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季鸞如何為宋案直言

有資料稱，報人張季鸞1913年第一次入獄，是因為對宋教仁案不平。但是具體情形如何，一直不得而知。筆者經過研究發現，還在留學日本時，張就對宋深表欽佩，並稱其為湖南三杰之一。辛亥革命后，他回國並進入上海《民立報》服務。其時一度也在該報工作的宋教仁，基本已脫離報館，直接投身於政治。在此期間兩人並無多少接觸，但間接通過好友於右任、康心孚等，張對宋之人品及政治觀點還是比較了解的。

1913年二三月間，康心孚向張季鸞等極力推薦宋教仁提出的“國家主義”，認為是“救時良策”，理論上無懈可擊，“特視其行之之道耳”。他們都很欣賞宋，以為宋每發表意見，總“以國家主義為唯一之精神，以統一行政為唯一之作用。而其調和激切論者之苦心，以期見於實行者，尤為慘淡經營之圖”。這種調和激切、以國家為重的良苦用心，很容易為張所認同。然而宋之慘淡經營，在當時極易觸動政局中個別方面的不滿乃至禁忌。最終導致他於1913年3月20日在上海火車站被刺。此事至今仍不乏疑點，但在當時的輿論氛圍乃至后來的不少歷史敘述中，所有証據都指向北京政府，特別是袁世凱手下的總理趙秉鈞。

4月25日，在革命黨人的壓力下，江蘇都督程德全等將查獲的有關宋教仁被刺的若干函電公之於世，同時以案件牽涉國務總理趙秉均為由，提出組織特別法庭審理此案。孫中山、黃興隨即也於26日聯名通電，稱“此案關系重大，為中外人士注目”，要求“嚴究主名、同伸公憤”。27日，上海《民立報》發行臨時增刊，登載有關宋案的各方來往電報。在北京主持該報分館的張季鸞，也密切關注事態進展。

北京政府很快做出反應，並開動輿論機器為自己服務。雙方既已開始宣傳戰，北京分館的張季鸞等自不能袖手旁觀。上海《民立報》就於5月13日發表過一篇《北京民立報〈宋案痛言〉（為宋案証據宣布后作）》。這篇作者署名“奴”的文字,清楚地反映了張季鸞等的看法。文中痛斥北京當局為背后主謀，且怙惡不悛。警告政府：如此不顧大局，倒行逆施，縱“能橫行於一時，能常保於永久乎？”

宋教仁臨終之際非常擔心國家不能統一。隨著南北形勢日益緊急，張季鸞和報社同仁越發慨嘆宋死不瞑目。在發往上海的通信中，他們正告野心家：要做大總統盡可以去運動議員、安插私人，“何必做這一篇謠言大文章，鬧得中國天翻地覆，嚇得百姓昏三倒四。獨非中國人乎，相逼胡如是之甚？”

時局演變到七月下旬，南北終於決裂，由暗斗而明爭。贛寧等地相繼開戰，長江流域戰事日酣，水陸並進，炮火交加，“宛然一辛亥革命之縮圖”。有感於江南民眾又遭浩劫，更有感於3月20日之前與之后的中國“截然為兩種氣象”，張季鸞和北京分館同仁痛惜：“哀哉，宋漁父君之棄民國而逝也”。並在報端發表題為《追懷宋漁父》的言論，隨即為上海《民立報》轉載（此文雖未署名，但亦反映張之看法）。

宋教仁生前即以促進南北新舊統一為職志，曾謂“非新舊勢力打成一片，不足以建設民國”。實則他也無日不為此努力﹔可惜功業未就，竟以身殉。臨終前更泣訴衷腸，並謂“誰實誤解我者”。張季鸞等直言，宋可以說確因誤解而死﹔尤痛心宋死后而誤解猶存。無論其南方的政友還是北方的政敵，都未因宋臨終之言而有絲毫感動。他們慨嘆：天下紛紛，“要皆知罪他而不知罪己之人。始而誤解，繼則猜忌，乃出於戰爭”。

頭腦陳舊的官僚派尤其誤國誤民。張季鸞等憤言：一個光明磊落、潔白無瑕的宋教仁尚不能見容於彼等，“此天下士之所以寒心，而禍亂之所以作也”。陰謀刺宋者的“用心之深，蓄謀之久”，更令張等憤慨。他們相信舊派中確有些人“實甘心挑動禍機，間接以殺吾民”。他們公開質問那些陰謀家：究竟是殺一人還是殺吾民？因宋之死而引發國內戰爭，是“最苦痛”之事。他們痛斥南北各方那些隻知道用武力對話者都是“無知識”者，並因此更感宋死之可悲。不難想象，張季鸞和北京分館的這些言論，雖然不論南北一概斥責，但仍舊很容易觸動北京當局的隱痛和忌諱。在北洋派的高壓政治下，張之被捕也是早晚的事。（作者為沈陽大學文化傳媒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