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傳播視角下共產黨早期辦報實踐

摘 要：共產黨的辦報實踐始於“五四”時期，並且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后有了進一步的制度化和規范化。共產黨早期的報刊實踐，事實上是一種政治傳播的形式，通過政治傳播的視角研究早期的共產黨辦報實踐，對於后來共產黨的新聞政策和辦報思想的理解有著重要的意義。本文通過對早期共產黨的辦報實踐的傳播目的、傳播內容和傳播策略方面的解讀和審視，可以看出共產黨早期的政治傳播效果在顯在和潛在兩個量度都達到了不錯的效果，對革命斗爭、動員群眾也有著積極的意義。

關鍵詞：共產黨辦報﹔政治傳播﹔實踐﹔特征

政黨的政治傳播是指政黨通過自身的組織體系和大眾媒介，傳播其政治主張及方針政策以形成政治輿論的過程。中國共產黨自建黨之初就極其重視政治傳播的展開和發展，並且把政治傳播作為組織、革命的重要手段。從黨的歷史發展進程當中也能看到，政治傳播史指引共產黨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展的重要動因。從思想層面看，共產黨的政治傳播思想承繼於維新派報刊理論和馬克思主義在蘇聯的報刊實踐，呈現出極具中國特色的特征。共產黨早期的辦報實踐，從目的、策略以及傳播效果等方面，都顯現出明顯的政治傳播特征。通過政治傳播這個視角來觀照早期共產黨的新聞實踐活動，對於我們理解黨的新聞體制，新聞思想具有一定啟發。

一、政治傳播的目的

區別不同語境下的政治傳播活動可以發現，政治傳播的目的有著不盡相同的取向。在商業化發展較為成熟的西方國家，由於報刊發軔於商業的模式與需要，因而政治傳播的價值選擇多與經濟相關，政黨的傳播活動也時刻離不開經濟因素的考量。但是，在中國語境下，尤其是在共產黨成立之初的中國，政治傳播從最開始就是作為革命的一個附屬產物，或是革命的一種手段存在。自維新派辦刊開始，其報刊存在的法理依據是作為政治斗爭的武器而存在，這一價值取向也貫穿共產黨政治傳播活動的始終。

從革命時期的政治傳播角度看，政黨作為傳播活動的主體，通過報刊等媒介方式對受眾進行宣傳，以期形成其刻板印象，左右政治事件，政治觀點的看法，進而選擇投身於革命洪流，完成政黨的政治目的。從這一角度看，政治傳播作為一切的源頭，有著非同一般的價值。傳播目的的考量，無一不是遵循著傳播的價值取向，因而，在革命的大背景下，政治傳播的目的必然與革命的目的相關聯。同時，政治傳播的目的也應該與政黨遵循的價值取向，革命斗爭形勢密切相關。革命時期報業的發展始終與中國近代的兩大時代主題相呼應：民族獨立和現代化發展，尤以民族獨立為甚。可以說，早期共產黨的辦報實踐既是革命斗爭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革命斗爭的生力軍。如毛澤東在《政治周報》的發刊詞當中寫到，為什麼出版政治周報，目的就是“為了革命”，如何為革命呢？毛澤東提倡要用事實說話，而不是高呼宣傳口號。

二、政治傳播的內容

對於早期的共產黨來說，由於黨的發展尚處於幼年時期，各項規章制度仍在摸索之中。同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學說如何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如何指導共產黨的革命實踐仍不明確，因而，這一時期的政治傳播內容，一是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動員群眾參加革命斗爭﹔二是宣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革命等理論。

1.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向導》周報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創辦的第一份周報，它作為黨的時事評論性報刊，重點宣傳共產黨“二大”的革命綱領——打到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同時，建立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獨立國家，《向導》周報在其發刊詞《本報宣言》中明確提出了“推倒為和平統一障礙的軍閥”，“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為建立“統一、和平、自由、獨立”的真正獨立國家而奮斗[1]。同時，《向導》周報還注重宣傳黨的工農運動思想。共產黨的宣傳策略並非是於政策層面進行宣傳鼓動，而是要求干部和黨員深入到群眾當中，具體的宣傳工農斗爭思想。在《向導》第112期當中，刊登了《今年五一之中國政治狀況與工農階級的責任》《今年五一之廣東農民運動》《今年五一之國際狀況》等文章，痛批因帝國主義和反動軍閥的壓制，導致工人階級即無法在經濟上得到救贖，也無法在政治上實現其訴求。同時號召“從今往后，我們工人階級惟有增強反帝國主義的斗爭才可領導中國民族達到真正的解放。[2]”1923年7月1日，《前鋒》月刊在上海（封面上署廣州）創刊，瞿秋白主編，它的基本任務是，分析世界政治經濟形勢，同時宣傳黨的綱領路線。和《向導》類似，《前鋒》月刊緊緊抓住黨在“二大”時期制定的方針路線，進行全方位的宣傳。為營造國共合作的氛圍和反映這一趨勢，《前鋒》月刊在創刊號上發表了瞿秋白的文章《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此文章分析了中國資產階級的性質、革命性等問題，與中共三大的精神是一致的，也是基本正確的。同時，這篇文章對於三大路線的普及、深入黨員、群眾、對於國共合作的建立、發展，顯然是有一定的理論指導意義[3]。

2.馬克思主義思想。中國共產黨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肇始於“五四”時期，《新青年》是早期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宣傳的重要陣地。另外，《每周評論》等雜志也時常發表熱情歌頌十月革命的文章。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后，《新青年》繼續作為黨的理論刊物出版。1922年7月，在出版到第九卷第六號之后《新青年》休刊，1923年6月在廣州恢復出版，定位季刊。作為黨的理論刊物的《新青年》，與五四時期的略有不同。這一時期，以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為中心任務，同時，注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宣傳，將中國革命遇到的實際問題作為研究和討論的對象。號召“盡其所有區區力量，用社會科學的方法，試解剖中國的政治經濟，討論實際運動。[4]”《新青年》季刊還譯介有關馬列主義的著作和介紹無產階級革命活動的經驗的文章，比如瞿秋白翻譯了斯大林《論列寧主義的基礎》當中有關民族問題的內容。同時，也在刊物上展開論戰，討論諸如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理論的辯論。

三、政治傳播的策略

1.政治宣傳。政黨的政治宣傳指的是政黨利用媒體傳播並強化一定的觀念來影響民眾的思想、態度和行為的社會行為[5]。共產黨在早期的新聞實踐活動中，一直沒有放鬆對青年的宣傳與引導。創辦於1923年10月的團中央的機關刊物《中國青年》在青少年當中具有很大的影響和感召，這份刊物由惲代英和蕭楚女主編，其宣傳的內容以共產主義思想為主，同時，刊物的內容聯系青年的實際，但應青年的願望。就其政治宣傳採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幾點：（1）名人效應。惲代英以及蕭楚女等《中國青年》的創辦者，在讀者心目當中已經成為了一個偶像。蕭楚女被青年稱為“革命的煽動家”。雜志因為他們的人格魅力和思想，吸引著大批青年的關注。

（2）開門辦報。也就是借助讀者的力量進行造勢和宣傳。在《征求稿件》一文當中，明確提出了歡迎各地農民、青年、工人、婦女等階層活動的經過，社會團體的組織狀況，以及關於青年利益的各種問題。（3）正面交鋒。對於時局的意見，對於反對革命和進步活動，《中國青年》都直接進行抨擊。針對青年黨集中攻擊共產黨，反對共產黨的國民革命聯合戰線，維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的行為，共青團中央組織了與青年黨國家主義派論戰。集中批判國家主義派的文章就有172篇。

2.政治符號。對現實社會的符號化有助於傳播者解釋政治事實，同時有助於我們理解現實。符號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我們這裡探討的，主要是作為語言的符號。一般認識論上講，人們很難做到對現實的完全客觀、真正的描述與解釋，因而符號化、概念化政治能將我們的思維理性化和邏輯化。同時，建構一個易於理解，是非、黑白、曲直、善惡分明的二元對立體系，並將特定的政治符號運用其中，更易於政治表達以及政治目的的實現。通俗地講，站在不同的隊伍當中，勢必會有不同的價值取向。通過對特定的政治概念，對結構內部的元語言的通俗化表達，使之成為可以成為日常交談並見諸報章的內容性語言。在符號學的理論框架下，傳播的意義構成不僅僅是信息本身，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背景、符碼以及接觸的手段等方面。因而，報刊建構的世界、反映的背景也應當是傳播者傳播意旨的一種體現。

3.政治修辭。政治修辭是政治活動中政治主體圍繞政治利益而進行的修辭。政治修辭的目的是說服受眾，達到政治主體的政治目標。共產黨的早期辦報實踐，其修辭方式更加注重情景性的分析。在諸多的報刊文章當中可以看到，描述列強對中國的瓜分，中國民族危機的深重以及三座大山對於中國人民的傾軋成為了主流的話語形制。這一點，與共產黨所秉性的政治目的相契合，特定的修辭表達既是營造氛圍，亦是傳遞一種態度指向。

在對於當前革命形勢的預測以及評價當中，政治修辭體現出一種鼓動和歸責的雙重修辭方式。

鼓動式。鼓動是對革命形勢的贊譽和渴望，在修辭當中體現為高亢激昂的表述方式。《向導》歸周報發表的《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宣言》就號召“農民們！起來！推翻地主士紳的政權”，“工人們！在中國共產黨旗幟之下，統一無產階級的意志，統一無產階級的目的，統一無產階級的領導權！”通過號召式的語體表達政治性願景，此類的政治修辭表達在早期的共產黨報刊當中十分常見。

歸責式。一般為對革命失利的分析，多歸咎為軍閥勢力，資產階級勢力的阻撓。1927年2月7日，封建軍閥和帝國主義勢力在京漢鐵路制造了“二七慘案”，造成52人被殺，300多人受傷的慘劇。《向導》周報堅決披露慘案的真相，同時聲討封建軍閥以及帝國主義的惡行，有力地支持了工人階級的斗爭。2月27日出版的《向導》周報第20期，幾乎成了“二七慘案”專刊。發表的文章有《中國共產黨為吳佩孚殘殺京漢鐵路工告工人階級與國民》《二七大屠殺的經過》等文章。后一篇文章是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報告，這份報告以詳細的事實披露了軍閥的殘酷，揭示了他們血淋淋的罪行。並號召“工農商各界急速聯合起來，打倒我們的仇人軍閥”，“打倒幫助他們為惡的帝國主義。[6]”

傳播學認為，傳播效果是量度一個傳播行為是否有效的重要指標。傳播的效果也分瞬時性和歷時性兩個方面，瞬時性方面即使傳播行文對人短期內價值取向和行為選擇的影響，也就是說服性的理論於顯在層面的效用體現﹔歷時性方面則是指傳播行為對人的觀念以及價值的長期影響甚至是改變，即是對人潛意識方面的作用，在無意行為當中的體現。早期共產黨的辦報實踐，在傳播效果方面均達成了以上兩個量度標准。顯在角度：支持共產黨的思想和革命訴求的群眾數量的增加，直觀的體現就是參與共產黨軍隊的人數的增加﹔潛在角度：民主革命和共產的思想植入於民眾腦海之中，這也是后來共產黨革命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當然，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受眾在傳播學當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對於共產黨的政治傳播來說，亦即重視與群眾之間的關系，后來政治意義上的群眾性和群眾路線的貫徹即是對這個傳播理論的最好注腳。

參考文獻：

[1] 本報宣言[N].向導,1922-09-01.

[2] 蔡和森.工農階級的責任[N].向導,1925-04-26.

[3] 瞿秋白紀念館編.瞿秋白研究10[M].上海: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

[4] 瞿秋白.新青年之新宣言[J].新青年季刊,1923(1).

[5] 段鵬.政治傳播 歷史、發展與外延[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11.

[6] 蔡銘澤.《向導》周報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