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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家歡電影大有可為 內容“全齡化”才具傳播價值

張斌寧

2015年03月16日07:42  來源:光明日報  手機看新聞
原標題:合家歡電影大有可為

  電影《卑鄙的我》劇照 資料圖片

  電影《卑鄙的我》劇照 資料圖片

  電影《洋妞到我家》劇照 資料圖片

  無論在現實還是在電影中,很少有人能拒絕合家歡,這個概念就像潤滑油和黏合劑,滿足著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對維系家庭幸福、社會和諧乃至國家繁盛有著積極意義。尤其到了新春佳節這種舉家團圓的日子,人們對老幼咸宜、舉家同歡的合家歡電影就更是渴望。但令人遺憾的是,放眼當下中國電影市場,真人電影也罷,動畫電影也罷,合家歡類型的作品並不多見,高品質的合家歡影片更是鳳毛麟角。

  內容“全齡化”才具傳播價值

  合家歡電影多出現在賀歲檔期,一來為來年討個好彩頭,二來取個大團圓的意思。正因如此,大家常常把它和喜劇片或賀歲片混淆起來,認識上的偏差導致其市場定位失准。實際上,合家歡電影類型雜糅、兼收並蓄,應該是拼貼、戲仿、挪用、互文以及反諷等多種電影技巧作用下的成果。譬如大家熟知的好萊塢影片《小鬼當家》系列和《超能塞豆隆》就綜合了懸疑、動作、喜劇等類型元素﹔動畫片《機器人瓦力》《卑鄙的我》中,則融入愛情、科幻元素,以增添影片戲劇性,豐富其文化維度﹔20世紀80年代初的國產影片《喜盈門》用現實主義的筆觸准確反映當時的時代特征和人情風貌﹔國產電影《憤怒的小孩》中的追車場面是對動作電影的戲仿,兩個笨賊一胖一瘦的視覺設定沿用了喜劇電影的類型成規,一個在音樂上頗有追求,另一個立志考取研究生,也是反諷喜劇的基本手段,無形中增加了影片的現實指涉意蘊。此外,香港一些合家歡電影常常戲仿或挪用時下熱門的話題電影,為觀眾制造談資和參與感,這些都是合家歡電影創作值得鼓勵的探索方向。

  不少人將合家歡定位成“小手拉大手”的兒童喜劇片,這樣一來,孩子雖然開心了,但被“小手”拉進影院的“大手”往往勉為其難,因為影片沒有給成年人提供符合他們需求的娛樂與滿足,這就從根源上偏離了合家歡電影讓每個年齡段觀眾都能從影片中得到觀賞趣味的創作主旨。這種定位偏差或與當下過分喧囂的產業化語境以及主創者的固有觀念有關,“喜劇通常在藝術性上顯得低廉”的誤識干擾了創作者的思考,使其在媒體的裹挾下糾結於要麼商業要麼文藝的淺層問題,忽視了合家歡類型除了給人帶來歡笑之外在藝術探索和精神價值上的其他可能。

  縱觀這幾年的電影市場,很多打著合家歡旗號的影片要麼是低幼兒童愛看的動畫片,要麼是喜劇甚至鬧劇,而真正能歸於合家歡類型且具有一定思想內涵的優秀作品不多,隻有《洋妞到我家》《憤怒的小孩》等。至於《爸爸去哪兒》,確實產生了合家歡的效果,在藝術和思想上卻乏善可陳,不能代表合家歡電影今后的發展方向,不具推廣價值。

  喜劇仍最受市場歡迎

  既然是合家歡,就免不了笑聲連連。不過,與一般喜劇主要惹人發笑的目的不同,合家歡電影的喜劇橋段更看重其背后的價值與情感凝結的功能,所以在氣質上應亦庄亦諧、一鬆一緊。前一秒還在惹觀眾開懷大笑,后一刻又讓人熱淚盈眶,於歡笑和淚水中,以輕鬆隨意、滑稽搞笑甚至玩世不恭的姿態把人生的道理和盤托出。比如《寶貝計劃》結尾,小萌娃得救,卻發現救他的人字拖要被執行槍決,鏡頭一轉,原來只是監獄內的一場演習,觀眾的情緒瞬間大起大落,在會心一笑中獲得“好人終有好報”的滿足感。還有一種“悲情合家歡”,譬如《歲月神偷》,雖然長子和父親先后離世,但小兒子和母親身后的兩道彩虹依然像家庭的兩位成員那樣不離不棄,家庭秉持的信念繼續生生不息,觀眾雖然不會開懷大笑,關於幸福的體驗卻更加深邃持久,長存心底的是更為熨貼的愛的回響。

  在中國,合家歡電影在故事設定上通常從尋常百姓的生活出發,以家庭為單位設置多個角色,以錯落有致的群戲為主要戲劇點。通過角色因身份、國別、職業、教育背景等造成的戲劇沖突,來探討成長、愛情、親情、友情及其伴隨的關愛與誤解、忠誠與背叛、責任與義務、沖突與諒解等價值觀念。譬如《洋妞到我家》圍繞孩子出國問題展開,經由互惠生娜塔莉的介入,將拉美文化和中國文化,以及中國父母關於孩子教育的價值沖突調和起來,呼喚家庭情感的回歸,表達對國家未來發展方向的認同。可見,合家歡電影是主流電影的一種特殊形式,可以通過故事的設定,綜合運用各年齡層易於接受的形式傳達正能量。

  美好結局 滿足觀眾期待

  通常而言,合家歡影片中的每個角色都有一部個人辛酸史,隨著劇情的進展,困難被化解,障礙被清除,及至影片結束,每個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與歸宿,觀眾也同時獲得了撫慰與滿足。比如《洋妞到我家》結束時,一直被妻子“壓制”的丈夫事業有了轉機,小孩的英語成熟流利,互惠生在中國找到了家的溫暖,妻子也解決了思想上的包袱,拋下焦慮,以正確的方式對待丈夫和孩子。比如香港影片《大富之家》,一開始大兒子離婚,二兒子磕巴,女兒從國外回來帶了個吊兒郎當的“假女婿”,每個人的生活都遭遇了瓶頸期,結尾一家人通過努力都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拿到了長輩派給的紅包,這種滿溢著幸福感的大團圓結局正是影片派給每位觀眾的紅包——人人有份。

  合家歡電影通常以正面的姿態鼓勵個人奮斗,但它也會適度承認成年人在現實世界的無能為力,認可成年人其實也都是長不大的孩子這個事實,所以它在宣揚積極勵志理念的同時,兼具社會治愈的功能。同一部影片,兒童在裡面吸取經驗教訓,成年人則可以檢討成長的得失,在細節累積的作用下,最終匯聚成一個人人向往的主流價值。正像《憤怒的小孩》,男孩孫小傲的父母和爺爺在一系列的變故之后,重新審視和調整了生活重心,在理解、溝通與愛的基礎上達成價值觀的統一。可見,合家歡的潛台詞就是相信愛的終極價值——愛能戰勝一切,愛才是生命旅程中無往不能的通行証。

  今天的中國,隨著移動互聯網對生活的滲透,人際交往和溝通方式徹底發生了變化,個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感到孤獨。在這種背景下,合家歡電影的社會意義和藝術價值尤其值得重視。希望創作者能夠以敏銳的觀察力和專業的態度,為觀眾制作出通俗不媚俗、開心有價值的好作品來。(作者系浙江理工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副教授)

(責編:宋心蕊、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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