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的關系研究

摘 要：以施拉姆為代表的帶有濃厚實用色彩的美國經驗學派將傳播學的研究重點放在了傳播過程和傳播效果的分析上，但是他們的研究無法正確揭示資本主義制度與大眾傳播的關系。他們直接或間接維護資本主義制度的立場引起了另外一種研究路徑——源自歐洲的批判研究的興起。活躍在批判舞台上的傳播學研究主要有兩種分支：傳播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兩者存在不同的研究取向和理論成果。本文通過對兩個學派發展歷史、研究內容、交融過程等方面的梳理，對傳播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三個時期關系進行探討。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文化研究﹔馬克思主義框架﹔分歧

一、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短暫春天

在傳播政治經濟學初創的20世紀40年代到60年代，傳播政治經濟學者認為大眾傳播活動的研究應該著眼於宏觀的傳播與社會的關系，即傳播作為一種經濟力量對社會的影響，從媒介機構與社會政治經濟權力機構的相互作用角度出發強調以一種歷史的、制度的方法理解傳播活動，從媒介所有權、經濟結構探討各種經濟現象，特別是關注權力的問題。

早期的代表作有斯邁思的《論傳播政治經濟學》等著作。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國際形勢急劇變化，西方國家政治環境相對寬鬆，傳播政治經濟學有了大量現實課題而蓬勃發展起來，代表作有席勒的《大眾傳播與美國》，加納姆的《大眾傳播政治經濟學》等。

文化研究誕生於20世紀50年代末的英國，他們關注的是媒介文本意義以及大眾對文本的解讀。他們主要分析、揭示包括文體在內的文化環境中的階級、性別、民族等意識形態的相互作用。

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批判研究都曾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二者都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有關意識形態層面的論述，繼承了馬克思的社會分析總是建立在對物質關系的關注的基礎之上的觀點。

他們認為政府不是一個中立者並且也不是民主社會中大多數人的代表，制度的偏見導致資本的傾斜並作為一個階級系統存在。他們批判在階級社會裡佔統治地位的主流思想對大眾進行思想上的統治，而大眾傳媒成了一種宣傳手段維護資本主義制度，他們希望通過從思想上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國家機器的批判從而與資本主義制度劃清界限，最終達到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統治的目的。

由於以上方面，加之批判學將主要精力放在了對主流學派的批判上，文化研究和政治經濟學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保持了一種和平共處甚至共同對抗經驗主義的關系。

二、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針鋒相對

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傳播政治經濟學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他們主要研究大眾傳播業的生產、流通、消費在整個社會中的影響，以及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又是如何來影響大眾傳播業的。而文化研究在經歷隨著文本分析技術的不斷發展而細化意識形態以及統治與被統治概念從針對階級擴大到了包括種族和性別兩次轉向后，二者研究中心的差異越來越明顯。在1990年伊利諾伊大學舉辦“文化研究”會議之后出版的文集宣告兩者關系的徹底破裂。自此，二者進入了互相批判和對抗的時期。

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觀點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

1.政治經濟學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是決定因素。他們強調經濟力量對大眾傳播活動的影響，尤其是通過對媒介組織的考察、研究媒介生產來論証媒介私有權極大影響大眾傳播以及由此給公眾利益、社會民主所帶來的消極后果。因為資本主義是一個社會組織模式，它的突出特點是被一種交換關系——這種抽象系統所主宰。同時，政治經濟學批駁文化研究拒絕思考文化背后的經濟動力問題，如加納姆批判文化研究過於文化研究，而不注重政治經濟學。物質產品之所以具有主宰地位只是因為勞動活動的盈余使得其他形式的人類活動可以被繼續從事，因此上層建筑是建立在物質生產的基礎上的，並且是被物質產品所決定的，這是基本原則。物理再生產的需求的盈余越大，上層建筑的獨立性也就越強，上層建筑體系中可能的變量及差異也就越大，提供物質生產的模式是為了保証必要的盈余。在這一意義上，上層建筑/文化知識處於次要地位，並且是附屬品。

然而，文化研究認為政治經濟學為簡化主義、經濟決定論。認為政治經濟學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把經濟當作最終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總是把生產簡化為雇佣勞動，把資本主義看作是雇佣的制度，除了階級矛盾沒有其他矛盾。文化研究堅持自身不拒絕政治經濟學本身——有關資本主義的討論一直是他們的研究中心，而是拒絕特定的政治經濟學家實踐政治經濟學的方式。他們認為自身避免對於經濟進行具體的關注，部分是因為害怕重新回到簡化模式。此外，他們也認為大眾文化的政治性和意識形態性不受制於經濟決定論。

2.政治經濟學指責文化研究假定所有處於被統治地位的群體的文化實踐與統治結構相沖突，因此對民粹主義、大眾文化採取了無批判的態度，放棄了反抗的任務。正如馬克思自己指出的那樣，每一種經濟都是一個時間經濟。他們堅持即使是在發達的工業社會中，仍然存在著物質約束條件對個人直接產生作用的情況。文化再生產要被物質擁有者所掌管，勞動者也要把自己勞動力賣給資本家，他們的勞動時間也由資本家所決定。

文化研究批判文化精英主義排斥工人階級文化思想。文化研究認為意識形態和大眾的社會經驗存在著持續不斷的矛盾，文化就不再是一個意義完全封閉的結構，受眾也不再是被動順從生產體系的消極客體，而是不斷抗爭的積極主體。文化研究拒絕假設人們是文化上的被操控者，被媒介或者資本主義所操控。同時，文化研究積極推動通俗文化研究合法化和開展對媒體文化制品的研究，這就使它轉向對通俗文化的研究，從而遠離了“高雅”文化。

3.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是社會關系，尤其是權力關系。政治經濟學把其分析的邏輯起點根植於社會制度結構中，權利在他們的眼裡不僅是實現利益的手段，更是一種控制社會的工具。他們強調結構形式的重要性，致力於描述和分析影響傳播商品生產、分配、交換的結構形式，並傾向於關注作為商品的媒介內容和媒介受眾。政治經濟學認為媒介不是唯一的關注對象，它只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在社會中發揮著能動作用。

他們批評文化研究的思路——聲稱附屬的形式以及伴隨而來的文化實踐導致了對於文化消費而不是文化產品的過度關注，也導致了對休閑文化實踐而不是工作文化實踐的過度關注。這在政治上導致了權利主義的人們意識形態工具是圍繞著一個勸說人們把自己看作是消費者而不是生產者的努力而塑造的。他們認為文化研究夸大了消費和日常生活的自由。

文化研究拒絕假設，人們是文化上的被操控者，被媒介或者資本主義所操控。但是它並不否認人們在有些時候會被操控或欺騙。文化研究相信文化至關重要，而且不能夠被簡單地當成統治地位的資本家的公眾面前的透明形象。文化研究強調了復雜性和矛盾性，不僅僅是在文化當中，而且是在和人、文化以及權力的關系之中。

文化研究批評政治經濟把意識形態降低為經濟基礎，忽視人的主動性。認為經濟基礎雖然可在最終狀況下優先決定其他的社會活動，但各社會層面之間仍然存在著相對自主性，經濟基礎並不可能天生具有機械化的決定力量。例如霍爾認為媒介主要是通過文字、語言、信息等符號來傳遞信息的，而媒體的任務就是把這些符號組織到一起傳達某種意義，由於沒有硬性規定，所以媒體的工作有一定限度的自主性。但這種自主也是一種半自主，雖然從業者可以根據自己需要、習慣組織符號，但是也需要考慮現有權力構架和社會結構限制。媒介文本是開放的，受眾雖然不參與文本內容的生產，但可以進行文本的解讀，從而參與構建文本意義。費斯克也認為受眾才是真正意義的生產者，才是文化素材的操縱者。“作品隻有在閱讀時才成為文本”。文化研究不僅承認文化和意識形態具有相對獨立性，還肯定了受眾的主體地位，進而認為大眾與文化生產者之間是一種互動關系而不是被完全控制的。關注大眾文化生產中的能動力量，大眾既是支配的，又是對抗的，它是在統治階級的努力控制和被統治階級極力反抗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大眾文化消費者不能控制文化產品的生產，可以控制它的消費。

三、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的合作共進

在我們充分比較、分析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之后，我們認為文化研究可以為政治經濟提供有價值的經驗。雖然文化研究沒有忽略權力的作用，但是也沒有把權力作為自己的研究重心，他們認為權力存在於個人主體性、認同、集體行動之中，而不是存在於社會制度中。文化研究對於現實的后結構主義的觀點僅僅局限在文本與話語的建構，沒有從與政治領域的連接的角度進行研究。

近幾年來，無論是政治經濟學還是文化研究學派，經過幾十年的論戰，雙方之間都已經有所緩和。他們也意識到，由於雙方的研究領域不同，所持的觀點肯定不一樣，雙方的學者雖然在論戰時互相批判，但也表達了融合和借鑒的想法。例如，加納姆提出重建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橋梁。政治經濟學主張文化研究不僅要關注文本的內部，而且也要研究文本生產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控制。文化研究的微觀視角與政治經濟學的宏觀視角可以結合起來從而更加有效地解釋文化生產和消費的政治學。在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研究隻注重文化消費而忽略文化生產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生產方式對文化的限制是越來越明顯的，所以，文化研究應適當引入政治經濟學的概念，以此來提升自己的研究效果。而政治經濟學也應該從文化研究中汲取營養，修正自身不足，不能片面強調經濟的決定作用，忽略人的主體性，盡量避免陷入簡化主義和經濟決定論的泥潭中。停止互相攻擊，轉而互相借鑒，是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向事業成功推進邁出的重要一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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