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網絡流行詞語的抵抗性研究

摘 要：如今，人們對網絡流行詞語的使用樂此不疲，它的出現是一定社會的綜合性產物，反映其最新動態，在網絡環境下無處不在。本文基於一些事實表象來解讀流行詞語的深層抵抗性內涵，試圖分析這種流行語為何曲折隱晦地傳達著抵抗性，最后提出該如何理性對待這種賦有“對抗式”解讀的網絡流行詞語。

關鍵詞：網絡﹔流行詞語﹔抵抗性

網絡時代的來臨，將人們推進了信息社會，它在帶來了群體歡呼的同時亦攜同了民眾的擔憂，互聯網的發展和當下的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網絡上所出現的微妙現象就很可能“牽一發而動全身”，一種網絡流行語言的盛行，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及網絡特性下孕育而生，寄寓了太多的政治意義，其中，抵抗性就是其一種不可忽視的內在意涵。

一、網絡流行語的抵抗性意涵

網絡時代下的賽博空間內，人人都是傳播的主體，由網民自主創造的詞語很有可能一經發酵就在大范圍內引起認同和共振，形成當下的流行詞語。近年來耳熟能詳的“壕做友”、“我伙呆”“人艱不拆”、“你懂的”、“no zuo no die”、“你是我的腎”、“too young too simple”等，都在詼諧戲謔中隱喻著當下熱點，也心照不宣地折射出了網民一種抵抗情緒，成為民意表達的符號。這些流行詞語，或起源地方性方言，或來源於熱點事件，還有的來自影視媒體的影響，經由網民的拼貼、改寫、戲仿、諧音等加工而成，不僅描繪日常生活中的是非，同時也流露出了網民對公權的質疑與對現實的不滿，這種來自底層的反彈往往成為人們洞察社會的“窗口”，下面筆者將相應舉出一定的例子以作分析：“不作死就不會死（no zuo no die）”，這最早起源於江浙一帶的同泰方言，意為胡攪蠻纏、惹是生非的行為，在網絡所激起的漣漪效應下，概述為沒事找事，結果倒霉，現已被收入到美國網絡俚語詞典中。2014年7月紅極一時的安慶書記事件，網友恰如其分地用“no zuo no die”概括了該事件的發酵期，更把這一熱詞推向高潮。但從這一事件中反映的是網民對政府高官作風行為問題的不信任、不買單。

此外，代表身份地位的蘋果手機從2008年開始進軍中國市場，如今至iphone6的風靡，使得“你是我的腎”這一詞即刻傳遍了大街小巷。這簡短的幾個字來源於一位17歲的孩子為買ipad2而賣掉右腎的行為，這背后蘊藏的是國民的“炫耀式消費”，現如今，蘋果手機的銷量在我國獨佔鰲頭，他們的消費者大多抱有這樣的觀念：“使用這些更加精美的物品既然是富裕的証明，這種消費行為就成為光榮的行為﹔相反，不能按照適當的數量和適當的品質來進行消費，意味著屈服和卑賤。[1]”“你是我的腎”這一句看似調侃無聊的流行語，勾勒出了國民的臉面觀，折射出的是對這一扭曲消費觀無情的抨擊，同樣也多多少少是底層階級對這一消費水平的望而卻步。

至於“今日你對我愛搭不理，明天我讓你高攀不起”則是來源於熱播節目《萬萬沒想到》，這句話“經典”之句大部分被運用到現代男女婚姻的困境中，表現出一種對於“物質至上”或“貶低歧視”的社會現狀的憤恨，使得這種具有“阿Q精神”的話語在詼諧狂歡化色彩中完成了“想象的報復”，變相地消解了這“約定俗成”的規則和制度。

諸如此類的流行詞語不勝枚舉:“喜當爹”“接盤俠”是對當下混亂的男女情感生活倫理的揭丑﹔“壕作友”源於對暴發戶與貧富差距大的折射﹔“叫獸”是對教育工作者作風問題的嘲諷﹔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人艱不拆”則是對這個現實的直接憤恨與無奈的表達。

二、抵抗性流行詞語出現的原因

主流文化大行其道之時催生出了這些網絡流行詞語，無論在哪個年代和國家，邊緣的文化和主流文化都是相輔相生的。上文已經提及，這些從屬於邊緣文化的網絡流行詞語具有抵抗性意涵，那麼這種抵抗情緒為什麼會在網絡上出現及網民為什麼通過這種方式表達而不是大膽直呼？除了網絡的安全性外，還主要受兩個因素的相互交織的綜合性影響：

1.政府與網民交流匱乏，公共領域機制不完善。我國社會民主的建設有賴於政府與民眾之間的交流。早在20世紀，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就已倡導這種“對話式”的民主。雖說已自2008年就開啟了“網絡問政”，但事實上這一舉措收獲甚微，真正能夠獲得交流的只是少數人，大部分的民意仍處於湖底，被排斥成了“局外人”，加之我國處於社會轉型時期，各種社會矛盾集中爆發，政府官員腐敗瀆職、教育行業道德失范、就業難、房價高、分配不公等，而執政黨對於這些問題卻不能有效解決。這更加重了民眾的負面情緒，網絡問政，是否如胡泳所言：只是問問而已[2]，這還需要進一步地研究。

網絡時代雖說加強了開放性與互動性，實際上，由於科層制管理及技術手段的限制，這種來自社會底層的呼聲並不總能得到社會普遍的關注，產生的影響力是非常有限的。從底層發出的強大呼聲經過層層傳遞到達決策者那兒，也會在一定程度上被變異或是弱化，能夠進入公共領域平台的只是少數“精英”。這種被壓抑的民意像滾雪球般積聚，亟需發泄的情緒高漲。

2.把關嚴格、防火牆等監管機制的壓制。在現實中，人們並不能看到這種情緒的“拍案而起”，這主要源於此處要說明的第二個因素，即把關嚴格，防火牆機制的壓抑。網絡上的信息流動都是處於規制之中，這種防火牆機制使得有想法的網民有所顧忌，而不敢有言必發，如所發貼子、微博很快被刪帖而“和諧”，或是進行一定的“教育規訓”，而實際上部分被刪的內容對主流文化的影響卻是無關痛痒的，基於對這一把關的顧慮，再加上自身能力不足，對某些事件無能無力，在一些重大事件中，網民隻能通過如流行詞語此類變相的手法來起哄、造勢，或有意進行“對抗式”解讀，以期實現反抗某些不良現象的願望。

此外，網絡平台安全度相對高、反響相對大，在“法不責眾”和“圍觀”心理驅使下，民眾毅然將網絡這一平台作為進行抵抗表達的選擇，總之，以上兩個因素在相互矛盾沖擊中使網民囿於風險成本、精力成本和物質成本而放棄參與激烈的現實集體抗爭和社會運動[3]，轉而尋求二者的平衡點，而以一種變相的手法來表達，而流行詞語就是這一手段的重要表現形式。

三、如何理性對待抵抗性的網絡流行詞語

網絡流行詞語網絡情緒的投射，充當著“社會情緒的出口”，是社會的“晴雨表”，看似不值一提，實則是這個社會的“冰山之角”，應當引起重視與關注。而面對這種隨處可見的抵抗性流行語，如何理性對待應是我們當下該著重優先考慮的問題。

1.從“社會抗爭論”的角度，也可更好理解流行詞語，它是大眾基於某種需求動機，通過一己之力或動員其他人，更多地依賴於體制外資源，與執政黨及其政府所展開通常是非嚴重暴力性想抗議和斗爭過程[4]。那麼提及“抗議”與“斗爭”，我們也大可不必談其色變，如上文所說，每個時期和年代都會出現這一變相抵抗的現象，流行詞語的抵抗畢竟不等於現實的抵抗，其傳達的也有積極意義，早在上世紀，劉易斯科塞就在其著作《社會沖突的功能》提及“安全閥”理論，認為“沖突充當了釋放敵意的出口，如果不提供這種出口，就會損害對立雙方的關系，安全閥制度對個人和社會結構都有積極功能。[5]”此外，這一流行語背后折射的也是網民爭奪其話語權的表現，福柯也指出“話語與權力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權力是通過話語來實現的。[6]”因而有必要要讓這種渠道通暢，把“閥門”打開，以免民怨積聚而爆發破壞性的行為。在把關機制的前提下不能“一線封死”。

2.同時也要防微杜漸，避免引發網絡暴民。“閥門”的打開，並非是舍棄閥門，流行詞語也非時刻如李玉剛所言，是理想的“良好的公共話語”和“慎議”的結果[7]，若這個尺度失去標准，將會適得其反。難以想象在這個不穩定的轉型期，所有的閘門被撤去，各方語言充斥后是怎樣的一發不可收拾。網絡上的用戶是分散而匿名的“烏合之眾”，很容易受到引導規訓，若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借助網絡這個平台而煽動民意，極易塑造成“虛擬世界裡的暴徒”，即網絡暴民。他們大規模的侮辱、謾罵和人身攻擊，盲目、蠻橫和專斷，這是極具破壞力的。這一負面現象為人們敲響了警鐘：監管部門必須時刻警惕網民情緒的高漲，防微杜漸，加強監管而不是阻礙，放以自由而不是縱容。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的郭良教授曾指出：“並不是網絡造就了網絡暴民，而是中國社會在轉型過程中遇到了道德真空乃至需要道德重建的問題” [8]。這間接地說明了本文所要傳達的思想，表象問題更多體現的是制度上的弊端。對於流行詞語，人們並非以“閥門”而封死，也並非舍棄這一環節，而是必須學會何時應該“放大”抑或“放小”，我想，這才是大眾該時刻銘記於心的。

四、總 結

網絡流行詞語的出現，非敵亦非友，人們需要做的就是正視這種抵抗性，正確規范引導，給予其足夠的空間，防止其極端化所帶來了不良后果。不得不承認，“網絡推動型的各種社會抗議，與這樣的社會、經濟以及政治狀況的存在是緊密相連的.....法治的缺位以及影響政府政策的其他合法途徑的缺失，使得心懷不滿的社會群體選擇互聯網來‘發出’他們的抱怨。[9]”如果一個社會的“公共領域”被網絡抗議所取代，那將是可怕危險的，人們要時刻反思，是否給予了民眾足夠的話語權?民意通暢，網絡則自發清淤，促使民心所向，這才是我們執政黨渴望也是應該做到的。公開表達意見的渠道一旦被阻塞，用抵抗來表達、宣泄意見則成為他們的唯一選擇。但這種開放的“度”如何把握，如果引導其利益最大化，這一任務仍是任重而道遠。（作者系安徽師范大學傳媒學院新聞傳播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參考文獻：

[1] (美)凡勃倫著,蔡受百譯.有閑階級論--關於制度的經濟研究[M].上海:商務印書館,1964.

[2] 胡泳.走進眾聲喧嘩時代:中國互聯20年[J].新聞與傳播,2014(9).

[3] 何威.“文化抵抗”與“抵抗文化”——網眾傳播中的一種群體行為及其后果[J].新聞與傳播評論,2010(1).

[4] 鄭永年,邱道隆譯.技術賦權:互聯網、國家與社會[M].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

[5] (德)劉易斯·科塞,孫立平譯.社會沖突的功能[M].北京:華夏出版社, 1989.

[6] (英)約翰·斯道雷,楊竹山,郭發勇,周輝譯.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7] 李永剛.我們的防火牆:網絡時代的表達與監管[M].廣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8] 陳豪磊.“網絡暴民”——虛擬世界中的暴徒[J].網絡天地網絡財富,2009(3).

[9] 鄭永年,邱道隆譯.技術賦權:互聯網,國家與社會[M].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