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春晚"發出打工者聲音 崔永元自掏腰包發紅包

　　 崔永元和6歲的孫一聊天，自掏腰包給孩子發了紅包。實習生 周婉嬌/攝

　　 來自廣東的非典街舞團，主要由90后打工者組成。實習生 周婉嬌/攝

　　摘要：在微博上，主持人崔永元為2015年打工春晚寄語：“沒有我們，城市會冷清，有了我們，每一座城市都變得生動。我們家在鄉村，告別父母，既為自己的夢想，也為城市的繁榮。淚水吞下，汗水依然在飛。響起來，響起新工人捍衛尊嚴的掌聲。2015，打工春晚，回望一個群體奮斗的背影。”

　　“你是夢想家嗎？”小區布景的舞台上，一個穿白衣的廚師問道。

　　戴著大檐帽的年輕保安，坐在台階上小聲回答：“我2010年來北京，一晃幾年過去，‘夢’沒了，就剩‘想家’了……”

　　全場爆發出一陣會心的笑聲，有些觀眾的表情有幾分滄桑，又有幾分唏噓。

　　這是2月1日2015打工春晚的北京錄制現場。它是目前唯一一台全國性的由基層勞動者自編、自導、自演的春節聯歡晚會，致力於表現全國3億打工者的真實生活和心聲。

　　這是第四屆打工春晚，由北京市朝陽區文化館和北京工友之家聯合主辦。它的表演者來自台灣、深圳、東莞、蘇州、沈陽、北京等地，大部分觀眾也都是請假趕來的打工者。

　　“80后”廚師和“90后”保安的打工春晚之旅

　　在小品《我要上打工春晚》裡扮演廚師的，是“80后”的安徽亳州人楊華。

　　實際上，他是北京市委黨校后勤部的一名涼菜師傅。舞台上，他穿的廚師裝就是每天的工作服，手裡用來“嚇退”保安的道具，也是自己工作時用的菜刀。

　　小品裡，廚子深夜到小區排練節目，和保安上演“貓捉老鼠”。但得知廚子要上打工春晚，保安連忙要求帶上自己：“保安怎麼啦？我來自農村，一個月2000塊，兜比臉干淨，一不坑爹，二不啃老，三不拜金！”

　　演保安的河北衡水青年解勝凱，生於1993年。當保安也是“本色出演”。

　　2006年來北京之前，楊華在阜陽話劇團學過表演，練過快書，跑過龍套。帶著“表演夢”到北京后，楊華先是去節目現場當觀眾，后到相聲劇團打雜，干些檢票、搬桌子、遞話筒的雜活兒，靠打零工為生，沒有固定工資。

　　在劇團，一得空，楊華就在后台偷偷學習舞台表演。在后台，楊華認識了帶著“相聲夢”來打工的解勝凱。“80后”和“90后”一見如故，成了表演上的搭檔。

　　2007年，楊華找到了廚師的工作，“吃住都在單位，解決了溫飽問題”。為了配合楊華，方便練習，解勝凱就到月壇公園干起了保安。

　　每天下了班，他們就在附近的小公園免費“登台”，公園的垃圾桶就是他們的桌子。

　　“夏天時，常遭蚊子叮，我們一邊集中注意力投入練習，一邊還得趕蚊子。”遇到過路人問路，兩人隻好打斷排練，一個一個耐心地指完路，再接著練。也常有在公園裡散步的老大爺，被表演吸引駐足，不時哈哈大笑。

　　在小公園排練的經歷，后來被他們寫進作品中，名為《不容易》。他們的十多個作品，大都是基於他們的真實生活。

　　為了讓表演更接近生活，“有依據，能立得住”，楊華和解勝凱在生活中苦練觀察力。

　　做菜的空檔，楊華就在廚房的玻璃前觀察吃飯的人。周末逛街時，碰到商場裡發生了爭執，楊華就湊過去觀看沖突的過程。即便是擠地鐵，他也“多留個心眼”，學習每個人說話走路的神態，碰到有趣的事情就記下來。

　　聚光燈下，廚子和保安組成的“廚暴安良”組合，贏得了觀眾的滿堂喝彩。但現實中，解勝凱由於排練節目，多次缺勤，不久前被解雇了。他的保安服是楊華找保衛處的同事借來的。

　　不久前，“廚暴安良”組合剛剛上過安徽衛視的“超級笑星”節目，在復賽后遺憾出局。楊華3歲的女兒由在老家工作的妻子照料，平時無法相伴。女兒看了電視，在電話那頭說：“爸爸真丑。”

　　楊華現在每周上6天班。每周二下午，他會到一所中學，為相聲班的孩子上一個小時課，偶爾也接一些商業演出，收入仍然不高。解勝凱失業后去了劇團，專職表演，偶爾也做婚禮主持。

　　上過大大小小的舞台，楊華始終覺得，打工春晚的舞台是最特別的。

　　“在這裡表演，我感覺很親切、高興，一點束縛都沒有，表演時特別放得開。別的舞台和這裡相比，就像是普通朋友和親人的區別。這裡都是打工者，我自己也是個小人物，特別親切。”

　　楊華的一個同學在北京經商，頗為殷實，多次邀他經商。但這個廚師從沒想過改行。“每個人追求的東西是不一樣的。我就是一代伙夫，一邊打工一邊表演，現在的生活就挺好的。”

　　青年打工者之夢：穿梭於兩個角色間

　　即便在打工春晚的表演者中，陳漢讓的“草根范兒”，仍格外突出。

　　兩個油漆桶、兩個塑料桶、1個垃圾桶、兩個鋼碗和1個平底鍋，是他的全部“樂器”。平底鍋是其中最長壽的，陪伴了他1年多的時間。其他“家當”都是他為了打工春晚，專門從廢品站淘回來的“新品”。

　　他所在的“桶子鼓樂隊”，原本由6名街頭歌者組成，如今隻剩下鼓手兼主唱的他和貝斯手黃永靈兩人。

　　燈光亮起，陳漢讓揮起手裡的小木棒，用力擊打著腳邊他視若珍寶的“樂器”。鐵皮油漆桶被他敲出了凹痕。

　　原本是貝斯手的黃永靈改彈了吉他。戴著五角星鴨舌帽，這是他的“標志性打扮”。他們閉著眼睛，大聲唱《飛翔》：“在太陽升起的地方，是我夢想的起航。如果我有翅膀，我就會去飛翔……”

　　同樣來自廣東的，還有“非典街舞團”的李鑫和覃澤保。

　　除了隊長李鑫生於1989年，站上打工春晚舞台的其他5人都是“90后”，來自廣東東莞4家不同的工廠。來廣東之前，李鑫在四川老家做了4年理發師。

　　生於1995年的覃澤保是廣西人。初三一畢業，就隨父母在廣東打工了，“年齡不夠，我用哥哥的身份証混進了工廠”。

　　他們白天在流水線上班，隻能利用晚上，湊到一起排練街舞。這次為了上打工春晚，16個成員都向廠裡請了假，最終卻隻有6個人請到了假，來到了北京。他們盼著主辦方能開具証明：“帶回去，讓廠裡以后支持我們參加這樣的活動，方便以后請假。”

　　台上台下，有的演員判若兩人。

　　李金銘一亮嗓，台下許多人的眼睛都亮了。舞台上，一身專業民族歌唱家打扮的她，其實是一名電器銷售員。

　　她給打工春晚帶來的是《美麗的心靈》：“曙光透進路旁的林蔭，鈴聲打破黎明的寂靜，姑娘駕駛清潔車，晨風吹動著你的衣襟……”這是一首贊美清潔女工的老歌，朱逢博、李谷一等著名歌唱家都演繹過。

　　李金銘在演唱時，被誤認為是著名歌手，已經不是一兩次了。但在拾起自信之前，她度過了漫長的10年。

　　1987年生的她，來自河北滄州的鄉村，從小就喜歡唱歌。“還在上初一時，學校唯一的音樂老師有事，就讓我挑大梁，替她帶三個年級的音樂課。”

　　2001年，14歲的李金銘被某音樂學院錄取，但她卻一點也高興不起來。

　　她的爸爸是一名鄉村小學老師，每個月隻有300元工資，媽媽下崗，還有個小自己6歲的弟弟。家裡的土房子是用蘆葦和著泥吊的頂，一到下雨天就會漏水，“屋裡跟種蘑菇一樣”。

　　女孩學音樂的夢想就此中止。2005年，李金銘一家一家地借錢，湊了300元，便獨自背著行囊到北京打工。“為了減輕家裡的負擔，也為了追夢。”

　　打工快10年的女青年，記不清楚換過多少個職業，搬過多少次家。“我的第一份工作是飯店服務員。我從沒下過館子，連魚香肉絲、宮保雞丁是什麼都不知道，還被同事嘲笑過。”

　　“在大鐘寺賣過手機，在高碑店當過業務員，在萬壽路做過電話銷售……”她數的不是順口溜，而是一段段打工者的青春經歷，“為了跑業務，我曾經沿著王府井到東大橋的商店做宣傳。沒有交通工具，隻能自己拎著兩大袋印刷品，一家一家地跑。”

　　當時北京地鐵隻有1號線、2號線，在沒有公交車的深夜，這個女孩兒就默默走上1個多小時，“腿著回家”。

　　3個月前，李金銘剛搬離豐台區西四環的一間平房。由於常年住在陰暗潮濕的小房間，李金銘的腰已經開始疼痛。“住過8個人一間的地下室，酒仙橋160元一個月的平房，睡過靛廠新村1米多寬的小床……最多的時候，一年搬四五次家。”

　　有了一點積蓄后，李金銘幫父母重修了房子，幫助弟弟讀大學，也重新撿起了唱歌夢。2013年，她自費開始學習美聲和民族音樂，還報了英語課，“學費是分期付的”。

　　現在，她的日子分成“6:1”。每周的6天，她在朝陽區一家電器城賣電視機，當唯一的休息日來臨，她就趕往北四環外學唱歌。偶爾有朋友介紹一些演出機會，“大部分在晚上”。她換下工作服，便匆匆前往，站上某個宴會的小舞台。

　　接到打工春晚的邀請時，李金銘剛剛病愈，欠下數萬元債務，生活並不輕鬆。但這個28歲的女子仍有夢想：“唱歌讓我越來越自信了，等還完錢，我要買架鋼琴，學學琴。機會是給有准備的人的，我得時刻准備著。我想上舞台，讓更多的人認識我。”

　　“証明我們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

　　第三次主持打工春晚的崔永元身邊，還有兩名笑容燦爛的女主持。她們不是名人，都曾是我國南方工廠流水線上的普通女工。

　　來自安徽的王福菊，和來自甘肅的丁麗，都生於1988年。“在流水線上的狀態，特別像一個零件、一台機器。”兩人不約而同地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2002年，隻有14歲的丁麗輟學，跟著姐姐到深圳，開始了自己的打工生涯。“流水線上80%的工人都是女工，因為女工溫順聽話，做事也特別快。”

　　“當時的深圳還分關內和關外，關內公園、廣場等免費設施，都需要暫住証才能進入。我們沒有証。有些人打工十多年了，連城裡都沒去過。”

　　丁麗不知道，遠在北京的同齡人王福菊，卻是主動選擇了做她的“同行”。

　　2008年，當時還在念中華女子學院大二的王福菊，大膽地決定：“休學。”“因為當時比較迷茫，就想通過休學尋找人生目標。休學時，我在北京的工友之家做義工，對工人群體也有了比較深的了解，就決定以后要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讓人跌破眼鏡的是，她畢業后，選擇了到南方工廠當一名流水線上的女工。

　　“我大學學的是社保專業。要想真正了解工人的狀況，就必須深入了解他們的工作環境，必須成為一名工人。”

　　在做了一年產業工人之后，王福菊選擇了跳出這個行業。“每個車間都會有線長督工，可工人干得越快，布置下來的生產指標就越多，工人的負擔就越重。我們都是兩班倒，回到宿舍也見不到其他工友，根本沒有人際交流。再干下去，我真怕自己抑郁了。”

　　但對丁麗而言，她卻一直渴望有王福菊這樣“念書的機會”。城市的“拒絕”，也讓她灰心：“城市始終沒有接納我們，打工者的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問題太多了，我們享受不到城裡人的待遇。”

　　現在，她倆都成了專職義工。

　　“很多人提到打工者，就會把他們和討薪、維權畫上等號。真實的面貌被遮蓋，外界看不到我們健康、積極的一面，因為我們沒有話語權。”丁麗說，“我們開展了‘最牛女工’的公益活動，就是要讓女工站出來說話，展示女工正面、多元化的精神面貌，我們自己有發言權！”

　　為了普及《勞動法》知識，丁麗和同事們帶著自己創作的歌曲，走訪了很多新工業區。每到一處新地方，工人們總是爭先恐后地“搶”走這些《勞動法》冊子與知識傳單。

　　“這是義工們最有成就感的時候。”丁麗自豪地說。

　　她沒想到自己會當上打工春晚的主持。“我有點擔心，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女工，主持方面的專業知識，了解得還真不多。但我想把女工的聲音傳遞出去，証明我們能夠發出自己的聲音，証明打工者也有能力干好主持！”

　　王福菊覺得這個舞台“很朴實，也很溫暖”。“參演的每一位演員都是以真實身份出演的，每一個節目也都反映了他們在打工過程中的真實遭遇，以及他們對未來生活的期望。”

　　這一屆打工春晚，將於春節期間通過網絡播出。

　　在微博上，主持人崔永元為這個勞動者的舞台寄語：“沒有我們，城市會冷清，有了我們，每一座城市都變得生動。我們家在鄉村，告別父母，既為自己的夢想，也為城市的繁榮。淚水吞下，汗水依然在飛。響起來，響起新工人捍衛尊嚴的掌聲。2015，打工春晚，回望一個群體奮斗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