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報：法國“特殊暴恐事件”的血與痛

　　導讀：最新一期的法國諷刺漫畫雜志《沙爾利周刊》刊登了一組名為《法國仍然沒有遭遇恐怖襲擊》的漫畫。創作者肯定不會想到，這種狀況很快會被刊登漫畫的雜志社改變。幾天之后，也就是當地時間1月7日，針對該雜志的槍擊造成包括主編在內的12人死亡，成為半個世紀以來法國最嚴重的襲擊案。

　　為什麼會是這家雜志社

　　卜永光

　　証據很明顯，這是伊斯蘭武裝分子制造的恐怖事件。不過，正如幾個月前曾宣稱“法國面臨歷史上最嚴重恐怖威脅”的奧朗德總統所說，這也是一起“特殊的暴恐事件”，它與近年來世界各地頻發的諸多暴恐案例有很大不同。

　　其一，這是一起針對特定目標的報復襲擊。襲擊者曾在現場高喊“我們已為先知復仇”。與當前恐怖襲擊大多針對無辜平民不同，至少在襲擊者看來，此次事件中“罪與罰”的邏輯直接而清楚。雖然12名受害者已付出了生命代價，但襲擊者甚至眾多穆斯林依然會認為，由於被襲擊雜志社曾經發表了諷刺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伊斯蘭世界首先也是“被侮辱與被損害的”﹔雖然文明世界中的任何一個理性個人都不會贊成暴恐行徑，但可能還是會有人私下產生“出來混，總是要還的”之類的想法。

　　其二，這是一起兼具刑事案件和恐怖襲擊雙重特點的事件。與一般暴力犯罪不同，恐怖主義通常具有明確的政治目的，往往是出於所謂的“國仇”而不是“家恨”或個人恩怨實施行動﹔通過人體炸彈等進行自殺式襲擊是其慣用手段。此次暴恐事件卻更像一起刑事犯罪。工具是AK47步槍和火箭彈發射器，行動不是為了警告法國政府，而是為了干掉在其看來侮辱過神聖先知的幾個編輯和漫畫家﹔除了三名嫌犯共同行動，整個作案過程類似於美國時常發生的校園槍擊案。

　　其三，制造事件的是一群相對“理性”的襲擊者。襲擊發生前，針對《沙爾利周刊》關於法國沒有恐怖襲擊的論斷，極端分子甚至通過網絡不無幽默地回應稱：“等著看吧，到一月底前都來得及送出我們的新年祝福。”雖然尚無法確認有“血色幽默感”的回應者就是此次事件中的襲擊者，但與腦中隻有“雞血”、心中隻有抽象目標、近於無意識“僵尸”的多數恐怖分子不同，襲擊者顯然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如果說多數恐怖襲擊都更像“僵尸大戰植物”的游戲，那麼襲擊者及其同情者眼中的此次事件，則可能更像另一款名為“憤怒的小鳥”的游戲：為了報復偷走鳥蛋的肥豬們，鳥兒“有理由”攻擊肥豬們的堡壘。

　　法國“特殊暴恐事件”警告世人，恐怖主義與刑事案件之間並沒有完全涇渭分明的界限，也未必全都需要恐怖組織精心培訓和被洗腦后的“聖戰分子”才能實施。傾向於用極端手段解決問題但具有基本理性的普通人群，也可能游走於恐怖主義與暴力犯罪之間，制造各種形形色色的“准恐怖主義”，從而讓各國的反恐形勢變得更加復雜。

　　事件發生后，紐約等地爆發了聲稱支持“言論自由”的“我是沙爾利”游行。但這一事件也應該讓人們反思言論自由的邊界問題。嚴復曾將“自由”一詞譯做“群己權界”，精當地表達了自由必然涉及個人與群體，以及群體與群體之間的權利分界問題。當言論傷害到其他群體的信仰和感情時，它是否已經超越了自由的“權界”，因而應當受到必要的限制？

　　無論此次恐怖襲擊有多少特殊性，當襲擊者扣動AK47的扳機時，他們已經站到了文明世界的對立面。兩個月前，法國國會剛剛通過了反恐法草案。盡管襲擊者被審判時可能趕不上該法案的正式生效，且因法國已經廢除死刑而不會被“血債血還”，他們還是應當受到法國刑法的嚴厲懲罰。

　　聖戰與反恐

　　孫興杰

　　法國一夜之間成為全球反恐的焦點，在《沙爾利周刊》編輯部遇襲之后不到24小時又有兩名警察遇襲。於法國政府來說，這是恐怖襲擊，事件發生之后，法國政府提高了反恐級別﹔於發動襲擊的人來說，這是捍衛信仰的聖戰。當聖戰遇到反恐的時候，一場沒有結果的戰爭就開始了，也是一場沒有贏家的戰爭。

　　法國近年來成為恐怖襲擊的主要目標，在法國發生的恐怖襲擊佔歐盟的四成以上，毫不夸張地說，法國面臨著恐怖襲擊的“十月圍城”，巴黎，這座世界之都，也被稱為“巴黎斯坦”。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倫敦、馬德裡等地，歐洲成為反恐與聖戰的新戰場。尤其是在“伊斯蘭國”興起之后，取代基地組織成為新的聖戰中心。來自歐洲各國的志願者超過3000人，尤其是法國、英國、德國公民成為“伊斯蘭國”武裝分子的重要來源。這些武裝分子回國之后成為發動恐怖襲擊的恐怖分子，除了法國之外，加拿大等國也成為恐怖襲擊的目標。換句話說，恐怖主義已經不再是中東的“專有”標簽，而變成了隱匿於全球角落的恐怖主義網絡。這是一個恐怖襲擊的黑色帝國，反恐與聖戰成為沒有“楚河漢界”的戰爭。

　　聖戰與反恐，從字面來看，這幾乎是難以相容的兩種力量，都帶有強烈的道德優越感。言論自由是歐洲自由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卻受到域外或者異己力量的審查。於穆斯林而言，先知或者信仰遭到褻瀆，暴力只是捍衛信仰的一種手段。在這場聖戰與反恐的較量中，歐洲成為被威懾的對象，恐懼感使很多媒體放棄了諷刺性的文字或者漫畫﹔而穆斯林則讓自己郁積於胸的屈辱感以暴力的形式發泄出來。

　　《沙爾利周刊》的悲慘遭遇意味著“文明沖突”已經超出了亨廷頓的預期，不是中東政體與歐洲博弈，而是歐洲內部出現了文明的斷層線。前往敘利亞的穆斯林們，他們在法律上是歐洲國家的公民，但是在心理與信仰上卻是伊斯蘭世界的，“身在曹營心在漢”，在同一個國家內部出現了“敵-我”的分化，這既是國家內部整合機制的失敗，也是歷史積怨難消的明証。二戰結束之后，歐洲一片廢墟，不僅缺錢，也缺勞動力，馬歇爾計劃解決了資金問題，歐洲國家從中東、北非大量引入“客籍勞工”，前后持續了幾十年，這些移民的規模達到百萬。在很多歐洲城市都有穆斯林社區，遺憾的是，雖然移民已經有幾代了，但是心理界限卻沒有彌合。穆斯林的生育率較高，但是很難融入主流社會，青年穆斯林失業率高，難免產生怨恨。他們也是進不了自己的國家（法律意義上的），回不去心中的故土（信仰上的）。

　　當“伊斯蘭國”興起之后，成百上千參加聖戰的歐洲穆斯林使歐洲陷入了一場“內戰”，作為回應，歐洲各國的極右翼政治勢力興起，尤其是法國勒龐領導的“國民陣線”有強烈的排外思想。《沙爾利周刊》事件進一步激化了法國國內的反穆斯林的思潮，而勒龐是一個“站在權力門口”的女人，如果她入主愛麗舍宮，法國恐怕真會朝著“巴黎斯坦”的方向滑落。這代表了歐洲政治發展的潛在的隱憂，極右翼勢力和穆斯林之間需要實現和解，更重要的是二者之間的矛盾與摩擦要“去意識形態化”，就事論事的處理方式是消解聖戰與反恐所附帶的極端性的關鍵所在。

　　歐洲人打了幾百年宗教戰爭，最終認識到世俗化、政教分離是和平之路，寬容是多元信仰和平共存的沒有選擇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