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富媒體 窮民主》有感

美國傳播學者羅伯特·W·麥克切斯尼撰寫的《富媒體 窮民主——不確定時代的傳播政治》一書讀下來，老實說筆者並沒有像很多人那樣對這本書所揭露的種種有關媒體的內幕而感到“震驚”。但筆者至少覺得這本書值得細讀，重新讀來，這本書還是有很多值得玩味的東西。

風景總是在別處，當國內的媒體從業者們正在抱怨的時候，國外的媒體似乎也在受到來自高層的管控。與中國不同的是，他們受到的控制來自於媒體的所有者，也就是傳統意義上的媒體大亨們。這些人會為了自身的利益放棄公共利益，而麥克切斯尼為他們受到傷害的民主、自由提出的解決措施則是增強政府的規制。

維亞康姆公司、迪斯尼、時代華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這些媒體公司的所有者們和公司的高級管理層成了財富榜上的新寵，媒體行業以經濟效益的方式取得了成功。而媒體成功轉變成了更龐大的商業集團，以佔有股份或合並收購的方式完成了媒體融合。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美國幾家頂級的巨型媒體公司已經在電影、電視、圖書、唱片等領域達到了80%以上的市場佔有率，此外，廣播頻道的分配、節目排名等數據也說明了這一明顯的趨勢。在商業成功的同時，媒體的公共職能發生了變化。它們以提供“人們想要的東西”為主導思想，即提供那些“輕鬆而令人愉悅”的商業節目而非公共教育或嚴肅的時政類節目以降低傳播的風險，在商業運作上始終立於不敗之地。然而正是這些過度商業化的公司成為作者集中批判的對象，它們利用傳播之便，以文化的名義對民眾的思想進行腐化，使公民“政治疏離”﹔同時公司出於對自身利益的保護，並與政府形成某種協議，控制與自己有利益牽連的報道的發表和傳播，一度產生了“激冷效應”。這些公司的影響從美國擴散至全球，已經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媒體的集中與整合。作者通過對大量事實資料的收集，呈現出了一幅震撼人心的新的媒體格局地圖。在麥克切斯尼看來，這種大型公司的集中整合與市場的趨利性最終會傷害現有的民主、自由，美國的媒體改革必須進行“廣泛的政治運動”，要將媒體組織建立在非營利、非商業化的基礎上，而且要打破巨型公司的壟斷，則必須通過政府規制來實現。

媒體與民主的悖論是如何產生的

本書對於新聞集團、時代華納、維亞康姆公司、貝塔斯曼公司等巨型媒體的全球范圍擴張引起的媒體權利聚集現象做了深刻的探討和論述，並對現有的媒體形式分別做出了判斷。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當今世界媒體發展的許多問題，並對其發展提出了自己的強烈擔憂，但這本書更大的價值在於提出了一些新鮮的議題。媒體所奉行的自由難道不正是資本主義社會所謂的民主為其提供的嗎？而“犬儒主義的政治冷漠”或文中提及的公民“政治疏離”現象，就一定是由媒體所帶來的嗎？關於這些問題，或許我們需要對作者預設的有關民主和媒體的前提做一些回顧。

麥克切斯尼在第11頁的導言部分指出，他所討論的民主是古典意義上的“多數人統治”，而這也就是他最后提出借用政治運動力量的意義所在：“將權力從少數人手中轉移到多數人那裡。”美國政治學家羅伯特·達爾認為，有效的參與和充分的知情是民主的根本，即多元主義民主會優於對單一精英力量的信任。然而充分的知情是有效參與的必要前提，在這裡媒體的作用就是使民眾能夠“充分地知情”。換言之，如果我們追溯其本源，媒體本就是出於民主的需要，為了民主的發展而產生的，它是信息的傳播渠道，是民眾參與政治事務的必經之途。因此，“富媒體”的產生或恰是源於民主的社會。然而就書中展示的現象來看，媒體的蓬勃發展反過來削弱了民主的力量，這就是所謂的媒體與民主之間的悖論。作為方法論和介質的媒體為什麼會對真正作用於政治的民主權利產生影響？如果可以在這裡做一個大膽的假設，筆者認為，是制度本身出現了問題。

既然媒體的本質是介質，其本身就不需要政治立場或觀點。所謂客觀公正，在我們看來就是說：“沒有立場”才是媒體該有的立場。而政府和民眾，或者說是既得利益者和利益被剝奪者之間，可以存在著觀點的沖突和立場的不統一。但問題在於，媒體的所有者在背后起作用。當操縱媒體的人是分散的、各自立場不統一的時候，互相成為制約的力量。當操縱媒體的人逐漸變少，互相制約就不如談判合作來得利潤豐厚。就像完全競爭的市場從來不是資本家所期待的理想市場，如果有成為寡頭甚至壟斷行業的機會，誰會放棄呢？所以這時的媒體不再是介質，而成為有獨立意識的媒體公司。他們經營著龐大的文化帝國，用思想灌輸和軟化沖突的方式磨平了受眾的思想和意識。盡管人們當初賦予媒體權利的時候可能並沒有想到會出現這樣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的出現是必然的。

媒體與民主的關系

民主的市場和社會給了媒體發展的空間，類似於美國《第一修正案》對言論自由的強化賦予了媒體更多的權利，然而也必將導致其內部不斷融合與兼並，以尋求更大范圍的庇護，讓自己成為足夠強大的力量。傳統意義上廣場政治不再現實可行，因為媒體成了有權有勢的“統治方”，這必定會出現專制。而代表民意的公共媒體機構只是出於道德的一個幻想，是烏托邦化的。即使社會中存在著一些看起來非營利的媒體，它們往往也是一些大的媒體集團出於淡化營利性的外衣而建立的。

資本主義社會中對於民主和自由的定義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對市場的信任上，許多人堅信“看不見的手”會讓市場體系成為民主的搖籃，林德布洛姆認為市場體系是民主國家建立的必要不充分條件，然而筆者認為這並不全對。正是這個市場，在上個世紀不斷出現失靈，導致經濟衰退影響人們的生活﹔同樣是這個市場，讓大眾媒體成功被商業滲透，讓民眾的偏好引導了媒體業的發展方向，最終形成了麥克切斯尼深深憂慮的媒體過度商業化。如果說“政治疏離”是媒體帶來的影響，從上面的推斷來看，倒不如說是制度本身使民眾自身對於民主的需要沒有那麼強烈。

媒體集權的真正制約者

說到這裡，就不得不提及麥克切斯尼在該書第三章中對於互聯網的論述。雖然他的觀點有其時代局限性，20世紀末的互聯網並沒有呈現出像現在這麼多元交互的強大功能，而他只是參照廣播電視的發展認為Web1.0時代的互聯網有朝一日終會成為大公司的囊中之物。但是，事實上互聯網現在確實在以令人難以相信的能量影響著傳播環境，越來越多的“公民記者”和前所未有的自由平台幾乎無法限制信息的流通。如果說當年的“扒糞者”還必須依賴於印刷品才能進行信息的公開與傳播，那麼今天“棱鏡門”事件的影響一定不亞於讓記者們頗為自豪的“水門”事件。完全開放式的信息平台讓許多人開始相信這是一個真正自由的空間。在中國，2010年以后，隨著微博、微信影響的逐步加深，公民不但沒有“政治疏離”，反而似乎對政事充滿了熱情。

在《富媒體 窮民主》中，所謂的富媒體並沒有包括新興的自媒體渠道，因此基於當時的條件，增加政府的規制是麥克切斯尼所能想到的最可能的解決辦法。然而從現在來看，互聯網確實提供了一定的制約力量，包括輿論的營造和擴散。雖然傳統媒體和其他各種力量也發現了這個空間，並盡可能適應新的方式繼續對民眾施加影響，然而現在至少個人言論有了抒發的空間。按前面所分析的，互聯網比媒體更像是一個信息的傳播介質，可以原生態地展現言論和事實。這時媒體巨擘和網絡達人的影響力可能沒有什麼不同，盡管聲音嘈雜，但是本書作者所擔心的全世界最終隻剩下一種聲音的現象，發生的幾率大大下降。筆者無法判斷接下來互聯網發展的方向，因為技術革命會帶來無數種可能，而人們對它的控制也在逐漸加強，但它比傳統媒體至少更向前邁進了一步。（趙雲澤：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助理、史論部副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新聞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黃聖醇：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