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革命報刊的發展看近代立報意義

摘 要：中國報刊業起源於近代。革命派和保皇派為了宣傳其政治思想，分別創立了自己新式的輿論宣傳工具——報刊，從近代中國報刊業的發展情況可以看出它的存在有著十分濃烈的政治性色彩，為政治服務是它的本職工作，亦是它的特點。但是，雖然是為政治服務，中國近代報刊依然有著非比尋常的重大意義。本文主要通過對近代中國歷史上革命派和保皇派的報刊發展過程及對其報刊思想進行分析和闡述，目的在於思考從近代開始中國報刊在歷史上扮演的角色以及近代報人辦報的意義所在。

關鍵詞：革命派﹔保皇派﹔報刊﹔發展﹔核心精神

一、孫中山及革命派創辦報刊的原因分析

這裡先說明一下革命派在1894年至1900年期間即未創立報刊前的宣傳途徑：主要是個別革命黨人的游說、演講以及印發小冊子等。而孫中山及革命派開始有辦報意識，主要是通過以下兩個事件：事件一，倫敦被捕。1895年，孫中山領導興中會發起了第一次反清武裝起義——廣州起義，這次起義在清政府的打壓下失敗了，為了躲避清政府的追捕，孫中山於1896年9月30日來到了英國倫敦。10月11日，孫中山在去教堂做禮拜的時候被清政府誘捕。這一消息被孫中山的老師康德黎獲悉后，先是與孫中山的另一位好友孟生到倫敦警方和英國外交部進行周旋，繼而又向倫敦刑事法院指控清公使館違反《人身保護法》，但交涉均未結果。直到《地球報》記者刊登了孫中山被捕的消息后，才引起了英國各界的強烈反響。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英國首相向清公使館發出召回，要求公使館按照國際法和國際慣例立即釋放孫中山，被釋放后不久，孫中山用英文寫成了《倫敦蒙難記》一書，揭露了事情的真相。通過這一事件，孫中山本人深深地感受到報紙的威力，並且開始思考如何利用報刊的這種威力進行革命思想的宣傳。“對於報紙左右社會之力量，至能達成政治力量所未能完成之任務，有深受其惠之深切認識，而覺革命主義之借報紙宣傳，收效必能速於置郵，是無疑也。”除了倫敦蒙難一事，與革命派思想相佐的保皇派創辦報刊對孫中山的辦報意識也是一種強有力的刺激。事件二，戊戌變法后，維新逐漸走向保皇。在孫中山離開歐洲去日本進行革命宣傳之時，保皇派已經辦了他們的機關報——《清議報》。1898年12月23日，《清議報》創辦於日本橫濱，主編為梁啟超。設論說、名家著述、文苑、外論匯譯、紀事、群報擷華等欄目。從創刊起，大力鼓吹“尊皇斥后”、愛國救亡、伸張民權等。以“主持清議，開發民智”為宗旨。一面抨擊慈禧太后為首的封建頑固派，一面頌揚光緒皇帝，該刊大量介紹西方資產階級政治學說，影響尤為廣遠。1901年12月21日因火災停刊[1]。受梁啟超《清議報》“保皇即革命”口號的宣傳，許多海外僑胞受到影響，紛紛退出興中會而加入保皇會[2]。“革命要想得到民眾擁護並真正在整個國家獲得最終成功，還必須借助於大眾傳媒的輿論宣傳和思想滲透。[3]”這讓孫中山更加清晰地意識到報刊的重要性，在總結以上事件的經驗教訓后，孫中山開始利用報刊這一強有力的武器與保皇派和封建統治者進行頑強的對抗，將近代中國資產階級革命運動推向了新的高潮。

二、革命派和保皇派的報刊論戰

1905∼1907年，革命派與保皇派掀起了一場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的激烈論戰。雙方論戰分別以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和保皇派的主要喉舌《清議報》《新民叢報》為主要陣地，兩派在新加坡、檀香山、舊金山、香港等地的報紙也都投入了這場戰斗。

“康梁”鼓吹“保皇即革命”，堅持走改良主義的道路，並以《清議報》《新民叢報》為主要陣地，鼓吹君主立憲甚至開明專政，反對排滿革命和民主共和。為了從思想上掃除障礙，擴大革命陣營，革命派創辦了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公開宣布以“傾覆現今之惡劣政府”、“建設共和政體”和“土地國有”為“主義”[4]，用資產階級的民族理論分析中國的滿漢民族關系，指出滿族對漢族實行高壓的不合理性和漢民族起來反抗的正義性﹔強調“專制之為禍”，並通過世界資產階級革命的歷史，說明隻有與君權浴血奮戰，才能爭得民權﹔除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外，還認為“社會革命當與政治革命並行”，宣傳“土地國有”思想。用孫中山“三民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民報》，迅速佔據了進步輿論的中心領導地位，大受海內外進步知識分子的歡迎。因此，革命和改良在道路和思想上的分歧愈深，斗爭愈烈。

雙方論戰的主要內容：要不要進行民族革命？要不要進行民權革命？要不要實行土地國有、平均地權？革命會不會引起帝國主義干涉，使中國招致瓜分？而兩派論戰的過程大致分三個階段：保皇派佔輿論主導地位為第一階段、革命派逐漸贏得人心為第二階段、以《新民叢刊》的停刊為標志表示著保皇派論戰的失敗為第三階段。

第一階段可以說是論戰前奏，為兩派的論戰埋下了種子。

《清議報》宣傳的主要內容是“尊皇攘后”，主張政治改良。其創刊宗旨是：維持支那之清議，激發國民之正氣﹔增長支那人之學識﹔交通支那、日本兩國之聲氣，聊其情誼﹔發明東亞學術，以保存亞粹。由於清政府的禁止，《清議報》作為維新派當時在日本的言論窗口，在其發行的三年期間，在海外大力宣傳了維新思想。《新民叢報》是1902年2月8日維新派在橫濱創辦的，主編是梁啟超。其宗旨是“開民智”、“造新民”，是保皇派最主要的言論機關。

第二階段是以孫中山在《民報》上發表的《發刊詞》為進軍號角。同在《民報》第一期發表的有陳天華的《論中國宜改創民主政體》和汪精衛的《民族的國民》二文，此二文共同指名批判康有為和梁啟超主張立憲的“妖言”。在這樣的批判下，《新民叢報》也不甘示弱，先后發表梁啟超的《開明專制論》和《申論種族革命與政治革命之得失》等文章進行反擊。論戰大幕正式拉開。論戰雙方在各自主辦的刊物上發表文章以批判、駁斥對方的觀點。論戰一開始，梁啟超因能言善辯，善寫文章，言辭犀利，吸引了一大批青年讀者﹔但當論戰真正開始時，梁啟超保皇論點缺乏根據，援引材料和外文翻譯錯誤頻頻。這樣一來，以梁啟超為代表的保皇派的思想逐漸淡出了讀者群，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在不懈的宣傳下，革命思想慢慢深入人心，受眾群逐漸龐大。

第三階段以《新民叢報》的停刊而告終。與《民報》的大發展造成鮮明對比的是《新民叢報》的衰落。1906年后，《新民叢報》由以前的十幾個欄目變成了四個欄目，文章內容也十分有限。1906年7月，《新民叢報》向革命派求和，但是《民報》不允，表示要“犁庭掃穴，不留余種”。就在這樣的境況下，《新民叢報》勉強維持到了1907年11月，停刊后，保皇派在論戰中以失敗告終，這既是自身局限所致，也是時代潮流的沖擊所迫。

經過為時兩年的論戰，革命派最終戰勝了保皇派，在20世紀初的中國，民主革命的精神開始扎根於中國人民的心中。

三、近代中國立報的意義

通過對資產階級維新派和革命派報刊論戰歷程的論述，思考《清議報》《民報》，以及近代史上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創辦的其他報刊立報的意義對於當今社會發展過程中的新聞媒體是十分有益的。

1.民族意義。近代中國報刊最重要的意義就是它的民族性，必須把它放在近代史這個大的歷史環境中去考量。近代中國，列強欺凌，封建剝削，軍閥混戰，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再到北伐，抗日戰爭，一直到新中國的成立前，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都不是完全獨立的。1840年至1949年這百余年中，中國的歷史使命就是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國人創辦報刊都有著鮮明的標簽，目的是為了通過輿論宣傳來達到民族解放。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決定了近代報刊業從它創立的那一刻起，就從未間斷過地充當著聯系和溝通中西文化、中國社會各階層的雙料任務。所以說，不管是近代創立的報刊也好，還是當代的各類新聞媒體也罷，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時刻樹立一種民族責任感，要深感自身肩負著重大的民族使命感和歷史使命感。

2.留下了政治家辦報的遺傳因素。“政治家辦報”這一觀念是毛澤東最早明確提出來的，也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辦報傳統。但是，殊不知，雖然概念的提出在20世紀中早期，但是早在19世紀末及20世紀初，已經開始了政治家辦報的最早雛形。我們可以看出，在近代歷史的長河中，革命派和保皇派雙方在為實現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這樣的歷史環境中誕生和成長，自然而然的具有了天生的政治性思維，百年來國人自辦報刊具有鮮明的派系標簽，他們的核心精神就是為政治服務，這是中國近代報刊難以磨滅的胎記，這一顯著特點為以后中國共產黨以“政治家辦報”提供了最初的模型，影響可謂是十分深遠。1957年6月7日，毛澤東在和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的談話中曾說道：“寫文章尤其是社論，一定要從政治上總攬全局，緊密結合政治形勢，這叫政治家辦報。[5]”近代報人辦報的過程時刻都緊密結合著當時的政治形勢，從政治出發，又是以政治為落腳點。受近代報刊這一政治辦報傾向的影響，“政治家辦報”、“喉舌論”和“黨性原則”一起成為新聞工作的“金科玉律”。

3.為后人創刊樹立了民主、自由的典范。雖然中國近代報刊創立之時是中國民族危亡之時，創立原因也是為了救國救民。但是，這絲毫不影響近代報刊業立報的民主性和自由性。本文的前提是不以政治環境對兩派辦報的禁止和限制這一考慮因素為主，主要就兩派辦報自身的自由性和民主性談起。作者想，最能體現近代報刊這兩個特性的就是革命派和保皇派的報刊論戰。在論戰過程中，雙方的主編和其它主筆最大限度的發揮了其言論自由性，以喉舌論戰進行博弈。無論是以梁啟超為首的保皇派對保皇進行的淋漓盡致的宣傳以及對革命派人士的冷嘲熱諷，還是以孫中山等人為首的革命派無情地對保皇派思想進行有力的批判，以充足的論據和堅定的論點奪得了論戰的勝利，這一過程中，沒有任何一方去剝奪或者以卑劣的手段去阻止對方進行辯論，而是雙方互相給予對方以最大限度的自由，以報刊者應有的自由性去公平的進行爭辯。這一特點也為后人創刊樹立了良好的民主及自由的典范。報刊發表應具有民主性和自由性，不以其他報刊的某些內容或辦刊思想與其相左，而去阻礙其他報刊的發展，應該要做的是盡最大可能去兼容並包，吸收符合時代潮流的以及大眾口味的新思想、新觀點，不做時代的阻擋者，爭做時代的急先鋒。

總而言之，近代報刊的創立為以后的報刊確立以民族性為第一考慮因素、當代國家主流報刊辦報不能違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報刊應具有民主和自由性提供了可供借鑒的前提。

參考文獻：

[1] 清議報[EB/OL].搜狗百科,http://baike.sogou.com/v58946893.htm.

[2] 趙雲澤,孫萍.中國新聞傳播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

[3] 劉華蓉.大眾傳媒與政治[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4] 胡漢民.民報之六大主義[J].民報,1906(3).

[5] 吳冷西.憶毛澤東[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