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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媒介儀式理論看“春晚”的新變化

晁曉峰

2014年10月08日16:28    來源:今傳媒    手機看新聞

摘 要:經過32年的發展,春晚已經形成了一套固有的主題、形式和內容。國家在場、人民聯歡等成為了春晚儀式性質的主要表現主題。近些年,節目形式固定、內容雷同等漸漸被人們所詬病。衛視春晚崛起、其他媒體和觀眾角色的轉變,都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春晚的儀式性質。2014年春晚升格為國家項目,採取了外聘導演的舉措,開場短片體現了創造者們的思考和改變,這預示著央視春晚開始了自身的救贖,春晚的儀式性質將被重新構建。

關鍵詞:春晚﹔媒介儀式﹔國家在場﹔開門辦春晚﹔重構

春晚走過了32個年頭。縱觀春晚的歷史,在每年除夕之夜上演的一個個精彩紛呈的綜藝晚會組成了一個時間跨度極長、覆蓋范圍極廣、影響極深的媒介奇觀。

2014馬年春晚和往年一樣,從開始建組到直播結束的各階段都引起了全國上下的廣泛關注。不同的是,近些年逐漸失去光環的春晚在採取了外聘導演、升格為“國家項目”等措施之后,再次被人們熱議,成為2014年春節過后話題最多的媒介事件。一度式微的春晚不僅沒有被邊緣化、反而越來越受到關注,人們不禁要問:反彈原因何在?一度被研究者們引入的“媒介儀式”理論為我們提供了回答的視角。

本文從春晚的媒介儀式性質出發,分析春晚儀式性重構的表現及原因。

一、央視“春晚”媒介儀式性質的體現

2003年,英國學者尼克·寇德瑞提出了“媒介儀式”的概念。他將媒介儀式表述為“圍繞與媒介相關的核心類屬和界線展開的一種形式化活動,這種活動的進行直接或間接表明了它和那些與媒介有關的寬泛價值之間的聯系。”根據寇德瑞的理論觀點,春晚成為了一種典型的媒介儀式。

首先,第一媒體電視作為依托,春晚擁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這是春晚具有儀式性質的一大前提。2014年1月31日,央視廣告經營管理中心在其微博發表春晚收視率,截至2014年1月31日00:24,CCTV-1綜合頻道等五個頻道並機總收視率達19.71%,全國並機總收視率達30.98%(其中包括直播收視率30.94%,時移收視率0.04%),與2013年基本持平。

其次,利用具有一定空間的場地進行春晚演播是春晚儀式進行的另一保証。不論是1983年近600平米的演播廳,還是從1998年到2013年一直沿用至今的具有4700平方米的央視一號演播廳,都足夠容納較多的演員與觀眾。在相對固定的場所進行幾乎重復的進程,是儀式性質的一大體現。

第三,春晚的內容和過程具有儀式意義。春晚的節目是專門為這台晚會特意創作和編排的。在春晚的舞台上,你可以看到舞蹈、小品、魔術、雜技、京劇、相聲、歌曲等節目形式。這種表演性、象征性符號的形成過程就是媒介儀式的表現方式,也是“春晚儀式”的主要內容。春晚的直播使得海內外中華兒女無論身在何方,在北京時間晚上8點整准時收看到春節聯歡晚會,達到了“天涯共此時”的效果。由主持人帶領著觀眾一起進行的零點倒計時,這是整場儀式的高潮。歡歡喜喜開場、開開心心歌舞說唱,最后再一起“難忘今宵”,春晚儼然就是一個一年一度的媒介儀式。

春晚的儀式性質中最突出的是它的“國家”性質。“春晚”一度是“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的簡稱、俗稱及代名詞。中央電視台是國家廣電總局直屬事業單位,在行政級別上屬於副部級。由央視舉全台之力主辦的春晚自然是國家意志的體現。不論是競標制還是任命制,總導演的選擇都要經過央視總編室、編委會、廣電總局的層層選擇。就算是2014年選擇中央台以外的導演,選聘名單和最后人員敲定也要得到總局的認可。在節目的選擇和編排中,必不可少的逐層審查和彩排的流程也最終要得到上級領導的同意。相關部門各位領導的出現,使得春晚不僅僅是一場普通的電視綜藝晚會,而是體現了“國家”的介入與在場。每年晚會所體現出來的主題一般為愛國、奉獻、團結等主旋律思想,這是主流、更是國家意識形態的體現。

可以說,經過32年的發展和提煉,春晚形成了以每年除夕之夜為舉行時間、央視演播現場為場所、全國上下共同參與的一項媒介儀式。在這項媒介儀式中,電視是主要的媒介依托,現場表演者、主持人以及現場內外觀眾是儀式的直接參與者。從總導演的選定、團隊的成立、表演者選定、節目的編排到最后的數次彩排、審查、刪減節目直至最后的播出,每一環節的信息都被大批媒體所關注。這些對春晚的關注和報道、各種關注和討論也是儀式的表現。每一屆的春晚都遵循著“主題先行”的原則,弘揚主旋律、增強集體意識、民族意識、凝聚社會力量是春晚儀式的主要功能。

二、“春晚”儀式性質的消解

20世紀90年代以來,春晚在受到關注的同時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包括創作者在內的很多人認為春晚具有一定的“慣性”,這“慣性”其實就是春晚儀式的性質及其表現。承載主流意識形態的傳播任務,使得春晚不可能完全按照市場需求、藝術規律或者觀眾喜好去設置主題、架構及節目內容。當今的媒介發展迅速,社會已經逐漸進入“人人都有麥克風”的時代,傳播重心的下移必然使得自上而下的灌輸顯得生硬和滯后,也會造成越來越多人的反感和抵觸。如何在新形勢下既完成儀式任務、又能讓觀眾滿意,上下都要“伺候”好成為了創作者日夜思考的問題。開門、創新、接地氣……一系列改革舉措陸續上馬,但每年的微調似乎並不能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得到的吐槽多於認可,諷刺多於贊美。但無可否認,在內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春晚的儀式性質得到了重新的構建,這個變化過程首先體現在儀式性質的消解上。

(一)導演外聘和春晚短片

在經過若干年的探索之后,春晚改革在2014年邁出了堅實的一步,總導演及其他主創人員外聘是最大的看點。春晚是央視最大的節目,往年總導演的選擇,不論採取哪種決定的方式,都是由某位央視內部德才兼備的編導擔綱,所有創作人員也是由央視人員出任。這不僅是為了保証春晚的節目質量,也是為了維護其專業、高端、神聖的性質,體現春晚儀式的國家在場。採取外聘導演、外聘多名主創人員和策劃者,一方面是春晚“開門辦春晚”的標志,另一方面,也是央視開始放下權利手杖、包容他者的表現。這種“放權”、“包容”減弱了儀式的神聖性,把春晚從國家拉向了平民,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春晚儀式的權威。

以往的春晚雖然一直宣稱要改革、創新,但創作者們總是“居廟堂之高”,所做的努力並不能得到廣泛的認可。“隻緣身在此山中”和儀式性的繼承成為了改革的最大阻力。2014年開場採用了短片的形式,這是央視32年來頭一遭。一個貌似沒有“團結”、“國家”等主題、卻極具新聞和電影特色的短片,被很多觀眾“點贊”。短片把“春晚是什麼?”這一幕后的思考作為台前的問題向被採訪者提問,讓來自各行各業的人們在其中說出自己對春晚的態度與理解。馮小剛導演的這一短片把以往大家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的東西直接搬上了屏幕:“俗氣”、“北方的笑話聽不懂”、“看春晚最大的樂趣是吐槽”。這種直白的表現是一種典型的自我解嘲,也表現出了歷年來創作者們的無奈。

從出任總導演以來,馮小剛曾多次表示,自己做好了“挨罵”的准備。片中一位老者的話“春晚不能僅僅是娛樂,還要有教育意義”,這恰恰是春晚儀式肩負的作用。“春晚就是站什麼山,唱什麼歌”好比馮小剛出任總導演的角色定位。“電影還好湊活,小品可不敢,太難了”、“要在同一時間娛樂所有人”恐怕正是創作者們的難言之隱。陳道明在片中的台詞是“多它不多,沒它不少,春晚就是年夜的一個伴隨吧”、海外華人的“我們不像國內觀眾那麼挑剔,演什麼節目我們都愛看”,這些倒可以理解成,制作者們是在請求觀眾不要那麼挑剔。可以說,馮小剛是央視請來給自己會診的一名外援,而他則站在前任們倒下的廢墟上唱了一首挽歌。

以短片的形式自我解嘲,是春晚放下身段、向觀眾示好的表現。這種解嘲正視了觀眾們的需求和愛好,開始把晚會的制作重心下移,多少含有“國家退場”的意味。馮小剛不是央視的員工,也不是電視的編導,是一個電影導演,從旁人的角度看春晚,非常符合觀眾們的心理。春晚的創作者走下神壇、從觀眾的角度審視自身,拉近了與觀眾的心理距離,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春晚作為一種儀式的神聖性質。

(二)地方衛視和其他媒體群雄逐鹿

從1983年首屆起,春晚逐漸形成了一定的儀式形式:以中央電視台為舉辦方、央視演播廳為演出現場(1985年例外)﹔晚會必須在除夕夜以現場直播為播出方式,節目形式多樣且多是專門為春晚創作。在央視享有種種特權的時候,我們也應看到,舉辦晚會並非中央台的專利。遼寧台舉辦春節聯歡晚會已經有了30年的歷史,湖南台也將近有20年了。隨著地方電視媒體特別是省級台的發展壯大尤其是上星,不斷有衛視春晚進入人們的視野。精心策劃籌備、加大投入力度、邀請各界大腕……地方衛視使盡渾身解數,想要分得一杯羹。雖無法與央視抗衡,但各地方春晚的誕生、發展好比各路諸侯揭竿而起,給“中央集權”的央視春晚帶來了一定的壓力,這也就意味著,一家獨大的春晚儀式在逐漸地被打破。自此,“春晚”,已經不再是“中央電視台春節聯歡晚會”獨有的代名詞了。湖南、深圳等衛視的春晚還突破了演播廳直播文藝表演的固有模式,結合本台的當家綜藝節目,把春晚做成了一個自有當紅節目的升級版。比如湖南衛視,除了邀請表演人員外,還把前一階段熱播的《爸爸去哪兒》的主人公們請到現場並大做文章,把春晚做成了《爸爸去哪兒》的現場版。深圳衛視春晚的標題就已被明確定為《<年代秀>春節晚會特別節目》,上演了幾代人的春節大聯歡。不難看出,地方衛視春晚的制作也對春晚的儀式性產生了一定的消解。

(三)觀眾和其他媒介角色的轉變

32年來,隨著春晚儀式的逐漸成型,觀眾成為了春晚中必不可少的“場下演員”。演播大廳現場的觀眾因為空間上與主持人、演員在地理空間上的接近而成為了舞台下的演員。當馮鞏一上場剛說出“觀眾朋友們”時,台下觀眾就異口同聲地說出“我想死你們了”這個經典台詞﹔即使是小品演員抖出老套、並不好笑的包袱時,觀眾也會非常配合地鼓掌加大笑。表面上看是主動的鼓掌、叫好、大笑……其實是觀眾們配合地和台上一起完成了一種春晚特有的儀式,觀眾的主動參與也是春晚儀式的一大表現。

自從春晚開始受到批評以來,觀眾及其他關注者對春晚的參與方式開始發生變化。正如開場短片裡說的那樣:“看春晚最大的樂趣是吐槽”。十幾年來,不斷的審美期待受挫使得觀眾在心理上開始疏遠春晚儀式,從主動的關注、喜愛甚至狂熱,變化到現在的關注和不滿意共存。觀眾的參與方式從“主動配合參與”變化到“吐槽式另類參與”,其過程中觀眾的主動性漸漸消退,旁觀性卻相應增強,春晚也逐漸演變成觀眾的伴隨物和吐槽對象。觀眾的疏遠和“背叛”正是春晚儀式消解的一大體現。

此外,其他媒體在春晚效應期的表現和作用也發生了變化。對於多數地方台,除夕之夜一般都會轉播央視春晚。每到除夕夜20點,幾十個台與頻道共同播出同一個節目,其場面何其壯觀,浩大的場面成為了春晚儀式的最突出表現。這種對央視自覺的附和,無疑是對春晚儀式的一大貢獻。而現今,雖然大部分頻道仍然轉播央視春晚,但越來越多的衛視另立門戶自辦春晚,從依附央視到挑戰權威,這種身份的自覺蘇醒一定程度上是對春晚儀式的背離。加上網絡春晚、少兒春晚、山寨春晚的不斷涌現,大有蓋過央視春晚之勢。央視對“春晚”這個儀式的壟斷逐漸被打破,春晚的儀式表現在逐漸趨於多樣化,春晚的儀式性質也逐漸消解了。

三、“春晚”儀式性質的重構

30多年的春晚已經成為了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一個年度性的展現,也是央視和全國觀眾一年一度的約定。覆蓋范圍之廣、觀眾人數之多、播出時間之長、影響力之大使春晚本身就成為了一種文化。這就注定了春晚不可能像其他電視節目一樣,完全跟隨領導意志、市場經濟或者文化需求的規律。國家、廣告商和觀眾都要求央視春晚必須要存在、而且必須創新、多出精品,為多方主體提供一個儀式的平台。

2004年,央視提出了“開門辦春晚”的口號。廣電總局要求全國廣播電視機構為央視春晚提供策劃和節目。

2005年面向全國和海外征集節目,上演了好評如潮的《千手觀音》﹔2006年安排了全國地方電視台主持人提著燈籠大拜年的環節﹔2007年組建春晚網絡聯盟。

2010年央視推出選秀節目《我要上春晚》,之后升級為特別節目《直通春晚》﹔此后,春晚現場的廣告和極具儀式性質的賀電環節也被取消。多年的努力正預示著春晚儀式的重新構建。

2013年7月,央視更是通過新聞發布會宣布將外聘總導演,多名主創人員和策劃也來自央視以外。中央電視台台長胡佔凡說:“向全社會開門辦春晚的力度還不夠大,創新程度還不夠,因此,必須充分利用和吸納全社會的智慧和力量,滿足全國人民的新期待。”從閉門造車到請外援,再到外聘總導演,有人稱其為“開門辦春晚”和“拆門辦春晚”。馮小剛、趙本山等一批著名導演和藝術家成為創作團隊的主要成員,體現了中央電視台開門辦春晚、創新辦春晚的決心、探索和努力。

同時,央視春晚的規格也得到了提升,被正式確定為國家項目。這更加明確了央視春晚的性質,提高了地位。這並非偶然被大幅“拔高”,而是對其作為一個延續30多年儀式的確認和鞏固,是央視春晚“名正言順”的定位。

從1983年首屆春晚開始,央視春晚實際上就已經成為了“國家春晚”,被賦予了組織、策劃各族人民、各地百姓、各個群體共同參與春節大聯歡的意義。確定央視春晚為國家項目,不是給它打入了救命針,而是表現了國家和央視辦好春晚的決心。決心不但不停辦春晚,而且還要辦好,辦出足以代表國家水平、讓人們滿意的晚會。

從“台長工程”提升到“國家項目”,是給央視減壓、把創辦節目的重擔從央視的肩上卸載下來,同時分配到全國電視工作者的頭上,這降低了辦春晚的難度,提高了晚會成功的保險系數。晚會規格提高了,也是主辦者表態、決心要把這台綜合考量意識形態、社會教化、文化娛樂、傳統與現代、草根與精英、民族性與國際化等多重因素的晚會辦好。同時,由於創作團隊和制作班底仍然是中央電視台,這又保証了儀式的“國家在場”。

重構后的春晚儀式,將展現出一個新的儀式模式。主體是一個由中央電視台作為主要召集者,全國文藝工作者共同獻計獻策、包容全國乃至全世界一流演出人員和節目的綜藝晚會。在央視春晚之外,其他衛視、媒介的春晚將作為央視春晚的補充,在不同時間、頻道完成一定的儀式任務,起到“分會場”的作用。其他媒介對春晚的關注和報道也將成為春晚儀式必不可少的一個組成元素。由此,“春晚”的概念將被擴大,春晚的儀式性非但沒有被消解,而是被重新構建起來。由此,央視春晚注定了不是一個“單純”的節目,它身為“國家項目”的性質決定了它必然要重新構建而且必須很好地表現出國家級的儀式性質。

參考文獻:

[1] 呂新雨.儀式、電視與國家意識形態——談電視媒介的文化屬性[J].讀書,2006(8).

[2] 李萍.春節晚會的意識形態幻象研究[D],湘潭大學碩士學位.

[1] 邵靜.媒介儀式——媒介事件的界定與儀式化表述——以我國春節聯歡晚會為范本[N].浙江傳媒學院學報,2009(4).

(作者系南京師范大學 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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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張惠丹(實習生)、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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