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新疆”建設的傳播策略

2014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八屆四中全會聚焦法治，明確地將以往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提升為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構想，這是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成功經驗和深刻教訓之后做出的重大抉擇。對當前正處於“三期疊加”①特殊歷史時期的新疆而言，如何乘“法治中國”建設的東風，將“法治新疆”建設落到實處，崇尚憲法和法律在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權威，在堅持反暴力、講法治、講秩序，始終保持嚴打高壓態勢的基礎上，通過強化法治文化建設，在全社會形成人人知法、懂法、守法、護法的良好風尚，是保証新疆各族人民當家做主權利，將暴力恐怖犯罪氣焰堅決打下去的新的歷史使命。

各級傳媒機構應及時調整自己的傳播策略，根據“穩疆興疆，富民固邊”的總體戰略，用法律思維引導新聞宣傳和輿論走向，扎實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在新疆的具體實踐。筆者認為：對新疆這樣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區而言，“法治新疆”建設的宣傳報道需要做好以下幾方面的文章。

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營造社會主義法治氛圍

法治建設，本是現代法治國家應有的治國基礎，但在中國為什麼舉全國之力，至今仍然是“雷聲大，雨點小”呢？根源可能在於我們幾千年治國理念中的法治意識不彰。

一個健全的法治社會，國家立法的目的是要為全體公民提供一張法律的保護傘。如公元前18世紀巴比倫王朝的《漢謨拉比法典》，便是通過制定法律來維護公民權利的（當然，他們的公民是僅限於奴隸主這個階層的）。這樣的法律制定時公民樂意參與，頒布后公民樂於遵守，是易於形成“普遍守法”的公民法治傳統的。但在中國歷史上，儒家主張的君臣之禮實際上是要建立一個“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②的官本位等級社會，而法家的嚴刑酷法更是將法律作為鎮壓老百姓反抗的工具。這就造成了中國歷史上法治建設和法治意識的扭曲。既然“禮度君子，法度小人”具有雙重標准，所以執法者隻要求老百姓去守法，而老百姓遇到法律問題時想的是鑽法律的空子以逃脫制裁。結果是統治者沒有為民立法的意識，老百姓也沒有為國守法的傳統，這就使“法治社會”建設在中國成了一件極困難的事情。所以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在新疆的具體實踐，新聞報道就一定要在如何做好公民社會法治文化建設這篇文章上下工夫。

一是要將“法治新疆”建設作為長期目標進行宣傳定位，不可“會議開過一陣風，大報小報鬧哄哄﹔待到新會精神出，偃旗息鼓不留痕”。在中國，真正形成法治社會的立法、執法、守法意識，可能需要堅持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不動搖才能收到成效。

二是積極建設一支專業素養一流，知法、懂法，能監督立法與執法的記者隊伍。通過監督立法，為社會提供一張張法律的保護傘。有了這把傘，老百姓可以不怕官、不怕吏、不怕惡勢力﹔隻要取之有道，任何人都可以安心發財，財富與家業神聖不可侵犯。通過監督執法，讓法律的權威切實用於維護公共利益、人民權益和社會秩序﹔面對危害社會的種種犯罪行為，能高舉法律之劍，給予犯罪分子以庄嚴的法律審判。

三是堅持法制教育與法治實踐相結合，積極引導新疆社會形成人人知法、人人守法的良好法治環境，讓全社會都知道什麼是法律的底線，什麼是法律的高壓線。一失足成千古恨，法律不是一種約束，而是一種修養。隻有守法才能使人生與事業的追求坦坦蕩蕩。

積極宣傳與推進“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民法治理性建設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定的基本原則。任何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一律平等地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平等地履行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義務﹔公民的合法權益都一律平等地受到保護，對違法行為一律依法予以追究，決不允許任何違法犯罪分子逍遙法外﹔在法律面前，不允許任何公民享有法律以外的特權，任何人不得強迫任何公民承擔法律以外的義務，不得使公民受到法律以外的懲罰。

公民意識則是公民對自己在國家中的責任感、使命感和權利要求融為一體的覺悟，作為國家政治、經濟、法律的活動主體，公民應視自己與他人為擁有平等自由、平等尊嚴、平等價值的社會成員。公民意識是必須運用法律的手段予以堅決保障的。具體地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公民社會必須是真正的平等，不能因權力、經濟、民族因素投鼠忌器、網開一面﹔另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為保障全體公民經濟、政治平等的基石，也不能因需要考慮某些“照顧”因素而造成結構性的經濟、政治地位不平等。

通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宣傳，一方面，要堅定不移貫徹黨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明確民族區域自治不是某個民族獨享的自治，隻有生活在這裡的各民族群眾平等地享有各項權利，平等地履行義務，平等地參與管理社會事務，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另一方面，要把公平正義的法治環境建設視為是有利於構建和諧民族關系的基礎。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正本清源，才能“保護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極端、抵御滲透、打擊犯罪”。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新疆既要面臨如何對待宗教信仰的困難，也要面臨如何正確理解民族區域自治的困難。我國《民族區域自治法》第十一條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依照這一法律，任何宗教活動、宗教事務都沒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宗教不得干預行政、司法、教育、婚姻、計劃生育。宗教極端主義不是宗教，是對宗教的褻瀆和歪曲，必須嚴禁宗教極端主義侵襲公民的正常社會生活。民族區域自治不是民族區域自決，必須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限行使自治權。

隻有通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環境建設，讓生活在這裡的各族群眾感受到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員的自豪，從心底裡產生一種對國家的認同感，具有爭做社會主人公的向心力，才會鞏固人心的統一。而在這樣的公民精神面前，任何破壞民族團結、分裂祖國的圖謀都是無法得逞的。這些情況都說明，新疆的戰略地位十分特殊，面臨的問題十分特殊，做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宣傳報道工作的意義也十分特殊。

嚴格區分暴力恐怖犯罪與一般刑事犯罪的不同性質

既要避免把民族分裂活動按照一般性刑事犯罪來對待，也要避免把一般性刑事犯罪歸結為暴力恐怖犯罪來對待。新聞報道策略要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什麼問題就按什麼問題定性，做到依法依規、客觀判斷。

暴力恐怖行徑屬於政治斗爭的對象，是具有分裂國家圖謀的政治犯罪。“三股勢力”把文化的民族性政治化，將歷史延續下來的傳統居住地定義為本族群的領土，積極構建本“民族”的政治歷史，歸納本“民族”的共同祖先，強調本“民族”與其他“民族”的差別和人口邊界，發掘和謳歌本“民族”的歷史人物。他們掀起宗教狂熱以形成民族分裂主義的社會基礎﹔利用民族、宗教問題以獲得西方敵對勢力予以干涉的口實﹔通過文、武兩種方式以進行長期和目標廣泛的滲透破壞。其目的就是把本“民族”的成員凝聚和組織起來，最終實現分裂國家的政治圖謀。

對於“三股勢力”的暴力恐怖分裂活動，必須運用國家的專政手段予以堅決地、毀滅性地打擊。正如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張春賢所說：“在新疆，分裂和反分裂斗爭是長期的、復雜的、尖銳的，有時甚至是十分激烈的。我們一定要強化‘反恐前沿陣地和主戰場’意識，始終保持清醒頭腦和憂患意識，強化底線思維，保持戰略定力，增強必勝信念，堅決打擊各種暴力恐怖犯罪活動，堅決抵御民族分裂主義和宗教極端思想滲透，堅決維護祖國統一和社會安定。”③

刑事犯罪與政治犯罪是完全不同的。刑事犯罪性質上屬於情節惡劣、對社會造成嚴重危害的行為，其犯罪的主體是個體或團伙，其對社會造成的危害僅限於受害者個人，不會在時間上形成長期的影響。在新疆，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罪、危害公共安全罪、擾亂公共秩序罪、聚眾斗毆罪往往會與暴力恐怖犯罪混淆在一起不易分辨。對這類犯罪不能絕對地、機械地去對待。屬於刑事犯罪的就准確地歸入法律制裁的范圍，是什麼罪就量什麼刑，最大限度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減少對立面，通過法律將危害社會的犯罪分子繩之以法。

法社會學的研究表明，法律審判的權威性、証據規則的嚴謹性、審理過程的公開性、司法決策的明理性，不僅有助於解紛止爭，而且也確屬可以為各種文化所接受的普適規范，從而讓那些以身試法者既受到法律的嚴懲，又不會讓其想通過犯罪獲得某種“信仰實現”的妄想得逞。

總之，“三股勢力”在新疆的暴恐活動是有著復雜的歷史背景和思想根源的，這也意味著我們的反分裂斗爭將是長期的、復雜的、尖銳的，有時甚至是十分激烈的。習近平同志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上強調：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是新疆工作的總目標，必須把嚴厲打擊暴力恐怖活動作為當前斗爭的重點，高舉社會主義法治旗幟，大力提高群防群治預警能力，筑起銅牆鐵壁、構建天羅地網，依法治疆、團結穩疆、長期建疆。因此，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在新疆的具體實踐，就一定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對新聞媒介的傳播策略定位而言，就是要將“法治新疆”建設作為義不容辭的政治責任，“積小勝為大勝，圖近功至恆遠”，多算政治賬，從大處著眼、從細微處著手，“久久為功”，法治不彰、努力不止，切實為建設一個富強民主、團結和諧的新疆貢獻自己的一分力量。（張立斌：新疆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院長﹔郝曉燕：新疆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碩士生）

注釋：

①暴力恐怖活動的活躍期、反分裂斗爭的激烈期、干預治療的陣痛期

②《禮記·曲禮上》

③張春賢：《在新疆，分裂和反分裂斗爭是長期的》，《人民日報》，2014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