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報道對醫患事件的影響研究

摘 要：面對層出不窮的醫患事件，除了醫生態度不好、醫院管理不完善、醫療體制缺陷這些原因，新聞媒體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負面報道過度、在報道中袒護患者、新聞炒作等都是導致醫患關系不斷惡化的“凶手”。要想修復現今如此緊張的醫患關系，媒體需要從把握好報道的“度”、積極疏通患者情緒、提高記者的專業素養這三面進行努力。

關鍵詞：媒體﹔醫患事件﹔影響

從2012年哈醫大殺醫事件，到2013年溫嶺殺醫事件，再到2014年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北滿特鋼醫院的醫生孫東濤被殺事件，醫患事件的熱度一直居高不下。醫患事件究其原因還是患者及其親屬對醫院和醫生的不信任。在這個過程中，媒體一直在強化這種不信任，可以說事件的演變，媒體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一、對於醫患關系的惡化，媒體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一）負面報道過度

1.醫院亂收費、醫生吃回扣、醫療事故等負面報道頻現報端

受眾雖然不是醫學方面的專業人士，但是一些明顯的錯誤還是很容易發現的。例如，男性在醫院體檢，最后收費時，竟然有檢查胎心這項收費﹔八十歲老太太住院，住院費用裡有剖宮產這一項，對此百姓怨聲載道。這些負面的報道不僅已經惡化了醫生在我們心中的形象，而且最終也將導致醫患之間的不信任。甚至有人去看醫生帶上錄音筆去，萬一治療出現了問題，到時候與醫生對簿公堂時也好有個証據。醫生的職業本是救死扶傷的天使，現在卻被患者當成賊一樣的防著，造成這樣的局面少不了媒體的催化作用。

2.報道的負面影響被放大

媒體應做公眾的瞭望哨、減壓閥，而不是放大器。有些記者的觀點太過於偏激，本是極個別醫生品行不端的行為卻被放大到整個醫生群體。“醫務界確實存在消極腐敗的現象，適度開展輿論監督非常必要。近年來，有些輿論監督報道的‘分寸’把握的很好，有些卻失之偏頗，主要表現為：夸大事實，丑化、‘妖魔化’醫務人員﹔關鍵細節失實﹔斷章取義或者攻其一點不及其余，以偏概全、以點概面。[1]”本想報道個別醫生“拿回扣、收紅包”的現象，但經過多家媒體的報道后，負面效果加劇。根據議程設置的顯著模式，媒介對少數某個“議題”否認突出強調會引起公眾對這些議題的突出重視。所以“吃回扣、收紅包”這個議題不斷被強化，最終導致所有的醫生都帶上了“吃回扣、收紅包”的標簽，加劇了醫患之間的矛盾。醫藥費本來就不便宜，醫生再拿點回扣、收點紅包，這治療費用就更貴了，更加加重了患者的負擔，所以有些人明知有病可是醫治不起，對心理造成了一定影響，仇視醫生。再加上長期受到病痛的折磨，心情抑郁，很容易做出沖動的事情。

3.正、負面報道比例失調

孫振領、黃芳調查了《人民日報》關於醫生的報道，研究時得出，在1995年，數據呈現的是正面報道83.3%，負面報道14.3%，中性報道是2.4%，而在2004年正面報道佔了37.3%，負面報道52.5%，中性報道10.2%[2]。在不到十年間，正面報道呈快速下降的趨勢，正、負面報道的比例嚴重失調。醫療失誤事件時常發生，如醫生做完手術，紗布還在患者的肚子裡，錯切病人闌尾等事件經常被報道出來。醫生的正面報道卻是在非典、汶川地震這種國家面臨考驗的時刻才有，那時才能體現出來醫者父母心。所以這能得出負面報道的發生幾率大於正面報道的結論嗎？其實不然，從平凡的小事中也可以體現出醫生的正面形象。例如，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北滿特崗醫院的醫生孫東濤被殺之后，記者在採訪同事時才得知，孫醫生經常減免患者的手術費用，是位醫術高、醫德好的好醫生，像這樣正面的新聞卻很少見諸於報端。

（二）報道偏袒患者一方

“有研究者選擇《人民日報》《南方周末》《揚子晚報》三家報紙2006年全年醫患報道進行量化研究，發現消息來源以政府部分和患者方面居多，分別佔29.06%和23.01%，而來自醫院方面的比例最少，隻有5.98% [3]”從以上數據分析可以得出，在報道中，醫院方面幾乎是處於失語的狀態，難免不公平。人總是趨利避害的，在表達觀點時，會挑自己有利的說，有意識地屏蔽一些不利於己的觀點，因此誰失語誰就處於被動的狀態。在報道中，媒體工作者普遍偏袒患者一方。

“一些媒體工作者處於同情弱者的心理，在沒有完全了解醫患糾紛事件背后來龍去脈以及有關部門尚未得出鑒定結論的情況下，僅聽取患者及其家屬一面之詞后匆匆報道，甚至在顯著的版面冠以聳人聽聞的標題並進行‘大特寫’‘相關鏈接’式的大量集中報道，其引起的公眾輿論也會惡化原已緊張的醫患關系，強化負面效益。[4]”鬧得最大的一起事件還要數“八毛門”事件，事件是家長帶著患兒到深圳兒童醫院就醫，醫生診斷為先天性巨結腸，要花十萬元的手術費進行治療。家長拒絕后將孩子轉到另一家醫院，聲稱隻花了八毛錢就隻好了病。這時大家都指責醫院亂收費，一時間輿論統統倒向家長這方，家長也准備起訴醫院。可不久后孩子的病情惡化，家長把孩子帶到武漢醫院診治，結果和治療方式跟深圳兒童醫院完全一樣，事件最后是患者跟醫院道歉了。事情好像是圓滿落幕了，孩子得救了，醫院也洗清了冤枉，醫患雙方也和解了。可是仔細想想，難道媒體在整個事件中就不要負一點責任嗎？媒體不該向醫院道歉嗎？稍微有點常識的人，都會考慮到八毛和十萬相差懸殊，質疑事件的真實性。可是記者已經被“患者是弱者”這個固定思維限制住了，完全沒有採訪醫院方面，沒有經過仔細的調查就草草寫稿，記者的報道是跟著患者的思路走。

“由於近年來媒體關於醫患糾紛報道的傾向性太過明顯，醫院和醫生成了弱勢一方。不管孰對孰錯，最終結果都以醫生賠償來了結，這也助長了‘醫鬧’的氣焰。[5]”報道總是把患者寫成弱勢群體，也給受眾形成了刻板印象。刻板印象又叫“定型化效果”，是指對某一類人和事固有的態度和看法，媒介對於形成刻板印象有重要作用。長此以往造成的結果是，一有事情，患者就會慣性的想到是醫生不對，不聽從醫生的建議，不尊重醫務人員，甚至是打罵、侮辱醫務人員。產生如此惡劣的后果，是媒體“培養”的結果。記者的觀點發生偏離，導致受眾的觀點也跟著產生錯誤。大眾傳播媒介在潛移默化中培養受眾的世界觀，讓受眾以為自己就真的是弱者，被醫生欺壓，所以要起來反抗。

（三）新聞炒作現象嚴重

新聞炒作是指媒體工作者，在新聞寫作時，有意識的強化部分新聞要素，以達到吸引受眾注意、實現直接或間接利益的一種新聞運作手段。現在媒體的競爭非常激烈，各家媒體都使出了渾身解數來提高收視/聽率。隻有收視/聽率高了，廣告費就會隨著增長，才能創造更高的經濟效益。有些記者為獲得高收視/聽率，就一味的迎合受眾，炒作新聞。“受眾對不用類型媒體的醫患關系報道認知程度有所不同。與正面報道相比，受眾更容易選擇注意那些具有反常性、沖突性和震撼性等特性的負面新聞報道。[6]”於是關於醫患關系的負面新聞被不斷的曝光，為了使文章具有震撼性，不惜使用夸張的標題來吸引眼球。

《同是感冒，上次花八十這次用千元 治感冒到底要多少錢？》，這種標題很容易會讓人聯想到醫院亂收費，對醫院的不信任感一下子就會增強。看完整篇報道后發現，報道並沒有說清楚這幾千元的治療費花在哪裡了，再反觀標題，八十與千元的強烈對比，讓這篇平淡的稿子有了炒作的嫌疑。在報道的最后，醫生舉了個例子，有位老人得了流感，自己在家隨便吃藥，后來引發了心肌炎等心臟病，最后隻有住院，花了幾千元錢才治好。說到底，其實感冒花千元是因為誘發了其他疾病，並不是感冒本身的治療花了千元。現代人的生活節奏很快，再加上技術的進步，已經變革了傳統媒體的線性傳播模式，人們可以自由的選擇看什麼、怎麼看、看多少。這造就一批“標題黨”，看見自己感興趣的內容才會繼續往下看，不感興趣的看下標題就翻過去，就拿這篇報道來說，隻看標題不看內容，肯定會理解成醫生治療過度的報道，那將又是對醫生和醫院的一次誤解。如果把標題換成《“小”感冒引發“大”疾病，治療費用達千元》，這樣不僅不會讓受眾產生誤解，還善意的提醒受眾，感冒會引發其他疾病，需要重視。記者有心或無心的炒作會醫患關系的對立，醫患矛盾加劇。相比所獲得的經濟效益，損失的社會效益更為巨大。

媒體是一把雙刃劍，既能激化醫患事件，也能化解醫患事件。修復緊張的醫患關系，離不開媒體。

二、媒體重新思考，調和醫患之間的矛盾

（一）報道注意把握好“度”的原則

1.在報道數量上把握“度”的原則

盡量減少負面報道，當然也並非把“陰暗面”全都隱藏起來，正常開展輿論監督還是有必要的。只是不要過度集中連續的進行負面報道，並且在有可能的情況下，多發一些醫生救死扶傷、病人含淚送錦旗的這種積極正面的報道，來緩和醫患緊張的情緒，增強醫患互信關系。

2.報道中把握“度”的原則

在報道時，盡量不要詳細的寫出“行凶者帶了什麼樣的武器，在醫生的哪個部位砍了幾刀”這種細節問題，也不要配發現場的圖片。報道過於詳細對受眾會有一個示范效應，讓后來人知道以后應該帶什麼工具去，砍醫生哪裡。報道得過於具體，也會讓醫生寒心。醫生看到自己付出了努力，到最后卻落得這個下場，不免擔心。在工作時，醫生還要擔心自己的安全，對病人有戒備心理，影響正常工作。醫患事件的報道中更不應有引導性語言，負面報道點到為止，說清楚事實就行。

（二）積極疏通患者情緒

有的時候，病人死了，病人家屬不分青紅皂白的就在醫院門口拉一個白底黑字的條幅上面寫著“殺人償命”、“伸冤”等字樣，或者靜坐於醫院前或在醫院門口擺放花圈、燒紙錢，嚴重影響了正常的醫療秩序。2014年3月4號發生在潮州的一起事件：酒后急性酒精中毒的患者凌晨被送進醫院，搶救無效死亡。病人家屬糾集100多人，押著值班醫生在醫院內游行，被游行的醫生邊走邊哭，持續約半個小時。諸如此類的新聞在報道中應該向受眾傳達這樣一個觀點：醫生也是人，他不是神，治不好未必就是醫生的錯。醫術再高超的醫生，他也不能保証包治百病、妙手回春。

在報道中還要提倡換位思考，互相體諒。隻有設身處地地站在對方的角度思考問題，會使人冷靜，不容易發生沖突。《心術》裡說“醫患關系的緊張，有可能最終導致醫生荒，出現生病無人看的尷尬。”媒體把這些利害關系跟受眾分析清楚，並積極疏導患者情緒，告訴患者聚眾鬧事是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的，雙方都要在冷靜的基礎上進行交談，就算覺得醫生有過錯，可以向法院起訴，交由法院來制裁，不可私自用武力解決問題。

（三）提高記者的素養

在報道中堅決踐行新聞專業主義原則，杜絕新聞炒作。真實性是新聞的生命，真實也是相對而言的。在“八毛門”事件中，記者寫報道時，確實也進行了採訪，事情也是真實的，可記者隻聽取了患者一方的觀點，這個報道的真實性就被大打折扣。所以記者要盡可能的全面了解清楚，不能聽信一面之詞，要明確雙方的觀點。新聞真實跟實際真實有差異，就像是真實環境和擬態環境之間的差異一樣。擬態環境，是指人們由於時間和精力有限，不可能對周圍所有事物都保持經驗性接觸，在超出親身感知之外的事物，隻能通過各種媒介供給機構去了解，所以人們對醫患事件作出的反應，已經不是客觀事實的鏡子式再現，而是大眾傳播媒介通過對信息的加工和選擇之后，重新向人們展示的環境。

而這種差異體現在報道中，則是記者對信息進行選擇和組合，這與記者的閱歷和價值觀等方面有關，我們允許這樣的差異存在，但要堅決杜絕新聞炒作。新聞專業主義還要求客觀性，在報道中不應有明顯的傾向性。生老病死是每個人都會面對的階段，記者也不例外。在記者生病的時候，他自己就是患者，無意識的就會站在患者的角度寫報道，把患者當成是弱者。記者應該跳出這些身份的約束，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寫報道。

辯証的看待醫患事故。在進行醫患事故報道中，並不是一定要追究事故到底是醫生的錯誤還是患者的責任，而是站在辯証的立場上正確看待問題。人們往往將看病難、看病貴的矛頭指向醫生，作為媒體有義務也有責任跟受眾解釋清楚，不能讓這種誤會繼續下去。出現殺醫事件並不是某個人的問題，中國正在進行醫療體制改革，難免會出現一定的不適應。隻有解決了醫療體制中的種種問題才能構建和諧的醫患關系，讓殺醫事件不再發生。在這個漫長的醫改過程中，媒體能做的就是呼吁醫療改革不斷的深入和完善，大家攜起手來，就一定會度過難關。

2012年3月26日晚，也就是在距哈醫大殺醫事件過去4天后，白岩鬆在“新聞1+1”中說了這樣一段話：“我覺得我們自身也要反思，我們傳媒人恐怕也有責任，在過去很多的事件當中，我們應該就事論事，哪兒有問題就批評什麼，而不是在報道中去有意識地用吸引人眼球的方式在確立一種仇恨，甚至在鼓勵一種仇恨。從此以后我們應該引以為戒。”希望這段話不僅是白岩鬆一個人的懺悔，而應該成為千千萬萬傳媒人的反思。在經歷了諸多醫患事件之后，媒體應認清對醫患事件的重大影響，為改善醫患關系做出應有的努力。

參考文獻：

[1] 梅春英.新聞媒體在構建和諧醫患關系中的作用[J].中國醫學倫理學,2008(5).

[2] 孫振領,黃芳.媒體事業中醫生形象變化與醫患關系研究[J].中國醫學倫理學,2008(1).

[3] 單文苑.我國媒體醫療糾紛報道的話語變遷與話語傾向[D].蘇州大學,2007.

[4] 張天睿.構建和諧醫患關系中大眾媒體的責任擔當[J].中國醫學創新,2012(33).

[5] 龐慧敏.論媒體在平衡社會身份與社會公正中的作用[J].現代傳播,2012(4).

[6] 石慧敏.媒體醫患關系報道的受眾心理分析[J].青年記者,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