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伴——聽龔全珍講甘祖昌的故事【2】

老伴——聽龔全珍講甘祖昌的故事

任辛 江仲俞

一首民謠傳唱至今——世上有個白求恩，中國有個甘祖昌。將軍不做當農民，有福不享愛勞動。有錢不用支農業，毫不利己專利人。

一位詩人由衷贊美——人老雄心在，萬難腳下踩。無私便無畏，一心為他人。祖昌精神在，全珍永繼承。

一篇文章深情開篇——雨淅瀝淅瀝下個不停，周圍十分寧靜。我默默地凝視著老伴的遺像，心潮翻滾。老了。這是80大壽時照的，頭發已蒼白，眼睛還是那樣炯炯有神。嘴巴緊閉，有昔日嚴肅勁兒，但兩頰還是現出了笑窩。笑得那樣安詳，那樣純朴，那樣悠然自得。是會心的微笑，是勝利者的微笑。老伴，你完成了一個共產黨員的應盡義務，輕鬆愉快地去了。

和老伴共同生活了33年，雖然他離開我已經27年了，但和老伴在一起的歲月，回想起來仍感到甜絲絲的。失去了老伴之后就更感到過去的日子是那樣美好、幸福可貴。

一

●春播時，我這一雙穿慣了鞋的腳，叫我出盡了洋相。農忙時老師們都要參加勞動。我原以為這活並不太難，誰知脫下鞋去蒔田時，這雙腳就不聽使喚了。小心翼翼挪動腳步，怕摔跤。老師們都飛快地向前，蒔得又快又齊。我呢？被包圍在中間動不得，人家蒔了兩三個來回，我一行還沒蒔完。

●春天天氣多變，一陣烏雲遮天，雨點就??啪啪打下來，大家一陣風似的飛跑，避雨去了。我可為難了，那田間小路一走一滑，不小心就摔一跤，越是怕越走不出來。兩位好心的老師急忙回來，左邊一個右邊一個扶著我，總算走出了稻田。

——摘自龔全珍日記

1957年，祖昌52歲，我34歲。一家人從新疆回到蓮花縣沿背村，祖昌由穿皮鞋的軍區后勤部長變成田間地頭的“赤腳大仙”，早上赤腳出門，晚上赤腳回家。他不穿鞋，孩子們也一律不准穿鞋。這是什麼規矩？講節約把鞋都省了？我茫然望著這一群“赤腳大仙”，不能理解。星期日下午我返校時，老二仁榮向我告狀：“爸爸變壞了！”

“噢？怎麼個壞法？”

“他不准我們穿鞋，說是要練腳。給我們每人買了個糞箕，每天撿糞，爸爸說肥多糧才多。他撿得真快！我們還沒撿上半箕，他就撿滿了一箕。他一早上能撿四五箕。他告訴我們狗屎最肥，豬屎第二，牛屎差一些，媽媽你看，這裡有這麼多狗屎，我去告訴爸爸到這裡來撿。”說著就跑了。

一個月前還是新疆城裡娃，吃糖都要挑高級的，現在居然變成了江西鄉下孩子。望著女兒的背影，回想春播的尷尬，我感慨萬千，也若有所悟：赤腳不是為了省鞋，在鄉下，不會赤腳走路就無法參加生產勞動。我后悔沒早些跟祖昌一塊練腳，假如和孩子一塊練，也不致出洋相。

沿背村的人說：“你們不認得甘將軍嗎？好認！瘦高個子，腰板筆直，拿一根沒煙嘴的煙筒。袖口有補丁，膝蓋屁股的地方也有補丁，一雙赤腳，走路飛快，你看到這個人，不用問，就是甘祖昌！”

祖昌跟我講過一件小事。1962年，他去南昌開會，到膠鞋廠參觀，問工人：“聽說現在用的原料是海南島出的橡膠，質量怎樣？”工人說很好。祖昌說：“那就好極了，我們就要靠自己的原料嘛。”他又問33碼以下的小膠鞋能不能生產。工人說還沒有模子，生產不出來。祖昌說：“造小膠鞋是個大事，孩子們冬天沒有膠鞋，引起關節炎，問題就嚴重了。”兩年后，這個廠生產出了小膠鞋。

二

●那3條厚褲被壓得很皺，應該請干洗店清洗一下。一問，洗一條要3元，太貴﹔我問熨一下多少錢。一條1元。我請店裡熨了。南嶺小學幾次要我去講祖昌艱苦奮斗的故事，答應他們明天講。中午在他們學校吃午飯，這是我最怕的事。自己帶點面條請他們加工。

●黨支部來慰問，送來一個紅包40元。我想：去年是20元，今年是40元。錢不多，但沉甸甸的。我一年交60元黨費，反饋給我40元，我這個共產黨員真有愧呀！我想，以后我每月要交50元為社會公益事業獻愛心。

●到縣政府大會議室聽報告,關於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這個學習活動終於落實到離退休的老黨員中了。這個學習確實萬分重要，因為有些黨員忘記了共產黨的宗旨、奮斗目標，一味追求物質享受，唯利是圖、吃喝玩樂成為他們的人生目標。

——摘自龔全珍日記

我常夢見祖昌。來了客，要去買肉，祖昌隻掏出1元錢，這點錢買得到什麼東西呢？就醒來了。

他的戰友當面叫他“甘部長”，背后都叫他“鐵公雞”。物資緊缺時期，他這個做后勤部長的，不精打細算怎麼行？第二次國共合作初期，祖昌常到西安購置部隊生活用品，出差回來報銷伙食費，每天不超過一角錢。同去的老張比他多出兩倍，組織上找祖昌了解情況。祖昌說：“我和老張不同，我飯量小，一頓兩個饅頭就夠了。而且我是南方人，在家炒了一罐辣椒，夾在饅頭裡就不用買菜，老張是北方人，要吃一點蔬菜。我吃了饅頭喝點水就行了，老張愛喝點稀飯。這樣加起來就比我多了。”

他到北京開會，上車前一碗面，車上一碗面，下車一碗面，三碗面到北京，次次如此。有一年，他了解到一個水稻優良品種叫“清江早”，生長期隻有70天，很興奮：“全縣有1萬多畝秧田，如果種‘清江早’正好趕上種晚稻，畝產五六百斤，就可增產五六百萬斤。”他問什麼地方有“清江早”，技術員說在清江縣（后改為樟樹市）農科所。祖昌說：“馬上走！”技術員問：“清江火車站離縣城七八裡路，要不和縣委聯系一下，請他們派個車？”祖昌說：“七八裡算什麼？走著去！不能聯系，聯系了就給人添麻煩！”那天下著蒙蒙雨，祖昌的布鞋沾滿了濕泥巴，他索性脫掉鞋子提在手上走。

老大平榮在部隊做護士，我想把我的手表給她。征求祖昌意見，他說：“不用管。我四一年才開始戴表，她才當幾天兵就戴表？”我說分工不同，當護士要打針、量體溫、測脈搏，都離不開表。他說：“她不會到辦公室看嗎？辦公室還能沒有鐘？”

平榮要結婚，看中了一套家具。我跟祖昌商量，祖昌說：“我隻給200塊。”

“200塊錢好干什麼？”我說。

他跟我算賬：“你想想，我一天有11.35元，你一天也有1.9元，哪個農民有這麼多錢？要是認為這是命好，應當得，就錯了。這是人民的，應當用在正道上，不能浪費。”

我說：“我們結婚20多年，從沒為錢爭吵過，你要怎樣安排就怎樣安排。我想買個櫥，你不同意﹔買一套刀剪，你也不同意。我的收入包家用，你的錢支援國家建設，我沒意見，但孩子要結婚，幫他們置辦點家具，這算不得浪費。”

祖昌說：“我隻有400塊錢存款，你取出來給她200，家裡留200過年。”

“200塊錢好干什麼呢？”我又苦笑起來，“家具大概要600塊，被褥100塊不夠，給她700吧！”

“我沒有錢。”一句話擋了回來。

我算了一下，我們為集體捐了85000多元，我不但貼了工資，連銀行利息也都貼進去了。

三

●今天到幸福院報到,向院長說了來意，要求當義務服務員。自己買台洗衣機為老人們洗衣，縫補衣物。我到幸福院來安度晚年，這條路是祖昌指的，我也認為很合適。我將為祖昌的戰友和他們的家屬服務。幸福院旁邊是琴亭小學，我還要為孩子們多做點事。

●外孫金鋒從深圳打工回來3個多月，我們一直沒有深談過……他終於得到上班的機會了。他的心情與我的期望相同：不論哪個單位，什麼工作，都願意接受。對金鋒的就業問題，我和金鋒都講現實，既然學校缺老師，當老師是最好的選擇。我希望他能珍惜這份工作，並能努力學習，做好這項工作。

——摘自龔全珍日記

可能因為祖昌是軍人吧，女兒們小時候都想當兵。那時不在蓮花招女兵，平榮要祖昌給新疆軍區寫信，爭取一個女兵名額。祖昌臉一拉：“征兵是有嚴格的計劃和要求的，不能開后門，搞不正之風。”1972年，有女兵名額了，平榮自己去報名，但體檢時右眼視力偏低，取不了。祖昌不但不去講情，還跟人武部說：“她視力確實不好，右眼隻有0.5。”

好在平榮品學兼優，被學校推薦入伍了。4年后，老三公榮滿18歲，一個人跑到人武部報名。一體檢，什麼都好，就是腳不行。負責招兵的同志告訴她：“你是平足，不合格。”

公榮想不通，怎麼是平足呢？她回家叫我脫襪子，我莫名其妙。她把我左腳板翻過來看看，又把右腳板翻過來瞧瞧，說：“奇怪了，媽媽不是平底腳。爸爸肯定也不是平底腳，不然的話，他走路怎麼那麼快？”

是啊！祖昌那時也70多歲了，年輕人和他一同走路還要緊追慢趕。村裡人誰不知道，祖昌不到10歲就到萍鄉做挑工﹔參加革命后，到永新、茶陵、蓮花一帶收破銅爛鐵做子彈。不是那雙鐵腳板，哪能一次又一次在槍林彈雨中穿行！

晚上，祖昌從地裡回來，公榮提起爸爸的腳看了一下，大聲叫：“呀！爸爸是平底腳！”

祖昌說：“平底腳怎麼了？你能走得贏我？”公榮那個委屈啊，說：“就是因為我遺傳了你的平底腳，去當兵，人家說不合格，不收我。”祖昌說，現在當兵要求嚴格，女兵更是百裡挑一，不收平底腳是對的。平底腳走路慢，走多了腳痛。可是如果不怕苦，勇敢鍛煉，照樣能練成個鐵腳板。“像我這雙腳，別說碎石子扎不破，就連玻璃碴、鐵釘子也扎不破。”他越說越得意，但為公榮疏通關系的事，隻字不提。公榮的參軍夢就沒有實現。

回江西前，我在新疆軍區八一子弟學校當老師。1957年初，我提出已離開山東老家15年了，想回煙台探親。祖昌說：“好嘛，不過今年夏天我們要回江西了，你要辦好離職手續。”

我驚呆了。翻看祖昌的日記，裡面夾了3張請求回鄉勞動的報告，從1955年到1957年，每年一張。上面寫著：“自1951年我跌傷后患腦震蕩后遺症，經常發病，不能再擔任領導工作了，但我的手和腳還是好的，我請求組織上批准我回農村當農民，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貢獻力量。”

我的心在顫抖，他回去當農民，我去干什麼？我問：“你們家鄉有學校嗎？”

祖昌說：“你問得真怪，全國都有學校，我家鄉為什麼沒有？”

我又問：“你們那裡的學校缺老師嗎？”“這個我不知道。”他看著我，“噢——，你是怕回去沒工作，沒飯吃嗎？你隻能當拿工資的老師嗎？正規學校不要你，就不能當義務老師？你就不能幫群眾掃盲？！”

我想起同事給我出的主意：讓他先走，過一年半載，等他給我聯系好了工作，我再去。沒想到我話還沒講完，他的臉就拉了下來：“要走就一起走，考慮那麼多干什麼？”

祖昌回到了蓮花，就像雄鷹回到了天空，臉上總是挂著情不自禁的笑。我呢？突然變成了“外國人”：我講話，家裡人瞪著眼睛看﹔他們講話，我也聽不懂。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稻田，白天大人們出去干活了，我卻不知該干什麼。連話都互相不懂，還掃什麼盲？想來想去，我隻有到縣文教局去碰運氣了。跟祖昌一說，他說：“好嘛，你自己去找吧！”因為作好了被分到離家更遠的學校的准備，我背著被子和幾件衣服，步行了40多裡路，到了縣文教局。

正好，坊樓剛開辦了一所中學，缺老師，我就去教書了。

11年前，我遇到一位年輕人，他說：“甘祖昌苦了一輩子不抵。他還叫崽女務農，真是糊涂。”我反駁說：“他的物質生活雖儉朴艱苦一點，但精神卻十分豐富充實。”他說：“精神管屁用，現在誰還講精神，撈到了實惠就是好。”這是對祖昌的誤解。他從來沒有反對孩子們升學、就業，但必須憑自己的本事，不能要求組織上照顧。

祖昌沒為兒女做什麼，但他所做的是為大家的兒女造福，自己的兒孫也在其中了。

四

●小結前兩個月學習情況，感到很慚愧，自認為堅持早上自學一兩個小時，頭腦裡就算有了毛澤東思想，現在檢查一下，真是差得太遠。堵了個“防空洞”（工作困難時想調動），參加了一點勞動（也是別人帶動的），這就叫“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了麼？

●反省一下自己，對政治學習不太重視。近年來，更有倚老賣老的思想，認為自己年過80，雖比不上英模，思想水平也不算低，馬馬虎虎過日子也還說得過去。對照黨對共產黨員的要求，實際上就是過不去。為什麼入黨？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生！共產主義實現要經過漫長的階段，為了實現這一宏偉目標，必須從我做起，從點滴對人民有益的事做起。凡是對人民有益的事必須做。

——摘自龔全珍日記

1928年秋，祖昌剛當上紅軍，組織上就派他到井岡山學習，聽毛委員講課。接到通知，他激動萬分，收拾東西立馬上路。那時已是下午，再快當天也到不了井岡山，同志們勸他第二天動身。他哪管這些，巴不得長上翅膀往山上飛。第二天下午2點上了井岡山，一位辦事員帶著他來到八角樓。毛委員起身說：“來了？很好，你叫什麼？”祖昌站得筆直，說：“甘祖昌，紅軍戰士甘祖昌！”毛委員大聲笑起來，說：“你是江西老表，蓮花人對嗎？我們去年9月到了蓮花，聽說你們是一支槍鬧革命起家的，現在怎麼樣了？”又問：“你認字嗎？”祖昌說：“隻上了一年半私塾，認得些字。”毛委員說：“不錯，參加革命了，要不斷學習，這次辦干部訓練班，就是為了提高干部的馬列主義水平。可是敵人不讓我們學，又來搗亂了，訓練班隻好改期了。”

這次談話對祖昌影響很大。我們剛認識時，他這樣自我介紹：48歲，有過婚姻和孩子，還有腦震蕩后遺症、氣管炎、肺氣腫等等。緊接著就說：“我的學習嘛，也是亂彈琴。閑下來就學一點，忙起來就丟了。我們要堅定地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我們工作生活的指南，離開了就行不通。”

結婚后，祖昌腦震蕩后遺症更加嚴重，軍區讓他療養，學校也放了假，我去陪他。那段時間是我們最幸福的時光。早飯后我們坐在樹陰下學習《毛澤東選集》。我看書速度快，3天就把第一卷看完了。

祖昌驚訝地問：“看完了？”

我得意地說：“假如是小說，我一天就能看完。”

祖昌嚴肅地說：“你不能像看小說那樣看毛主席著作，要邊看邊想問題。你看出什麼問題嗎？”我感到奇怪，說沒看出來。他當起老師來了：“問題可真不少，你以為革命像吃飯一樣容易嗎？你看《井岡山的斗爭》就是記錄了我們紅軍在大革命時期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光看不行，看過后要對照中國實際去想，才能弄清問題。”?！學問真多。我隻得又從頭看起，碰到搞不清的問題，就叫他講當時的情況。他學得十分認真，碰到不認識的字，就問我讀音、字義和用法。“我的學習也是亂彈琴了。”這叫亂彈琴嗎？他是我學習馬列主義著作的啟蒙老師啊！

五

●怎樣才算“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呢？我應當做到：發現思想問題不過夜、及時談﹔深入群眾，做好調查研究工作。

●與婦女主任冰嬌半天走訪了8家群眾。冰嬌這位女同志待人真誠，和群眾關系友好。她這輩子也是苦過來的，丈夫去世10多年，她帶著3個未成年的兒女夠艱難的。調查的目的是為了解決問題，還要請教她解決問題的辦法。

——摘自龔全珍日記

祖昌21歲時就在兵工廠做採購。1932年，他生病回家休息，鄉裡反復做他思想工作，要他當肅反主任。才當兩天，省裡來了一位領導，問祖昌：“你們鄉殺了多少AB團？”甘祖昌說：“一個都沒殺。”來人瞪大眼睛，拍桌子說：“一個沒殺，要你這個肅反主任干什麼？！”甘祖昌反駁說：“我們正在調查，要有証據，沒証據能亂殺人？”來人說：“有人檢舉就行，要什麼証據？！我看是你有問題！”說完拂袖而去。祖昌不能理解，病沒好就連夜回兵工廠了。

1967年一個周末，天已黑了，我從學校回家，看到祖昌正跟沿背大隊政治隊長劉金林聊天。劉金林說：“建橋的水泥買了8噸半，是井岡山牌的。”祖昌說“好”，忙記到筆記本上。劉金林說：“社員干勁很足，晚上干到7點鐘才散工。”祖昌說：“現在天氣冷，散工不要太遲，晚上風大，把皮都吹裂開了不好，要關心群眾的生活，越是忙越要注意這一點。”提到積肥，祖昌的興趣來了。他說：“今年你們的思想擺對頭了，紅花長得不錯，特別那一丘爛泥田的紅花，長得特別出色。”祖昌喜歡和群眾打成一片，既了解了情況，又加深了感情。

祖昌帶領村民建漿山水庫，毛仔對祖昌說：“建水庫好是好，就怕不牢靠，一條河從中攔斷，發一場大水還不要沖垮？”祖昌說：“垮不了，是鋼筋水泥的。”水庫建成了，毛仔走到水庫上，用煙袋鍋敲了敲大壩說：“這家伙比石頭還硬，確實沖不垮。”縣裡一個管水利的干部，說漿山水庫是“包餃子”——裡面泥巴外面包一層水泥，最多3年壽命。這麼多年過去了，漿山水庫完好無損。這是對那些不調查不研究，關在房子裡做官當老爺的人的最好回答。

上世紀70年代初，一位大領導來到蓮花。他在縣三級干部大會上作報告，批評蓮花人懶，不肯種矮禾：“禾越矮越好，越密越好。”講完后要祖昌表態，祖昌搖頭擺手不吱聲。回沿背村的路上，這位領導問：“甘部長，你為什麼不講講話？蓮花的干部群眾太懶了，這不對嗎？”

“不能一概而論，都是懶人，就沒飯吃了。這幾年蓮花的糧食產量還是逐年增長的。”祖昌說，“你對農業生產方面的問題可能摸得少，矮稈化也有個限度，越矮越好，假如隻有一寸高，谷子結在泥巴裡嗎？越密越好，水稻的生長需陽光空氣，太密了，隻長草不結谷……這是科學，所以我不能同意你的意見。”

六

●我去問評議黨員的事，拿了一份表格，要填，真難哪：我夠黨員水平嗎？近年來，我明哲保身的思想越來越嚴重，遇事怕困難，怕求人，越來越缺乏共產黨人的精神了。

●萍鄉市送給我一個大獎章，稱我是“老共產黨員、老功臣”，受之有愧。人生應有理想、有追求、有希望。我過去有，但年紀大了，特別是老伴去世后，淡忘了理想、追求，近年來又有了等待回歸自然的想法，所以暮氣沉沉，不符合共產黨員的要求，感到慚愧。

——摘自龔全珍日記

祖昌常對家人說：“大家爭著要的東西，我們不要﹔人家不要的，我們要。”

1955年，八一子弟學校評級，少數人有些意見，鬧情緒不上課。那時我是教務處副主任，感到問題棘手。周末回家，向祖昌請教辦法。

他問：“你對評你連級有意見嗎？”

我說：“沒意見。”

祖昌話頭一轉，說：“我對我的級別有意見！”

啊？我瞪大眼睛看他。隻聽他說：“有意見，有蠻大的意見！評級別是根據德、才、資3條，軍區給我評了師級，我怎麼夠得上師級的條件呢？你們學校有個老管理員吧？”

我說有，還是個老紅軍。祖昌豎起大拇指：“他的資格可老呢！他參加過湖南平江農民暴動，是跟著毛主席上井岡山的。他現在是什麼級？”

我說：“連級。”

“是?！”祖昌說，“還有你們的總務主任老周，他也是老紅軍，是勞苦功高的老同志，二萬五千裡長征，他背金子、銀元，幾萬部隊的伙食費都在他身上背著。白天背著行軍打仗，晚上還要背著睡覺，一直背到陝北。他現在是什麼級？”

我說：“營級。”

“是?！所以，和他們比，我評個連級也就夠了，頂多評個營級。可是軍區給評了個師級。到中央批，又批了個准軍級回來！我能沒意見嗎？我又向中央提意見了。”

噢！他是嫌太高了。是的，和我的同事比，我隻能當個戰士，從頭學起。可我評了連級，竟然心安理得！自己的思想、覺悟豈不太低了嗎？我一遍遍想著。我和祖昌的思想距離還是很大的，我的思想境界是很低的。

一段對話表露心聲——

記者：您和甘將軍吵架嗎？將軍說過愛您的話嗎？

龔全珍：他雖不像知識分子那樣溫情，但他愛得灼熱，他承認我為他付出的一切。我們對生活要求不高，為理想可以貢獻出一切。他最文明的話是“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對我最高的表揚是“我能活到80多歲，與老伴的關懷分不開”。

記者：您跟著甘將軍在窮山村一過就是幾十年，不后悔嗎？

龔全珍：我一點也不后悔。雖然我沒有得到物質上的享受，我的精神生活卻是很豐富的。作為他的妻子我得到了很多榮譽，我覺得光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