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紅包捐贈能"飛"多遠 信任與持續性成重要議題

雖然已經時值3月，但2015年春節以來，一場由微信紅包引發的“愛心接龍”仍在繼續。

2月17日，攝像師常鵬通過微信發布了一段由他拍攝的名為《希望》的視頻，視頻中的主角是黑龍江省雞西市一名年僅5歲的白血病患兒小菲陽。

當天中午12點過后，常鵬一如既往地更新了朋友圈內容。“我將有關小菲陽的視頻發到微信上了”。考慮到自己的賬號擁有1200多個好友，算是一筆不小的“人脈資源”，常鵬特意將小菲陽媽媽的受捐賬號、手機號碼添加到了發布的內容中，“希望能幫她點忙”。

幾分鐘后，常鵬的手機開始顯示收到紅包。“一開始金額比較小，都是一塊兩塊的。很多人把搶到的紅包轉給了我。”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接下來，他發現，不少好友在朋友圈中轉發了這段視頻。很快，“飛來”紅包的數量和金額都開始增加。“慢慢出現了100元、200元的‘大包’。很明顯，這已經不是搶來的紅包零頭了，而是主動的捐助行為”。

意識到這點后，常鵬立即致電小菲陽的媽媽韓文靈。“我讓她趕緊登錄自己的微信賬號，並把她的賬號信息加在了新的視頻轉發中，這樣她本人就可以直接接收紅包捐款”。

此時，韓文靈尚未感受到事情的變化。“最初她對這種捐助方式並不了解，以為只是一種網絡游戲，紅包金額只是虛擬貨幣，並不是實際捐助。”常鵬說。

事實上，微信網絡另一端的韓文靈當時確實有點“懵”。“突然有很多人和我打招呼，要添加我為好友。手機也不斷提示我有新的紅包”。當意識到手機屏幕上不斷增加的數字是來自四面八方的真實幫助，她感到“心裡暖暖的，新年看到了新的希望”。

韓文靈使用的是一部價值399元的兩年合約機，款式老舊。平時，這部手機的功能就是接電話、發短信。然而那幾天，她一手攥著手機，另一隻手不停地點擊屏幕接收紅包，中間幾度死機。

最初，僅僅兩天的時間，韓文靈共收到117個紅包，共計7000余元。“最小的一筆捐助是0.01元，最大的一筆有1000元。”她介紹說。

不僅如此，捐助的輻射半徑也在不斷擴大：雞西、佳木斯、齊齊哈爾、哈爾濱、內蒙古、北京、天津、深圳、非洲……捐助者迅速擴散，走出了東北，走過了長江，走出了國門，從北至南，從國內至國外。

“好心人一個傳一個，像傳遞接力棒似的。小菲陽不算幸運，但有這麼多好心人，她又是幸運的。這些好友通過我的微信、相冊，了解到我女兒的最新進展並且通過轉發又傳播出去。現在，每天我都會通過微信日記的方式，把孩子的情況告訴大家。很多人還到醫院來看我們。有買連衣裙的、有送水果的，還有人拎了一箱笨雞蛋。”她說。

3月13日，當韓文靈再次查看微信好友目錄時，總數已經從最初的20人增加到750人。紅包數量接近700個，累計獲捐金額6萬余元。此前，她獲得的兩筆主要捐款來自當地民政部門及慈善機構，總計兩萬元。

這並不是國內首例以微信為平台的捐助案例。2014年3月，蘇州市慈善總會（基金會）微信平台正式上線，通過微信平台發布救助項目、籌集善款。

2015年2月9日，“免費午餐”發起人鄧飛利用微信朋友圈召集人們加入“青螺營”，並將搶到的紅包捐給“免費午餐”公益項目。截至2月26日，包括“免費午餐”和大病醫保在內的5個公益項目利用微信搶紅包平台籌款近182萬元。“免費午餐”僅春節半個月的籌款金額就相當於去年騰訊公益平台捐款總額的六分之一。

2月19日，碧心青少年關愛基金借助微信朋友圈開展“零錢公益”行動，號召人們為搶到的紅包“找個好去處”，並在朋友圈發布募捐鏈接。截至3月1日，募集到善款5.3萬多元，共1698人次參與捐款。此外，麥田教育基金會也通過微信公眾平台號召人們用微信紅包為“一人一本”公益項目籌款。當天，該項目便籌到10980元。

當指尖的一個點擊涉及真金白銀的捐助，信任與持續性則成為下一個重要議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對這一捐助模式持保守態度。“目前，微信紅包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確保這個平台上的捐助行為公平、公正、透明地展開並不容易。如果人們對這種模式的信任感不高，則很難將這個公益平台進一步推廣和做大。”他說。

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大愛清塵基金秘書長趙若彤對微信紅包的發展前景持觀望態度。“很多人把捐款鏈接發到了朋友圈，這樣一來他們不僅是捐款人，還承擔了項目發起人的角色，讓更多的人參與進來。這是這個平台的優勢。但是，基於微信平台的紅包捐助是建立在熟人圈子的基礎上，與微博的開放式平台截然不同。如何將熟人經濟轉化為持續的捐助力量還有待思考。”她說。

作為小菲陽捐助事件的主要參與者，信任和持續性也是常鵬非常關心的話題。“此前的現場捐助活動上，我是以攝像師的身份參與其中的。其實錄像行為的本身，就是為了增加事件的透明度，讓公眾產生信任。”他說。

當捐助紅包從四面八方“飛”到自己的微信賬號時，常鵬也在第一時間考慮到了捐款的透明度問題。“起初，我將韓文靈的受捐信息標注在頁面的最底端，加上銀行匯款的方式比較麻煩，因此不少好友都選擇將紅包發給了我，我再一個個轉發給韓文靈”。

但是隨著金額逐漸增大，常鵬很快意識到這個方式不妥當。“我是出於個人意願的幫助行為，並沒有任何利益因素。我不希望因為接觸了捐款，而讓朋友們對我的初衷、錢的去向產生疑問。”於是，常鵬便將韓文靈的微信信息添加在顯著位置。

“我的感受是，捐助者對捐款的去向其實非常敏感。一些很小的細節都會影響信任度。”據他回憶，由於韓文靈並不能熟練運用微信功能，很多朋友的捐款遲遲無人接收。“不少人還因此給我打電話，詢問她是不是真的需要捐助？為什麼不接收紅包？實際情況是，她起初並不能熟練使用微信，加上捐款太多，頻繁死機”。

作為受捐者，韓文靈也在盡力讓捐助者感受到誠意。雖然操作並不熟練，她仍堅持向每個捐助者發送收到紅包的截圖，並且一字一句地打下感謝語。“謝謝你的祝福和50元捐款，謝謝了，太感謝了。”“謝謝你的100元捐款，真的非常感謝。”“雖然見不著面，但希望大家能感受到我的感謝。”她說。

“這件事情之所以從最初就能得到信任，主要是源自朋友們對我個人的信任基礎。但是隨著事情不斷進行，僅僅依靠個人的資源肯定不夠。之前我們就曾擔心，春節過后捐款會不會銳減？畢竟韓文靈需要持續的而非一時的幫助。所以，還是希望可以得到相關機構的關注和介入。每天會發生很多不幸的事情，個人的救助力量還是太分散、太有限。”常鵬表示。

目前，對於“紅包捐助”的信任及持續性議題，不少公益組織已經作出了嘗試。麥田教育基金會秘書長詹敏曾表示，近期會對微信紅包籌款進行總結，並向公眾進行反饋，還會向提供了真實通訊地址的捐款者寄出孩子們的感謝明信片，以此來告訴捐款者的捐款去向。

“免費午餐”廣州辦事處負責人方晴則表示，通過騰訊公益“一起捐”募得的金額都會及時顯示在籌款鏈接中，保証過程透明、公開，相關工作人員也會前往學校監督、檢查。

針對這一捐助模式的發展，趙若彤給出了幾點建議。“任何一個公益項目能夠做大做強，首先必須保証項目資金的公開。對於微信紅包這一公益模式，騰訊公益應該率先做好表率，在自身平台的公信力打造上必須進一步加大力度。其次，在發起一個公益項目時，如何用一種更有趣、更貼近百姓自身的方式來打動大家，也是提高人們參與熱情的有效途徑”。

此外，趙若彤建議，在各個公益項目的執行上，團隊應該提高效率，提高執行力度，拖得太久，也會影響大家參與的熱情。對於新媒體傳播平台來說，沒有安裝微信和微信支付的人肯定不在參與的人群中，因此，新設備、軟件的普及也直接關系著這個公益平台的發展前景。

對於韓文靈而言，治愈女兒的道路還很漫長。“目前的捐款一個療程就花得差不多了。醫生建議要做8次化療，或者更好的選擇是進行骨髓移植。這樣治療一次性花費很大。我也因為花銷問題考慮把她帶回家休養，但醫生說這樣做癌細胞又會死灰復燃，之前的努力都白費了。”韓文靈說。