域，雖有少數鞭辟入裡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國外理論的泛泛而談，缺少對我國特殊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及社會權力關系的深入研究。

三、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社會發展研究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追求社會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學，其目標是“挑戰不平等的社會權力關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類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僅關注傳媒業自身的結構和歷史，並且將視野擴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權利等社會議題。王殿英認為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正在侵蝕公民權利的完整性，阻礙公民權利的實現：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傳播權資源﹔媒介市場化使市場理論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導致媒介壟斷﹔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國家的國家利益和公民權利[28]。劉曉紅從主體、載體和范圍、內涵等各方面介紹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話語中的“公共領域”這一概念，並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對公共領域的威脅[29]。蔡騏從傳播政治經濟的核心概念“權力”出發，指出追求利潤的本性決定了大眾媒介必然從自身利益出發周旋於政治與經濟的權力體系中。媒介不可能在與政府、企業的關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會利益的沖突。新型傳播技術與政治經濟基礎權力相結合，將對現代社會人的精神進行更為巧妙的操縱和控制。由此，受眾作為公民的權利正在步步流逝[30]。趙月枝和羅伯特‧A‧漢凱特從跨學科和跨文化的視角探討了媒體全球化和媒體民主化的發展過程、不同國家背景下的表現及存在的悖論、問題和矛盾[31]。

四、總結

通過對中國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成果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出傳播政治經濟學在大陸的發展仍停留於初級階段。在理論本體方面局限於國外尤其是北美理論的引介，尚未建立起基於我國特定的政治經濟條件和社會權力結構的理論框架體系。在產業研究方面，雖然提出了有別於主流結構功能主義學派的新范式，顯示出該學派理論的獨特性和深刻性，但研究范圍的廣度和研究問題的深度仍有待加強，且由於本土化理論框架體系的缺失，套用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形成的理論往往不能准確的分析出我國傳播領域存在的問題。在社會發展研究方面，學者們對於階級結構、公民權利等問題的關注顯示出該學派開闊的學術視野和高遠的價值追求，但傳播政治經濟學強調社會實踐性，相較於國外學者，中國學者較少參與媒體改革等抗爭和替代性傳播實踐，且學術成果對傳播實踐的影響力有限。

上述問題的存在主要緣於傳播政治經濟學在我國大陸起步較晚，發展較慢，一直處於學術地帶的邊緣，研究群體和研究力量不足。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國的政治、社會環境等條件對傳播政治經濟學有所限制，另一方面因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需要建立在深厚而廣泛的知識積累之上，需要對問題進行跨學科、多視角的深入分析，而我國學者在這方面准備不足。但是隨著中國大陸社會開放程度和多樣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傳播學自身的蓬勃發展，我們相信上述限制條件將會逐漸消減。

（作者系：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參考文獻：

[1] 李琨.傳播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及其現實意義[J].國際新聞界,1999(3).

[2] 郭鎮之.傳播政治經濟學之我見[J].現代傳播,2002(1).

[3] 劉曉紅.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J].當代傳播,2004(1).

[4] 曹晉,趙月枝.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脈絡與人文關懷[J].南開學報,2008(5).

[5] 陳世華.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思想淵源探析[J].南昌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5).

[6] 陳世華.“我們不自由的傳播”: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精髓[J].國際新聞界,2012(1).

[7] 郭鎮之.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泰斗達拉斯‧斯麥茲[J].國際新聞界,2001(3).

[8] 郭鎮之.席勒——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領袖[J].國際新聞界,2002(1).

[9] 陳世華.媒介帝國主義和思想管理:重讀赫伯特‧席勒[J].國際新聞界,2013(2).

[10] 楊茵娟.從沖突到對話——評傳播研究典范:結構功能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J].國際新聞界,200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