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范以錦

兩千多年前，孔子曾以“繪事后素”四字來啟發子夏，意謂人之內在仁德猶如絢爛色彩之素底，唯有去蕪存真的美好基礎，才能施足五彩以成繁華。有關於此，后人又由彼及人，引申為歷經奇麗輝煌更始知質朴純粹之可貴的審美意趣，進而對中國知識分子為“天下有道”顛沛奔波卻常懷平和淡泊心境的優良傳統不吝稱道。

靜心窺解范以錦的人生智慧，仿佛與此間真意不謀而合。從當年出身農家、遍嘗艱辛的華僑子弟，到其后殫精竭慮、辣手文章的精英記者﹔從曾經揮斥方遒、銳意改革的報壇領袖，到今日竭智盡力、樂在其中的新聞教官，這位曾被時人以“平民底色”加以概括，極富精彩卻又平和低調的傳奇長者，正是用他最接近本真的平民情懷寫就了一則則披荊斬棘、飲盡風浪的事業篇章。而正如子夏當年所困惑的“素以為絢兮，何謂”，當人們每每試圖用最華麗的筆觸描摹出范以錦濃縮半生的豐盈心境時，還有什麼能比將其一以貫之的“執意純粹”奉於紙上更貼近他的不凡？正是須臾未忘底色，所以步步錦繡華章，范以錦用最直白的記憶勾連起了他直道而行的多面人生。

“吃苦耐勞對我來說沒問題”

廣東梅州，這片素有“華僑之鄉”美譽的粵東大地，便是范以錦的家鄉。早年，范以錦的父親曾因生活所迫背井離鄉前往馬來亞（現馬來西亞）務工，68年前，范以錦便出生在那裡的山區橡膠園。因父親參加了反殖民主義的工會和罷工斗爭等，1949年范以錦全家被驅逐出境，3歲多的他從此隨父母回到了老家——梅州大埔山區。而談及當年如何選擇並考取了暨南大學經濟系，范以錦的記憶便從家鄉開始延展。

“我的小學、初中、高中分別是在大埔縣西湖村小學、大埔中學和百侯中學念的。從我們農村的中學考上大學，是不容易的。當時，暨南大學的知名度還沒有今天這麼大，那時候也不是國家重點大學。高考時，在老師的動員下，我第一志願報的是中國人民大學，第二志願就報了暨大。一方面它跟人大有落差，另一方面暨大是僑校，我是華僑學生有加分，對這裡比較有把握。”范以錦介紹說，“我們農村的孩子，對未來的志向、將來從事的工作都沒有過多的考慮，文科生無非就是在中文、外語、經濟、歷史、哲學這幾個專業中進行選擇，我填報了經濟系的政治經濟學專業，就這樣被錄取上了。那一年百侯中學有160多人考大學，其中文科考生幾十個，最后全部考上的隻有十來個人，文科就我一個人被錄取了，很不容易。”

而對於早年的經濟學專業背景對他其后可能產生的影響，范以錦用“有影響，又不是特別大”來概括。“所謂有影響，就是因為讀經濟學的經歷，讓我對經濟學的知識有興趣，我后來擔任了南方報業傳媒集團的社長、董事長，除了要有採編的經驗，還要有經營管理的經驗，講得直白點，就是不僅要保証內容品質的提升，還要有經濟效益。那麼我的這種背景會讓我去看一些經濟運作方面的書，包括國內外的案例，我都會學習。但是為什麼又說關系不是特別大呢？因為我是1964年上大學，學制五年，又推遲了一年畢業，正好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到“文化大革命”中期，實際上課程隻學了兩年，都是些最基礎的知識。而且那時候學的理論，也基本都是計劃經濟的理論，大部分從蘇聯照搬過來，與我們后期的報業企業環境和市場經濟沒有很大的聯系。當然，它也可以引起我們的反思，讓我們對計劃經濟理論和市場經濟理論有個對比。所以說，這段經歷使我對經濟方面產生了興趣。”

范以錦繼續講道，“‘文化大革命’進行一段時間后，我們就下到農村去勞動了。1968年到1969年，我們以大學生的身份到廣東四會農村去鍛煉，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除此之外，學校工宣隊還帶著我們去過廣東英德縣勞動，也是‘三同’。我還去過工廠務 工，在街上賣過雜貨，在商店裡站過櫃台，在煤場做過煤球。那時候勞動量很大，在農村吃得比較差，油水很少，也不能放開吃飽。1970年3月，我又到了湖南省洞庭湖西湖解放軍部隊農場勞動，趕上插秧季節，凌晨三點半起床一直勞動到晚上十點多。不過在這裡吃得還不錯，糧食、豬肉都有，就是勞動非常艱苦，我在這裡干了將近半年。不過，因為我本來就是從農村來的，勞動對我來講是個非常小的事情，吃苦耐勞對我來說沒什麼問題，但是，我就是老想著能快點畢業分配。”他解釋道，“我兄弟姐妹五人，當時靠父親的一份工資養家，才40多塊錢，我母親身體不好，在農村掙不到多少工分，我哥哥高中還沒畢業就提前回家勞動，家裡確實比較困難。我們的學制是五年，前面的68屆准時分配了，我們69屆到了1970年還不分配，心裡很著急，因為早一天參加工作我就可以早一天減輕家庭的負擔了。我們大學生下農村、下工廠勞動鍛煉是沒有工資的，領取的是助學金。所以我當時最大的願望就是參加工作，干什麼都可以。”

在那個物質條件貧乏的年代，年輕的范以錦曾因夢見一塊肥肉而在睡夢中笑醒，這位憨厚的農家子弟對於底層生活的艱辛和百姓生存的苦樂，有著最天然的親近和最深切的理解，在人世間的辛酸甘苦中，身為大學生與身為農民的雙重體驗在無形中為他積累起了一筆極其豐厚的精神財富。

“我從沒想過會當一名記者”

1970年9月，還在湖南洞庭湖農場務農的范以錦在一次特別的“面試”后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我們那個年代絕大多數人都不可能留在城市，我也從來沒想過自己會當一名記者。”提及其后與南方日報的淵源，范以錦感慨滿懷。

“我被分到南方日報有這樣一個時代背景，‘文化大革命’未結束，南方日報有很多老同志在五七干校還沒有解放出來，因為人手不夠，所以想到了要招收一批大學生，於是就到了暨南大學、中山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華南理工大學來要編輯、記者、工程技術人員。”范以錦回憶說，“1970年，暨南大學實際上已經被解散了，軍醫大學從北方搬到廣州，取代了暨南大學，學校所在地轉交給了軍方。我們有部分老師去了中山大學、華南師大、華南理工大學，但是包括我們在內的69屆學生還沒有分配，所以學校就設了一個留守處，包括軍宣隊和一些行政人員。當時南方日報找到留守處想要招人，於是他們就提供了一份名單，包括中文系、歷史系、經濟系，總共六七個人。因為我1966年就入了黨，又是學生干部，家庭成分也比較好，所以暨大就推薦報社的工作人員直接到農場來考察我了。”對於當時的情景，最初還蒙在鼓裡的范以錦時至今日依舊歷歷在目、記憶猶新。“那天我們農場的連長突然叫我到他辦公室去，問我插秧的進展怎麼樣，我就如實回答了。其實當時那兩位南方日報的工作人員就在旁邊坐著，他們大概是想看看我的反應，覺得還可以，就這樣定了。起初我一點都不知道，大概是過了半個月左右才宣布名單，部隊這才告訴我那天叫我到連隊來是有兩個人在旁邊觀察我。后來被分到南方日報當記者，這是我完全沒有想到的。”他坦言。

對於這段幾近驚喜的人生轉向，范以錦充滿感恩，“當時中文系要了兩個，經濟系要了兩個，一共四個人同批進了南方日報社。我們當年畢業分配的情況是這樣的，組織給你一個表，你就填地點，想到哪裡都可以填，像廣州、汕頭、梅縣，或者新疆、北京等等。我的第一志願當然填的是廣州，第二志願是梅州，也就是我的老家，我隻填了這兩個地方。后來能夠留在廣州還是很高興的，畢竟還是希望平台能大一些。我的不少同學都被分到縣裡了，有的還被分到餐館裡去端盤子，分到商店裡去賣雜貨。我能留在廣州確實非常幸運，也很不容易。”

有意思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代下，剛剛從農場出來被分配到南方日報的范以錦又再次被報社分到農村勞動。“從1970年到1971年，我又勞動了一年。但是這一年不太一樣，我挂了一個職務。”范以錦回憶說，“一入職，南方日報就將我們這一批大學生安排到農村基層去鍛煉，我當時是副大隊長，相當於村委會副主任。我們這批一共20多個人，有當黨支部副書記的，當副大隊長、生產隊副隊長、婦女副主任的都有。鍛煉一年回來后，也沒有征求我們的意見，就直接把我們分配到了各個部門，可能考慮到我是經濟系的，我就被分到了南方日報社工商部。”

就這樣，1971年，25歲的范以錦在輾轉等待之后終於開始了他自此耕耘的記者生涯，而對於這個在懵懂中開始的人生舞台，范以錦也毫不諱言最初起步時的困惑和努力。

“當記者我一點都不懂，從來不知道記者究竟是怎麼寫東西的。我當時想，記者要採訪，還要寫得很快，感覺難度非常大，怎麼去做，一點都不知道，我就先從模仿開始。”范以錦回憶說，“那時候中國的報紙基本上沒有多少了，全國范圍的隻剩下《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志》，廣東就隻有一份《南方日報》。我就訂了一份《南方日報》、一份《人民日報》，兩份報紙從頭到尾去看。那時候報紙隻有四個版，文章又很長，我們寫稿的機會不是很多，一個月能有幾篇稿發表就很了不起了，所以我就有很多時間去學習，研究究竟怎麼寫消息，怎麼打標題，怎麼寫通訊。”他接著說道，“我們當時也沒有教材，教材被斥為封資修的東西，不能夠用。所以我隻能看一些內部的通報，看看他們的文章是怎麼寫的，盡管有些文章文風很差，但基本的五要素還是有的。我大概學了一兩個月就基本掌握了規律，慢慢感覺到寫消息和通訊也不是很難。雖然寫得好比較難，但是已經可以動筆寫，幾乎沒有什麼障礙了。”

就這樣，初出茅廬的范以錦在蹣跚學步中開始了他前路漫漫的職業生涯，從1970年進入南方日報社，到2006年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再到2012年從南方報業正式辦理退休手續，這位從山區走出來的農家子弟從此開始了他其后歷經42年精彩多姿的報業人生。

“最有作為還是三中全會以后”

“我剛進工商部的時候，主要跑商業這條線。我是年輕的記者，採訪的時候我就跟著老同事去，看他們怎麼提問，我就旁聽學習，練習寫初稿。寫了一兩次以后，我就基本上自己單獨採訪了。后來有什麼問題我就問那些比較老練的編輯記者，基本上一兩年的時間，我就成為領導比較信任、業務也比較熟練的記者了。”在報社工商部待了半年之后，范以錦就被派往梅州記者站開始了獨當一面的採寫工作。

“到梅州記者站以后完全就是獨立採訪了，那邊有老同志，他們都不是集中行動，我們基本上也都是獨立採訪。我會買些雜志小說來看，起碼在文字方面會提升一些。從1972年到1974年，我在梅州記者站待了將近兩年時間，后來在報社工商部主任的提名下，我又調回了工商部。回到廣州后半年左右，報社根據省裡的安排要派工作隊到番禺農村，1975年，我跟著工作隊又到農村干了一年，一年以后又再次調回工商部。”范以錦說，“那時候番禺還是個縣，從廣州過去要四五個小時，這一年又是和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不過這些對我來說沒關系，我們農村出來的大學生適應得很快，到了農村盡管條件艱難困苦，但都沒有愁眉苦臉的，生活得也很愉快。一年之后回到廣州，我就親眼見証了廣東省粉碎‘四人幫’的大游行。”

對於這段歷史，范以錦記憶猶深，“南方日報是廣州地區最早上街游行的，擁護中央粉碎了‘四人幫’，我也參與了上街游行。因為我們是省委機關報，比較早就拿到了相關文件，文件一讀完，大家都慷慨激昂地上街了。當時老百姓還不知道這個消息，也不知真假，一看南方日報都上街游行了，很多人都跟著鼓掌。粉碎‘四人幫’之前基本上搞不了批評性報道，沒有這個空間。那時候相當多的文章現在看起來左的痕跡是比較重的，當然也有部分沒有這些痕跡。‘文化大革命’中的報道是個不斷肯定、否定、肯定、否定的過程，昨天明明這樣說是對的，明天就變成錯的要批判了。所以我們感到一方面很苦惱，一方面也很好笑，就是猜想中央是不是有兩個司令部在較勁，那麼我們究竟該聽哪個司令部的呢？所以最有作為的時期，還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

1976年底，范以錦再次被派往梅州記者站並出任站長一職，直到1982年才調回廣州，出任廣州記者站站長一職。“三中全會之后，農民有了生產自主權，土地承包到戶，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非常高，我們的報道材料非常豐富，也開始有批評性報道了。因為有些干部的思想不通，還在轉換觀念中，所以這個時候搞批評性報道，就是為了沖破思想禁區，支持農民的生產自主權，宣傳他們在承包責任制之下的繁榮景象。那時候我經常在農村採訪，也經常會住下來。有時候住在公社招待所，有時候住在生產大隊，有時候住在農民家裡。採訪到的素材都是農民怎麼擁護三中全會的政策，反映生產自主權、糧食大豐收的良好景象。另外，也會批評某些地方領導干部，因為有些地方領導干部不但對中央的政策不滿意，甚至還去阻撓政策的落實，這種批評性報道我們都做過不少。”

提及早年因批評性報道而受過的委屈，范以錦無怨無悔又頗感欣慰，“我們南方日報的領導層思想非常統一，領導堅決支持解放思想沖破禁區，一定要支持農民取得生產自主權，解放農村生產力。雖然當時縣裡和公社裡有些領導思想不通，也存在兩種聲音，就是要不要給農民生產自主權，要不要搞大包干？但是南方日報還是旗幟鮮明地支持這種沖破思想禁區的討論和評論，甚至點名批評某個領導。”談到南方日報的辦報傳統，范以錦毫不掩飾內心的自豪。

“開風氣之先是南方日報的光榮傳統”

“開風氣之先是我們的光榮傳統，這是南方日報的前輩為我們留下來的基因。像解放初期的曾彥修、楊奇，他們在擔任南方日報的總編輯、社長期間，堅定支持批評性報道，勇於向上反映真實情況，楊奇還動筆寫了涉及廣州常務副市長的批評性報道並且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他們都是非常有擔當的人。可以說，這種責任擔當一直留在南方日報，激勵著我們去繼承。我一直覺得，其實並不是我們后人有多厲害，我們隻不過是傳承了他們播種下來的基因。”范以錦推心置腹道，“比如說南方日報的傳統之一是對寫批評報道的記者採取寬容和保護的態度，這也是我們開風氣之先的一部分。當然，這也和廣東的整個改革開放局面有關系。廣東面對的是非常善於搶抓新聞的港澳媒體，港澳媒體批評我們的稿件，有時候寫得不一定准確，所以我們自己就必須要懂得佔領輿論制高點，善於搞輿論監督。我們自己寫肯定寫得更准確，我們也不應該去回避，否則會有很多不真實的東西流傳得更快。因此，在廣東這麼一個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我們的思路也必須走在前沿。”

范以錦介紹說，“當年有個說法，叫‘廣東水，珠江糧’，就是指廣東的健力寶和餅干在全國都賣得很好，廣東企業很自豪。另外，我們的家用電器也北上，那麼我們的媒體在企業的啟發下也要走向市場。改革開放前期的廣東報業為什麼整體步伐比北方快，就是因為廣東本身就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另外，港澳的報紙雖然也有不少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他們很多優秀的經驗、做法都非常值得我們學習。所以我們也慢慢像他們那樣搞厚報、搞多樣化，也搶新聞。”范以錦如數家珍道，“全國第一個辦周末版報紙的是《中國青年報》，廣東是全國第一個辦獨立發行周末報的地方。為什麼會辦《南方周末》？就是因為當時的報社領導覺得機關報很嚴肅，想辦一個文化類輕鬆愉快的報紙以彌補機關報的不足，好讓市民在周末的時候，能夠享受一種不同尋常的精神食糧。所以最開始辦的時候，《南方周末》還不是現在這個樣子，就是文化休閑類的。那個年代，發行量也不錯，也有市場了，后來因為全國的報紙都慢慢開始搞文化娛樂版了，所以《南方周末》就開始重新定位了，轉向了時政，關注國家大事，關注國家的未來，關注中國社會底層的生存狀況，關注中國的體制改革進程。”

談到南方日報的驕傲，范以錦頗為感慨，“我們希望能引發思考，想在新的時期做歷史的推動者。這也是我們南方報業一代又一代的領導人將報紙與時俱進向前推進的傳統，是時代對我們的要求。所以，我們一方面是‘開風氣之先’，另一方面也是‘得風氣之先’。身處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感受到扑面而來的清新氣氛，觀念就會與時代同步。”

正是在南方日報這種“開風氣之先”與“得風氣之先”的雙重氛圍下，范以錦的報業人生開始了起轉騰挪的發展。1982年，因工作需要，范以錦從梅州記者站調任廣州記者站任站長半年后，又被派往中央黨校學習一年。1983年，范以錦進入領導班子，成為南方日報社最年輕的編委，其后又出任政科文部主任，直到1991年擔任南方日報社副總編輯，1995年出任總編輯，2002年擔任社長。幾十年的報社領導經歷帶給了范以錦極其豐富的從業體驗，他精辟地把辦報人的姿態分成了兩類，一類是政治家辦報，一類是政客辦報。當被問及兩者最大的不同時，范以錦條分縷析，毫不含糊。

“政治家首先強調的是一種胸懷。作為一個辦報人，應該認識到辦報紙是有風險的，既不應該受到表揚就飄飄然忘乎所以，也不應該受到了批評甚至處分就灰心喪氣。挨了批評，作了檢討，該改正的要改正，該堅持的還堅持，該干好的還干好，做完檢討后站起來繼續前進，隻有具備這種胸懷，才能把報紙辦好。其次，還要有政治家的敏銳，要善於抓住最重要的東西，並且懂得報道時機的重要性。明白一個報道會產生什麼樣的后果，即使內容是完全正確的，也要選擇合適的時機。最后，政治家辦報要有大局觀念。報道新聞要從國家、社會的穩定和報紙自身的安全來考慮，要有政治家的敏銳，要有政治家的智慧和藝術。我們經常講要‘打擦邊球’，我認為擦邊球是好球，因為擦邊球不犯規，我們為什麼就不能把報紙做到這種極致呢？這不但需要勇氣，也需要技巧。所以我說政治家辦報有非常豐富的內涵，並且這個政治家也不是指一個人，而是一群人，應該是一個團隊，一個群體行為。”

“那麼政客有什麼特點呢？就是不分是非，一味地盲從，甚至老是琢磨上級的意圖，迎合上級的偏好。我覺得這個跟下級服從上級，保持與國家政策高度一致這個概念是不同的。為什麼呢？因為有時候上級的意見也有可能違背黨的方針政策和人民的利益，服從上級的領導並非等於不能夠反映意見。如果上級提出的要求我認為不對，還應該可以提出我的看法，而不應該去揣測、琢磨，甚至在上級的要求上再度加碼以求迎合獻媚。所以，我覺得這種做法就是不顧報紙的規律，不顧黨報的傳統，就是一味迎合官方的政客做法，是不良的風氣。”對此，范以錦語重心長地總結說，“我們要遵從的應當是政治家辦報，而不是政客辦報。”

“宣傳有紀律，學術無禁區”

2006年，60歲的范以錦在南方日報社兢兢業業耕耘37載之后，從領導崗位上卸任並開始了出任暨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的全新人生。如何認識並適應從“新聞官”到“新聞教官”的角色轉變，是范以錦面臨的最主要問題，而有關於此，他不但有著非常清醒的認識，並且在其后的8年時間裡，為這所華南名校的新聞教育注入了新的生機與力量。

“如果要我用一句話來區別新聞媒體和新聞院校之間的區別，就是——宣傳有紀律，學術無禁區。宣傳有紀律，就是說作為一名新聞官，對國家宣傳部門下達的通知我要執行，紀律我要遵守。我可以反映意見，甚至提出反對意見，但常態下都是要執行規定，不執行的情況都是特例。因為我們報紙印出來之后就是白紙黑字，出了問題是跑不掉的，所以你必須一字一句地推敲和審查，要按照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等要求來看有沒有違反，所以新聞官對組織的紀律要求是非常強調的。但是學校是什麼地方？學校允許自由討論，希望有學術研究的風氣，很多問題都是作為學術問題來討論，而且這些討論也不是白紙黑字會被追究。所以，我從一個很講究紀律的地方到了一個能夠自由討論的地方，這就是一個很大的變化。”范以錦感慨道，“在有嚴格紀律要求的地方，你會比較緊張，精神高度集中，心理壓力也很大，用我以前的話說，就是一級戰備、如履薄冰的感覺。當然，相對來講我的膽子還算比較大一點的，即便在如履薄冰的地方也會相對淡定，但是對於很多人來講是會非常恐慌的。可是，無論怎麼淡定，你還是會高度緊張，超負荷工作，勞心又勞力。但是你到了學校以后，這裡是搞新聞教育的地方，如果你不討論不辯論，不把敏感問題擺出來，很多東西反而是弄不清楚的，也不利於新聞事業的發展。”他強調道，“如果大家都按照統一的口徑去做，那怎麼能把有爭議的問題搞清楚呢？又怎麼能推動新聞事業的發展呢？當然，交流也不是放任自流，作為教師也是需要以正確的價值觀加以引導的。但畢竟，從‘有紀律’到‘無禁區’的地方，心情會很舒暢，也不會像以前那樣壓力那麼大，工作起來也很輕鬆愉快。”

范以錦笑稱，“我以前在單位經常寫檢討，到了暨南大學以后就不用再寫了，也很少有人打電話過來罵你，不像以前，拿起電話就挨批。教育規律和新聞業界的實際操作是不同的，我們還是要尊重教育規律，這樣學校的新聞教育才能搞好。我覺得教育的規律就是老師與學生可以平等地交換意見、探討問題。不能像新聞工作一樣，必須要求學生服從老師，學生與老師保持高度的一致，那是不可能的。新聞教育需要多種學術思想的交鋒。”他特別強調。

從2006年至今，出任院長一職的范以錦對自己的定位非常明確，“到暨南大學來我覺得很幸運，這裡新聞教育的底蘊很深厚，前任多位領導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有一批非常優秀的教師，而且學科設置、學科建設也很不錯。但是我沒有搞過教育，也沒有當過老師，所以暨南大學新聞學院對我來說是個陌生的領域，或者說不是我的優勢。所以我來之后就對自己說：我隻做加法不做減法。”范以錦解釋道，“就是說我所想的是怎麼把自己的最大優勢用來補充暨大的缺陷？因此我就把我在報社的經驗和資源帶到這裡來，解決了新聞學院與新聞實踐比較脫離的普遍難題。”

可以肯定的是，范以錦的眼光和方略是正確的。在他的力主推動下，從2007年暨南大學准記者南方訓練營開營，到2008年支持常務副院長舉辦暨南大學傳媒領袖講習班，再到研究生創新基地的建立以及與業界展開的專業碩士雙導師制，范以錦的到來為這所歷史悠久的新聞院校帶來了難能可貴的新風和朝氣。如今，再談起新聞教育，范以錦有著更清晰的思路和定位，“我希望學術研究的前沿意識要提升，新聞人才持續學習的能力要提升，同時新聞教育要積極和業界溝通，根據實用型人才的標准進行有針對性的培養。沒有創新能力的‘新聞技工’，業界是不缺的，但是既有創新能力又有理論功底，善於發現問題、提出問題的新聞人才是很受歡迎的，這也正是我們新聞教育的目標。”

這就是不改本色的范以錦，無論是順境還是逆境，無論是受到贊賞還是面對質疑，無論是作為一線記者還是身居領導要職，無論是身處新聞媒體還是身處大學校園，實干改革的處世風格，超越精神的熱情洋溢，分寸合宜的人生智慧，現實理想主義的精妙哲思都在他的身上聚焦閃現。他身為精英卻毫無精英主義的做派，他勇挑道義責任卻懷揣平民情懷。帶著客家人獨特的精神特質，范以錦在中國的南方揮洒出了一段段激情與溫情和諧奏鳴的樂章。（作者為天津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講師，國家行政學院博士后）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當代杰出新聞學者口述實錄研究》的階段性成果之一，項目批准號：1０CXW００1﹔特別鳴謝天津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14級代娣為本文整理原始錄音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