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新媒體時代媒介文化研究思維范式轉變

摘 要：當代文化研究從大眾文化轉向媒介文化與大量的新媒體現象有著很大的關系，所以從大眾文化轉向媒介文化的過程中思維范式的轉變就成為其重要的理論問題。本文探討了在新媒體時代媒介文化研究思維范式的轉變,主要從理論生成語境的變遷、媒介融合影響下的文化融合、從生產批判到消費至上的轉移三個方面分別論述了在新媒體的語境下媒介文化由二元到中立的思維范式轉變的原因。

關鍵詞：新媒體﹔媒介文化﹔消費主義﹔二元﹔思維范式

媒介文化研究從20世紀90年代以后才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它的興起與大眾文化研究成為顯學有著很大的關系。在文化研究語境中，當大眾文化研究逐漸向媒介文化研究傾斜時，標志著我們的研究視線向大眾媒介的傾斜。隨之一系列的問題如思維范式、問題視域等都出現了相應的調整和轉移。可以說媒介文化是大眾文化發展到一個新階段之后出現的文化形式，它與新媒介的出現息息相關。可以說，沒有新媒介就沒有媒介文化，沒有新媒介文化現象的大量涌現，也就沒有學界關注媒介文化研究的實踐基礎。

既然媒介文化的探討與新媒介的發展有很大關系，那麼什麼是新媒介就成為媒介文化探討的理論基礎。對於新媒介的定義從被提出就存在多種解釋，很多學者專家從不同的角度給出不同的定義，在這裡就不一一贅述。縱觀新媒體的各種定義，從內涵來看大多強調以數字化媒介為依托所形成的一種媒介融合，是一種所有人對所有人的傳播，從外延來看,不外乎包括互聯網、手機媒體、數字電視等。正是大眾媒介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趨勢,我們才有了談論媒介文化的理由，本文正是從其思維范式的轉變即從二元走向中立這一角度來探討新媒介時代的媒介文化研究思維范式轉變的原因。

一、理論生成語境的變遷

對傳統大眾文化的研究理論，主要集中在法蘭克福學派、伯明翰學派和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研究范式上。從三種理論的構成來看，法蘭克福學派主要集中於批評大眾文化的操控性和欺騙性。這種研究范式總體上認為大眾文化是一種反啟蒙的，它始終在算計著大眾，並利用一切手段去操控大眾，妨礙自主的、獨立的個人發展，使個人無法自覺地為他們自己下判斷、作決定，最終也就阻止了人類達到他們所處時代的生產力允許他們達到的解放程度，使大眾失去對社會的反抗力[1]。伯明翰學派的大眾文化研究，關注底層，尤其是對工人階級的生活和大眾文化抱有極大的熱情，並強調他們自下而上的對統治集團意識形態的反抗。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把大眾文化理解為是被統治群體的反抗和統治集團的收編之間的斗爭場所，這一思維范式不可避免的存在二元思維的嫌疑。我們看到，不管是法蘭克福學派、伯明翰學派還是文化霸權理論，基本上都建立在大眾與統治集團這一二元對立的結構基礎之上[2]。

之所以會有前后一致的二元思維范式究其根源在於大眾文化理論出現的歷史語境，考察理論產生的時代背景我們發現，很多傳統大眾文化理論的學者都有各自的文化立場。如法蘭克福學派的成員大多具有精英主義文化立場，首先作為西馬重要一支，馬克思主義成為他們剖析大眾文化批判理論的重要思想來源，馬克思主義階級認知模式很大程度影響了法蘭克福學派的階級立場，只是他們拋棄了馬克思主義把工人階級作為革命主體的樂觀態度，對工人階級更多抱有一種恨鐵不成鋼的態度，“對無產階級的失望使得法蘭克福學派把關注的視線不斷地投向了個體，形成了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這就為藝術與大眾文化的進一步對立埋下伏筆”[3]。其次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理論是法西斯陰影籠罩下的產物，法西斯利用大眾媒介作為其重要宣傳工具，因此站在精英主義立場對大眾文化的批判就成為法蘭克福學派研究成員對法西斯主義批判的延伸，正如霍克海默的秘書麥克爾所描述的20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研究所所面臨的壓倒一切的任務：“必須抨擊希特勒和法西斯主義——可以說這是我們共同擁有的一個信念，正是這一信念把我們團結到了一起。[3]”再次，具有高雅文化修養的法蘭克福學派人對美國三十年代大眾文化的欣欣向榮的文化景象充滿了敵視。而就伯明翰學派產生的歷史語境來看，有著明顯的工人階級立場，從伯明翰學派大眾文化理論產生的語境來看，19世紀的英國，舊時的通過庇護和直接干預對文化重塑的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而大眾文化的誕生正代表著舊式文化關系的終結，這一新型的大眾文化的重要的文化構成就包括新興城市無產階級和倡導革新的中產階級生產出來的旨在鼓動政治變革的文化，而文化格局的巨變甚至催生了新興工人階級的第一次大規模政治文化運動，即憲章運動，正是這種情況及其帶來的持續性后果,促使大眾文化政治研究開始兆興[4]。葛蘭西對文化研究作出的最大貢獻就是提出了霸權這個概念，葛蘭西認為霸權是被所謂的有機知識分子所操縱的，葛蘭西指出，每一個階級都有機地創造了自己的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彼此具有同質性，並且時刻清楚自己不但要在經濟領域發揮作用，還要在社會和政治領域大展拳腳。有機知識分子扮演了階級組織者的角色，其任務就是對道德和精神生活的革新加以形塑和操控[4]，可以看出其明顯的精英主義立場。

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媒介融合的現狀，后現代語境轉向，宏觀政治走向了微觀政治。階級概念的模糊，消費時代的到來，工人階級走向了白領階層，新媒體技術的出現，電腦、播客等媒介產品的普及，大眾文化的意識形態功能，政治反抗功能被淡化，更多媒介文化研究者從中立的立場來分析媒介在文化傳播中的作用。媒介即信息概念的普及，今天的任何一種文化都無法脫離媒介而單獨討論，媒介稱為文化的一部分，媒介本身已成為一種文化，而這些特征對於傳統的大眾文化研究者都是沒有被關注的，是大眾文化在新媒體時代的新現象。因此對於今天的媒介文化研究者來說，更多抱有一種存在即為合理的中立態度，去描述這個媒介迅猛發展層出不窮的時代，媒介對文化傳播的重要依賴性，互文性比去分析老調重彈的意識形態性更具有時代意義。

二、媒介融合影響下的文化融合

媒介文化的產生是與大眾媒介的發展息息相關，對於媒介的強調構成大眾文化在當代發展的很多新特征，而這些特征都伴隨著新媒體的出現而出現。首先，媒介文化對媒介工具的依賴超過了以往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種媒介文化的產生都與新的媒介形態的出現緊密相連，如互聯網催生了網絡文化，手機催生了短信文化，媒介文化對於媒介的依賴前所未有，媒介文化的技術本質在新媒體時代毋庸置疑。其次，媒介文化之所以區別於大眾文化的最大特點即突出媒體在人類文化傳播過程中的重要中介作用，而就媒介本身來說它作為一種傳播工具，本身不包含任何意識形態功能，它是中性的，而其具有的文化意義都是由人來賦予的，而在新媒體時代就是要突出媒介，突出媒介的層出不窮，日新月異。再次，作為新媒體時代重要特征的媒介融合也給媒介文化帶來了很多新的特征，即對各種文化類型的全面抹平，媒介文化打破了原來那種二元對立的格局，文化因此全面抹平，在新媒介時代，高雅文化與低俗文化，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等，都獲得了在大眾媒介舞台上平等展示自身的機會，同時由於它們通過大眾媒介也在相互交往、相互滲透乃至不斷移位甚至換位，原來處於對立狀態的文化形式，其緊張關系開始消除，其界限分野也開始模糊[5]。

比如大眾文化中流行歌曲歌詞的媚雅現象，網絡文學的興起等以及很多學者利用新媒體對精英文化的展示，已經很難把它劃分到嚴格的傳統文化的類型中去。

三、從生產批判到消費至上

消費時代的到來，首先是與大多數人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密切相關的必然結果。“自從1970年開始，大多數人的生活水平平均提高100%，而其結果在我們周圍都十分明顯——大規模擁有汽車，家庭中的娛樂設施、家庭中的家具和用具、服裝的樣式和種類發生改觀……這種消費的擴張加在一起形成了對曾經佔據中心位置的生產和工作分析（以及假設中的由此產生的不同階級）的對抗，與此相關，出現了媒體的爆炸性增長，特別是電視，當然還有電視游戲、個人電腦和電子文本”[6]。消費主義時代的到來，后現代主義的轉向，關注個體身份認同、關注快感，消解宏大敘事，關注日常生活的碎片,都必然影響著文化消費理念， 在注重生產環節研究的傳統大眾文化研究中出現了不斷強化對於文化消費的研究。

新媒體時代媒介已成為人的一部分，媒介作為人的延伸，作為人的生存環境，影響人的認知和體驗。媒介是人的一種生存方式，人離不開媒介，我們所有的文化體驗文化認知全部通過媒介獲得，媒介成為連接人與社會的紐帶。媒介文化研究對文化消費環節的關注，主要基於作為文化循環的完整過程，生產與消費都是其必須環節。而從生產與消費的關系來看，生產環節隻構成影響消費的因素之一，而非唯一因素。其次文化文本並不是被嵌入意義的，意義必須被表達出來,也就是說，意義是被制造出來的，意義通常是在一種語境條件下被制造出來的，意義從來就不是明確的，而通常取決於語境，意義在使用中被生產。從新媒體受眾的特征來看，新媒體環境下催生的大眾更多的是異質和能動的大眾，並非是單質的、機械的和消極的大眾，青年亞文化作為大眾文化的新的組成部分，導致大眾文化的消費群體構成發生新的變化，這也是媒介文化研究的文化消費轉向的一個重要原因。

總之，媒體的多樣性、變化性、生成性、互動性、交叉性，決定了以媒介為重要依托的媒介文化始終處於發展的、未完成的、持續的運動變化之中，媒介文化的這些特征也決定了其在未來會出現更多的區別與傳統大眾文化的新特征有待我們去探究。（作者系中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講師）

參考文獻：

[1] (德)阿多諾著.高丙中譯.文化工業再思考[M].天津: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0.

[2] 和磊.公共理性與當代中國大眾文化批判[J].思想戰線,2013(3).

[3] 趙勇.論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化理論的生成語境[J].學術研究,2004(11).

[4] (英)約翰·斯道雷著.常江譯.文化理論與大眾文化導論(第五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5] 趙勇.不同媒介形態中的大眾文化[J].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4).

[6] (美)丹尼爾·貝爾著.趙一凡等譯.資本主義文化矛盾[M].上海:三聯書店,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