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助理追憶楊偉光：大氣度的老領導

楊偉光

熟悉楊偉光先生晚年生活的人知道，他腰杆硬朗，眼睛清亮，目光堅定，也時常挂著天真的笑容，如老小孩般。他最常穿白襯衣，一年四季，有領有袖。遇到出席會議時，必正裝、系領帶，領帶是紅色的居多﹔隻有在北京的三伏天，他會穿短袖襯衣﹔三九天，他偶爾會戴呢子禮帽。黑色或藏藍的西褲，穿軟底兒黑皮鞋。站得很直，偶爾正一下半金絲框的眼鏡，這多半發生在等電梯的時候。

隻要辦公室沒有客人，他幾乎都是在伏案工作，幾綹頭發垂搭下來。他隨身帶一把小梳子，在會見客人前，從襯衣口袋裡掏出，梳理一下頭發，那定期染黑的偏分的發型幾乎沒變過。

楊偉光先生的屬下們、客人們多半都稱呼他“楊台”或“楊部長”。對於並非央視體系和影視行業體系的外人的我，很長一段時間都稱呼他：楊老師。

儉朴隨和的副部級領導

在跟隨他工作的第一個冬天，我發現他皮鞋后跟是補過的，用半月形黑色月牙膠皮，補的。我在想，一位曾經的廣電部副部長、中央電視台台長，怎麼還穿補過的皮鞋呢？他住的宿舍樓周圍也沒見到補鞋的。那他在哪裡補呢？

這問題，是一閃念的。是我對這位年近七旬，如我祖父年紀的領導，產生的第一個問題。這一閃念的問題，我很快就在記憶裡找到了答案：第一次單獨與他談工作，是2005年夏末，話題圍繞著“劇本、劇本，一劇之本”展開的，不覺聊到了生活。我告訴他：“我父母是69年支援三線建設到了寧夏吳忠，從小生活在農村……”

他認真地說：“農村的孩子能吃苦。我是農村的，直到出了梅縣農村上學，才穿過鞋子。我一心考北京大學新聞系，考上了，北大新聞系又並進了人大新聞系。所以我是進北大，出人大。兩個學校的校友會都來找我。多好。”

他問我：“你是哪個大學畢業的？學的什麼專業？”我回答：“是西安理工大學，讀的會計。結果1998年到了北京，才發現原來還有北電、中戲，才知道還有學電影，學藝術是有大學念的，畢業后干了一年會計，不喜歡，我喜歡電影……”

約莫聊了兩小時。手機響，他接電話，我收了聲。挂了電話，他伸手拿過4A紙尺寸的打印冊，有十厘米厚，遞給我，說：“你回去看，下次見面帶上你的簡歷，再聽聽你的劇本意見。”

他起身，繞過班台，送我出門，直送到電梯口，按了電梯的下行鍵。整個過程，我著實忐忑，哪敢勞駕副部長送呢。他隨和地說：“送一下、送一下。”笑著握手話別。他的手心、手指都很柔軟，只是皮膚有些干。后來接觸多了才發現，這大略是他的習慣，對於客人尤其是第一次造訪他的客人，都會送出辦公室大門，送到電梯門口。

那淡藍皮包裝的冊子，是我第一次接觸未開拍的完整的電視劇劇本，第一次和投資方、主創討論的劇本。自那時起，閱讀劇本、討論劇本，成了我日常工作之一，甚至可以說是我生活的一部分。這是楊老師給我的職業機會，我安身立命的飯碗。

站在對方角度思考做事

楊老師說話聲不高但底氣足，語調均勻，南方口音，說他語速較慢，倒不單是義齒的緣故，而是他為讓對方能聽真切的原因。在他跟著電視熒屏字幕唱《東方之珠》時，尤為明顯：他是在照顧對方能聽真切。有一次聚會，楊老師接受了女同事的邀請，跟著樂曲，跳跳交誼舞，也時常照顧舞技不佳的舞伴。

他寫字很穩，手稿非常整潔，想好一整句后，才落筆，通篇來看修改、涂抹之處極少。我見得最多的是：“旭東閱。楊”，有時在“旭東”前面加“請”字﹔有時在“旭東”后面加“同志”二字﹔有時在“楊”字后面加阿拉伯數字的日期。他的字，能楷體不行體，能行體不草體，鮮有聯屬。他在照顧對方能看真切。

在視協組建新公司的過度期間，經常要外出，楊老師讓我坐他的車，我總是遲疑。他覺察到了我的不安，索性站在轎車右后車門前，說：“旭東，從那邊上。”

還有多次，如果下班晚了，楊老師就叮囑他的司機開車送我。他記得我家住的遠。沒多久，我就在離辦公室兩公裡左右的某小區租住下來，坐公交、騎單車上下班都很方便。他問我：房租多少錢，幾個人住等等。

楊老師的專車副駕駛座椅，靠頭的那部分，是被摘掉的。他經常坐在副駕駛座椅的后面，看著遠方。一次路過央視宿舍區，他笑著說：“那時候，單位還能分房子，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我定的。好多台裡的同事遇到我就感謝。感謝我幫他們解決了住房。你看，現在房價都多高了。”

楊老師留給我Email地址，用戶名的尾綴是*****，就是他的車牌號，他說：“這多好，一下記住兩個。”楊老師生活、工作極其有規律。一早，專車在他家樓下接他到辦公室，中午接他回家吃午飯，下午在接他辦公，晚上回家。如果沒有推不開的應酬，他不會在外面吃飯。除了手機號碼，楊老師還把家裡客廳的和臥室的兩個座機電話號碼給了我，說：“回家工作，有時會關手機。有急事可以打座機。客廳沒人接，就打臥室的。”他知道創業新公司事情多，怕因為自己的原因誤了公事。楊台為公司取名叫：天地人傳媒公司。

站在對方角度和處境上思考、做事，已然是楊老師血脈裡的習慣。照顧他人、與人方便的習慣，至辭世他都保留著。驚聞他辭世的噩耗，我與他的獨女楊平女士通話，楊平說：“我爸住院期間怕給大家添麻煩，就低調處理，沒幾個人知道。”

工作中關於“度”的理論

由於工作關系，我有機會和一些央視在職、離開央視體系的媒體人，地方電視台的媒體人接觸。故事也常以：那時候，楊台如何如何，開始。他們說的最多的是“懷念楊台時代”。有一件事我印象最深，在參加一個行業活動的晚宴上，知名制片人某君來給楊老師敬酒，楊老師向他介紹：“王旭東，我的助理，你們年輕人要多聯系、多合作。”某君悄悄的對我說：“楊台絕對的工作狂，水平又高，我們進了楊台辦公室誰都不敢坐，站著匯報工作。”

至此后的五年間，我到楊老師辦公室，從來都站在班台前，而楊老師也從來都是在我匯報前，說個：“坐”字。我就坐下開始匯報。

由“楊老師”改口稱他為“楊台”我記不清具體時間了，大概的情境是一次集體工作會議上，每位與會人員都稱呼他為“楊台”，我感覺再稱呼“楊老師”顯得很不適宜，於是就改口稱呼他“楊台”，一直到現在。

關於楊台在央視出任台長和廣電部副部長期間、在視協出任主席的事情，我很少主動問，他也很少主動提。但凡提及央視、廣電部、視協等的工作，楊台總提他關於“度”的理論：節目改革要有度，如廣告競標、東方時空、焦點訪談的內容尺度和時長問題﹔人事改革要有度，如不拘一格降人才，自薦的敬一丹，考招的白岩鬆、方宏進、崔永元們﹔香港動作指導袁和平的啟用﹔業務改革要有度……

改革、創新要有“度”，以度的把握達到雙贏的局面。強調“優秀節目為王”和“精品至上”的理念，這兩處錦句，后來挂在了在他新辦公室的牆上。

楊台對我做電影研究寫評論很支持，一次，我請他作我加入中國電影評論學會的推薦人，他同意了，在我的《申請表》上簽字時，說：“一個單位，要有鑽研理論的，人要有理論指導實踐的能力。”一些電影的點映，是在我的工作時間段，楊台從來都是准假的。他也會偶爾問我，看了什麼電影了？怎麼評價？沒有楊台的鼓勵和支持，我也難在電影評論方面有所積累和長進。

2006年夏天，某君負責高群書導演的《東京審判》電影的部分宣傳工作，他托我請楊台作為嘉賓領導觀影。楊台答應了，觀影后對我說：“拍得很認真，那段歷史值得書寫。”這是我和楊台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共同在影廳觀影。

楊台的大氣度和大局觀

有兩三年，我們天天都在看劇本。看劇本費眼，技術部門的同事就幫楊台下載了一個語音軟件，可以講劇本誦讀出來，他常常在辦公室聽劇本，時不時在劇本打印稿上寫下批注。楊台設立了劇本的三審制度，我是二審的終審，他是三審的終審，這恐怕是中國“劇本醫生”的開端，一些走過我們審看流程的劇本得以在電視台播出，有一些還獲得了不錯的收視率，但這些項目和視協和公司並無什麼關系。我為此有些牢騷。

就這個問題，楊台批評過我，他表達比較溫婉：“旭東，我們是看了一些劇本也提了意見，最后項目沒和我們合作，你不要有情緒。你想想，這些意見和建議如果對電視劇有用，節目質量提高了，不就是對中國電視劇提高水准有幫助嗎？對行業有貢獻嗎？”

面對中國電視行業的大局，我慚愧，沒有楊台這樣的大氣度和大局觀。我確定，他是以台長甚至部長的思維格局在經營企業。

除了負責電視劇部門，我還要負責一部分主席助理的工作，幫楊台起草一些方案。有一天，楊台問我，看不看央視戲劇頻道？我說：“看。我喜歡馬連良、周信芳。”楊台說：“當年經典戲曲音配像工程，是我定的，親自抓的，李瑞環同志很支持。音配像是通過電視手段把國粹更好的保留和傳播出去。”

那次談話后，《中華文明精粹音像化工程——實施把以文字為載體的中華文明轉化為以音像為載體》方案，開始啟動。

楊台親自寫綱要、組織專家開會，論証﹔我負責搜集材料，細化綱要﹔調整、修改數十稿，耗時近一年。2006年夏，楊台定稿。他在文中寫到：……我們要打造象華納、迪斯尼、維爾康母那樣的跨國文化公司，把中華文化推向世界，把中國推向世界。當我們的優秀影視片庫達到幾千部（集）時，可以將其翻譯成各大國的語言，走出國門去辦台。這不是夢，也不是狂言，中國國際地位提高以后，世界需要了解中華文化，需要了解中國奇跡般地發展。這是可以預見的。我們要抓住機遇，開拓創新，辛勤耕耘，制作出不愧於偉大時代的作品，制作出具有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作品，為全球觀眾提供豐富多彩的精神食糧過去已做過一些，但沒有計劃，打亂仗，由於指導思想不明確或資金不足，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我們擬定這個計劃，把重點突出來，有利於制作成系列。中華文明精粹音像化工程是一個巨大的文化工程，並不是短時間能完成的，應該用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時間去完成。一代一代傳下去…….

楊台說：“音像化工程第一批就十多個系列，全部完成應該比《四庫全書》工程量還大。”這是楊台的大願望。

親自策劃審讀《家有兒女》

楊台喜歡孩子，是發自內心的喜歡。2006年臘月二十九，一位入職不久的女同事，帶著她五六歲的小女兒到辦公室，不想在樓道遇見了楊台。他主動和小姑娘打招呼，隨即轉身到辦公室，拿了幾百元的壓歲錢，給小姑娘。女同事慌忙阻攔，楊台看出了她的不安，笑著說：“過年了嘛，要給壓歲錢。”“謝謝爺爺，新年快樂！”這一老一小的笑聲，勾勒出朴素的家的年味兒。倘若他對孩子沒有此大愛心，又如何支撐他策劃並親自審讀6000萬字的劇本、近一萬分鐘367集的《家有兒女》呢？

楊台非常守時，尤其是外出會晤。那天晚餐，楊台沒有拿包。席間，他象征性的喝了半杯紅酒，問了問我在奧組委工作的事情，也告訴我，他在策劃籌拍《媽祖》電視劇，讓我多關注。還好，那裡的菜清淡，符合楊台的口味，包間也大，透過窗戶能看到院子裡的景致。沒談什麼具體的事情，我只是想念楊台，想向我工作的領路人、老領導匯報一下我近期的工作。這是在我離職一年左右。臨別前，他叮囑楊平：年輕人要多聯系、多合作…

2014年9月20日晚，楊台留下他的大格局、大願望、大愛心，走了。

楊台，您常說，客家人走四方。您就把天堂當做您的第五方天地，願意伏案便伏案，願意看遠方便看向遠方，像往常一樣。

2014年9月21日

（作者王旭東是原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主席助理、天地人傳媒公司電視劇部主任，現任中國電影評論學會 學術活動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